“穷”能赶“富”

“穷”和“富”是对立的两面,这两个对立面,在旧社会里存在过,在今天的新社会里也还存在着。但是,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穷和富。在旧社会里,穷和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剥削所造成的。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耕畜和农具;贫农则没有或有很少的土地、耕畜和大型农具。富有田连阡陌,贫无立椎之地。贫农、雇农只有租种地主的土地和出卖劳动力,受     

恶势力何以猖狂

恶势力何以猖狂冷向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很快打垮了地主恶霸、流氓地痞，黑社会势力一扫而光，人民安居乐业，路不拾遗……然而不知何时，共和国的土地上又滋生出一批又一批新的恶势力。旧社会只在偏僻山林或黑夜发生的抢劫、强奸，今天时有发生。“开车...     

关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来龙去脉

长期以来,对于红二、六军团一九三四年十月会师于何地的问题:一说是木黄;一说是石梁;一说是南腰界;争论不清。为搞清这个问题,我们查阅了报刊已发表过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又实地考察了木黄、石梁、南腰界等地,察看了有关的革命历史文物,走     

南腰界会师开启红二、红六军团 团结奋斗新征程

<正>1934年6月，红三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到川黔边创建以四川酉阳南腰界（今属重庆）为指挥中心和大本营的黔东苏区。1934年10月底，在贵州沿河水田坝、江口苗王坡、印江木黄等地，终于接应到奉命先遣西征的红六军团，两军在南腰界胜利会师。南腰界会师是中国红军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红二、红六军团踏上了并肩作战、团结奋斗、共创辉煌的新征程。     

德令村的来历——记一个村长的故事

在庄河市尖山乡德令村的向阳山坡上,埋葬着一位坚贞不屈的革命烈士.圆形的基前,竖一石碑,镌刻着七个大字:“孙德令烈士之墓”.孙德令,1904年出生在一个世代靠租地作佃为生的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困苦,他勉强读了几年私塾,从十几岁就开始给地主放猪、扛活,一直到30多岁.1937年,大灾欠租,孙德令大年三十外出躲债,妻子却被地主逼债致死.在家破人亡的灾难时刻,他又被日伪抓去做了三年劳工.家中抛下年迈的双亲和3个幼小的儿女,他满腔悲愤,呼天不灵,呼地不应.他做完劳工归来,因他的反叛精神和抗争情绪,又被警察投入监狱.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他和劳苦大众一样,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受尽了     

新海县的土地改革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海林地区掠夺了大量满拓地、开拓地和军用地。1932年3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海林地区后，一部分地主逃到外地，另谋生路；一部分地主则充当汉奸，变本加利地压榨、盘剥贫苦农民。从1933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强行低价收购和抢占土地。两年多时间，满洲开拓团、日本自警队就在海林地区抢占土地约占全地区耕地面积的40％以上；汉奸恶霸地主占有土地约占30％以上；没有房子、土地、牲畜的农民占农村人口总数的70％以上。     

“没收地主土地”与“没收大地主土地”——共产国际土地革命基本主张在中国的异变

共产国际依据列宁有关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导中国革命,从一开始便以农民运动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并试图制定中国革命的土地纲领。虽然1923年5月制定了在中国实行土地革命的基本策略,但共产国际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最基本的主张是没收大土地占有者即地主的土地,而中共将大土地占有者翻译为大地主。由此不仅导致双方所称"地主"名同实异,在土地革命基本要求上更存在分持没收大地主土地、没收地主土地主张的矛盾。中共中央也因此长期在理论分析上混杂以"地主"、"大地主"作为与农民敌对的阶层,在策略制定上却仅针对大地主。     

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作用

过去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严重失误,究其原委,固然有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原因,但认识上的片面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有一种意见似乎认为,在旧社会印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都是为地主资产     

论琼崖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中的创举

琼崖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较早地制定了土地法,最早实行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及公田,给地主家属分配土地,予以生活出路的土地政策,最早提出以乡为单位、以肥瘦为标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充分显示了琼崖人民的革命首创精神,使孤岛上的红旗始终不倒.     

童养媳当红军——少年康克清纪事

罗塘湾里弯又弯,穷人苦楚说不完;朱毛领导闹革命,桂秀当了"花木兰"。这是1928年康克清当红军时流传的一首歌谣,至今仍然脍炙人口。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位于赣江河边,有一片片绿草地,有一垄垄稻田,有一座座连绵青山,山水相映,风光绮丽。在旧社会,田地山岗被地主老财占有,农民脚打鼓一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土地所有权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土地所有权政策经历了从"没收一切土地归国有的政策",到"没收地主一切土地归国有政策",再到"没收地主一切土地归农有政策"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演变过程.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探索,不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终于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所有权政策,为根据地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及中国民主革命的向前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当前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略述龙海县党组织的早期革命活动

(一)龙海县地处闽南九龙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素有“地兼山海之利,物并鱼米之丰”的称誉,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地主三位一体,狼狈为奸,吮吸着龙海人民的膏血。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与龙海只有一水之隔的厦门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美孚洋行,德士古洋行,亚细亚洋行等帝国主义势力也随着渗入龙海的石码、海澄一带。继     

游步瀛：英雄之花绽放三河坝

文武兼备的黄埔军校高材生游步瀛，又名步仁，1903年出生于湖南宝庆（今隆回县金石桥镇）。金石桥位于雪峰山麓，这里民风纯和，人们世代耕种为生。游步瀛的父亲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农民，勤劳质朴，平和谦让，在乡里具有良好的人缘，靠租种地主土地养家糊口，因为善于耕种，又在农闲时贩些东西到乡村走卖，     

谁持彩练当空舞 凤凰翱翔报泰来——记海口市“十佳”职业道德标兵张冠彩

张冠彩的名字，在海口市秀英地区几乎妇孺皆知，人们戏称之为“地主”。地主者，土地之主人也。曾几何时，曾列海南省房地产十杰企业第五位的秀英土地房产开发公司，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不断成长壮大，创造了令人目眩的辉煌——没有分文债务，银行存款达3亿元之巨!作为公司开拓者的他，自然声名远播。然而，世事多变，时过境迁，在张冠彩调任后不久，陶醉在往昔灿烂之中的秀英房产人，竞让时代的良机一次又一次地与自己失之交臂，光荣与梦想在无情的市场经济面前终归沉寂。     

魏氏庄园主的身份辨析

魏氏家族所得官称是通过“捐班”获得的虚衔 ,并没有真正为官从政 ,因而冠以“官僚地主”的称号不确切 ;魏家以经营商业致富 ,以积累土地守财 ,可称之为商人地主     

酉阳革命历史遗址遗迹掠影

正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位于酉阳县南腰界乡南腰界村5组。1934年6月,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来到酉阳南腰界,以南腰界为中心,开辟了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红三军司令部驻扎在原清末秀才余兰城私宅(余家桶子),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室以及贺龙、夏曦、关向应的办公室或宿舍也安排在宅内。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     

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逻辑起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共两党土地政策的比较分析

中国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直接导致了农村贫穷落后、农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悲惨局面;地主阶级同广大农民阶级尖锐对立的残酷现实,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逻辑起点。国民党由于历史原因和自身阶级局限,以及中央保守势力占据统治地位,基层政权被豪绅地主把持,不可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动员广大农民参加革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积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宝贵经验。     

和平土改与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革

1946年秋至1947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和《陕甘宁边区土地公债实行办法草案》,以政府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承购的方式进行了和平土改。和平土改的试行,改变了边区土地占有关系,贫雇农因和平土改政策获得了部分土地,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生活水平也得到切实改善。土改也改变了乡村社会秩序,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地主开始从事农业劳动,并改变了原来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二流子也在政府的帮助下依靠劳动改变了原来好吃懒做的坏习惯。解放战争初期的和平土改政策虽然时间较短,但为中共的土改政策增添了丰富多彩的一笔,成绩和历史贡献应予肯定。     

农民何以不愿种田

笔者回到乡下，堂弟对我说：“慧平怎么不回来 ?我代他种的责任田不打算种了，我几次捎信要他回来把责任田交给别人种，他总是借口没时间回来。”听了堂弟的话，我感到莫名其妙：农民靠土地生存，旧社会苦于没有土地，为了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有了土地为什么不愿意种呢 ?堂弟见我迷惑不解的样子，就给我算了一笔帐：一亩中等水稻田，正常年景可收稻谷 900斤，每百斤稻谷可卖 50元，每亩年收入 450元。而每亩需要农药、化肥、种子开支 140元，农业税 70元 (含特产税 )，上交提留 50元。除去这些开支就只剩下 190元了…     

怎样正确看待土地改革运动

近些年,社会上不时出现对土改必要性与合法性质疑的声音,诸如地主并非是小说《半夜鸡叫》中周扒皮那样的人物,实际上他们有的省吃俭用、为人厚道,有的热心教育、济困扶危;地主出租自己土地是正当经营活动,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