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着重点及对社会主义执政党理论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它解决的主要问题．因而理论的着重点不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着重点是执政党。它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决了执政党如何建设、如何坚持先进性、如何执政兴国的问题．形成一整套治党治国治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社会主义执政党理论的建构作出了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题的客观依据。那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回答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它们之间存在着内部结构关系,其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是主题的基础;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回答是主题的核心;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回答是主题的根本。     

把握重点,科学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解读

十六大以来,中央印发“纲要”．胡锦涛同志发表“七一”讲话．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要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个代表"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

陈登才撰文指出: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上,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问题上的创新。它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同“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在建设     

"三个代表"与"三个考验"

“三个代表”的重大意义和生命力在于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现实问题,对“三个考验”的挑战作出了适时而有力的回答。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它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向前进;它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使我们党能够永葆其先进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历程;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和核心内容。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丰富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历史命题中提出来的。其实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 ,但同时 ,也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进一步注释 ,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要求 ,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丰富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对三大基本理论问题的最新回答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自2003年提出以来，其内涵几经扩容和丰富，已成为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的建设以及科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外交往、祖国统一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个方面的理论体系。它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三大基本理论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过三次历史性飞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和系统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成果——论科学发展观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围绕治党治国两个方面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大理论就是新的重大理论成果。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理论主要回答的是治党的问题,而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则主要回答的是治国的问题。“和谐社会论”主要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则主要回答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和谐社会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构想,而科学发展观则是对怎样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成果。一…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