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ysterical Attorney: The Legal Advocate Within Lacanian Discourse Theory

In this essay, I apply Jacques Lacan'sfour discourses to the legal profession. A lawyer –i.e. a legal expert – engages in the Master'sdiscourse when he writes the law; he engages in theUniversity discourse when he interprets or attempts tojustify the law. In contrast, an attorney – i.e. a legal advisor – engages in the Analyst'sdiscourse when she counsel's her client; she engagesin the Hysteric's discourse when she represents herclient. From a Lacanian perspective, the two lawyer'sdiscourses are masculine, while the two attorney'sdiscourses are feminine. I divergefrom Lacan's view that the Analyst's is the mostradical discourse. The insight gained throughanalysis can only challenge and change the law iftranslated through the Hysteric's discourse. Consequently, despite dominant sexual stereotypes tothe contrary, to be an effective advocate should takeon a radically hysteric femininity.     

公务员精神与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精神来源于公务员制度的本质规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务员制度决定了中国公务员精神与西方公务员精神既有相同之处,又在“政治中立”这一点上有着根本的区别。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务员制度的不断完善,公务员精神的内涵也应当不断丰富和发展。公务员精神体现了公务员制度中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职业精神和时代精神。当前最为迫切的就是以个人自律、组织教育、制度控制、环境制约等为主要途径,从精神、制度与方法的有机结合上促使每个公务员真正成为“公务员精神”的实践者和体现者。     

民事基本法的平民化与民事公证

一、问题的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以下简称物权法草案)于2005年7月10日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征求意见以后,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在讨论的过程中,《新京报》率先以“看得见的物权,看不懂的物权法”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立法应该走“平民化道路”,还是走“专业化道     

民法典的实施与民事审判方式的再调整

民法典为民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加充实和完善的实体法根据。基于民事审判方式在民事审判程序运行中的特殊地位,民事审判方式也应为民法典的实施作出相应调整。我国传统的民事审判方式是在较长时期实体法缺失或很不完善的法制环境下的产物,由此也就形成了虽追求纠纷解决结果,但却不在意深究请求权基础和法律推理逻辑的"散点式审判方式"。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自洽的实体权利义务根据,为法律审判的"三段论"推理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民法典实施的强大社会"气场"也必将有利地驱动民事审判方式再次进行调整,转向以明确原告实体请求权有无为中心的"聚焦式审判方式"。这种转向使得整个民事审判过程将始终围绕着实体请求权基础、请求权要件事实展开审判活动,从而实现了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有效贯通和对接。使得以实体请求权及要件事实为中心的聚焦式审判能够更精确、细致地进行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并催生更具技术操作规范的"要件审判法",从而能够更有效率地解决纠纷,让人们真切地感知到个案解决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德国民法的继受与台湾民法的发展

米健(主持人):“中国民法建设论坛”第三场正式开场,论题是“德国民法的继受与台湾民法的发展”。“中国民法建设论坛”是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和比较法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高层次学术论坛,意在邀请国内外著名民法学家,对中国民法发展提出建设性构想并加以争鸣。首先,我要满怀敬意地介绍今天下午的主讲人,中国当今最重要的民法学家、台湾优遇大法官、台湾大学教授王泽鉴先生。可以说,王泽鉴教授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共同的举足轻重的法学家,他在中国民法学上的贡献,堪称当今之最,是和史尚宽老师一样的高峰。我们在1978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大陆学…     

“修正的共犯二重性说”之提倡

共犯从属性说以正犯着手实行犯罪为前提来限定共犯的可罚性,其虽有利于彰显人权保障机能,却无法充分实现法益的保护机能;共犯独立性说以共犯行为本身来把握共犯的可罚性,其虽能充分保护法益,却不利于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我国学界所言的“教唆犯二重性说”,误解了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的本旨,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的共犯二重性说.韩德两国关于共犯的规定立足于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的本旨,并予以一定的折中,从而实现了人权保障机能与法益保护机能之间的有机协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的共犯二重性说.比较而言,德国的规定更为合理,值得借鉴与提倡.     

民事诉权论纲

诉权是当事人因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或者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从而请求法院予以裁判解决的权利。诉权与诉讼标的是联系非常紧密的一对概念 ,诉权学说与诉讼标的学说更是迈着同样的理论发展脚步 ;诉权学说经历了从私法诉权说到公法诉权说 ,再到诉权否认说的三个阶段 ,实际上每一种诉权学说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一种完美的诉权学说至今仍然没有出现 ,但是公法诉权说的一些观点已经成为世界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通说 ;诉权必须具备程序上和实体上的要件 ,否则诉权便不能正常行使和切实实现。     

民事诉讼体制转型中的《民事证据规定》

一个法律规范的社会评价如何,其主导方面就是要看该法律规范是否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是否积极地调整了某种社会关系,使其向着积极的方面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在调整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关系方面无疑是积极、充分地反映了民事诉讼发展的需要。从民事诉讼实践的基本情况来看,笔者认为,这一点也得到了充分肯定。在《证据规定》施行二年之际,笔者并不打算从该制度运作实效角度来分析和评价《证据规定》,作为从事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工作者,笔者试图从诉讼体制转型的…     

Advocate General's opinion regarding challenges to distinctiveness

Formal invalidity or revocation proceedings must be broughtin order for the distinctiveness of a mark to be challenged;challenges to distinctiveness must not derive from the defendant'suse of an infringing mark.     

民事主体价值论

民事主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其个性化的价值特点,对这些个性化的价值进行分析可以找出民事主体整体的价值定位。民事主体除了对社会和个人的价值之外,还应注意到它作为一种制度在整个民法体例构建中所起的作用,即民事主体的体系价值。     

修改民事诉讼法应增设区际民事诉讼程序

回归后的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与中国内地的民商事交往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跨法域的民商事纠纷亟待解决。遗憾的是,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区际民事诉讼的规定。法院在处理跨区际的民事纠纷过程中出现了法律适用混乱的局面。2003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将《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纳入议程。区际民事诉讼应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独立成章,位于涉外民事诉讼之前,分为三节。分别规定一般原则、管辖和区际司法协助等问题。     

民法典编纂的碎片化问题

在我国,编纂民法典通常被认为是化解现行民事法律碎片化问题的法宝。然而,从民法典编纂的实际情况看,不仅没能解决现行民事法律的碎片化问题,反而使得碎片化问题更加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民法典编纂并没有摆脱长期以来主导我国民事立法的单行法思路的影响,过度依赖现行民事法律。要解决民法典编纂的碎片化问题,必须谨记编纂民法典的初衷,遵循编纂民法典的原则要求;淡化"两步走"方案,在审议《民法典分编(草案)》时一并考虑《民法总则》的调整;着重解决债法、物权法、人格权等重点领域的碎片化问题。     

“民法-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以欧洲近现代民法的发展轨迹为中心

民法与宪法的关系,在欧洲国家近现代法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民法最初的相对独立性,到后来受到宪法的深刻影响,再到最近的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民事交易法的独立性的重新强化,这些发展,是欧洲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展和演变的结果,也与欧洲国家宪法体制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样的过程中,欧洲国家民法的理念和制度,随着其所处的环境的变化,也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     

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从最高法院关于录音证据的司法解释谈起

证据的合法性问题 ,无论在诉讼法理论或者在司法实务中都是极具争议的话题。最高法院曾经批复私自录音形成的证据材料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新近颁布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此又语焉不详 ,在理论和实践中引起诸多歧见。为此 ,笔者从最高法院关于私自录音的司法解释入手 ,借鉴民事实体法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方法 ,深入分析了诉讼理论与司法实务中与证据合法性相关的几个问题 ,并就如何构建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初步设想     

民事诉讼费用的法律思考

诉讼费用是对实际利用了或者更多利用了公众购买的司法资源的社会成员所征收的一种调节 费,由于诉讼实际上兼具个体维权和实现社会整体正义的双重功能,因此,不宜将诉讼所发生的 全部费用转由实际利用司法资源的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的收取也不应与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提 供的有偿服务收费适用同一规则。我国现行诉讼费用制度参照商品经济模式和规则的做法值得 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