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惯的法律规制——以吸烟习惯为例

习惯入法是习惯发展的一种路向,而有些习惯却受到法律的规制。从吸烟习惯的法律规制来看,吸烟有害健康的信息改变人们的认识,使法律规制吸烟习惯获得社会的认同。就法律规制习惯的效果而言,除了提高规制的技术之外,还应尊重习惯变化的规律,采取综合的治理措施,才能达到法律规制习惯的预期目标,使法律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尊重和遵守,避免一种有法律而无秩序的状态。     

论习惯的法律规制——以吸烟习惯为例

习惯入法是习惯发展的一种路向,而有些习惯却受到法律的规制.从吸烟习惯的法律规制来看,吸烟有害健康的信息改变人们的认识,使法律规制吸烟习惯获得社会的认同.就法律规制习惯的效果而言,除了提高规制的技术之外,还应尊重习惯变化的规律,采取练合的治理措施,才能达到法律规制习惯的预期目标,使法律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尊重和遵守,避免一种有法律而无秩序的状态.     

悬概念及其法律实践意义

概念的基本逻辑类别是外延大于等于一的实概念和外延等于零的虚概念,如果一个概念的外延存在或存在状况是不确定的(外延或为一或为零),那么这个概念就是“悬概念”。悬概念具有动态性、探索性和根据性的特征,从逻辑上区分可将其分为肯定性悬概念和不肯定性悬概念两个基本种类。树立悬概念意识,在公、检、法、司的工作实践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论民事习惯的法律地位及其立法思考

习惯与习惯法在本质上具有统一性,即它们虽然与国家法一起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维护着社会秩序,但其本质都不是国家法,而是一种"规范".民事习惯作为本土资源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立法过程中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首先我们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的民事习惯调查,并在此基础上鉴别优劣.我们在选择民事习惯时,应该选择其中具有一定通行性、实用性、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又不与现行法及善良风俗之观念相冲突的民事习惯.     

习惯,还是习惯法：习惯在法律体系中形态研究

习惯、习惯法与民间法是当今法学界常用的三个不同概念,用来分别指称不同的规范范畴。习惯是法律的重要渊源,不管在来源与形式上,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习惯法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概念,在人类法律史上的存在却具有特殊的时代性与价值意义。中国古代对少数民族固有法与习惯,中原汉人民间各类具有规范性作用的＂俗＂并不用习惯法来指称,而是用＂刑＂、＂法＂、＂例＂和＂俗＂等。习惯在法律体系中成为法律的路径有二种：概括性承认习惯在特定条件下成为法律适用时的依据和把习惯作为立法来源,写入正式的法律,上升为成文法。习惯法在法律体系结构中有两种模式：法律与习惯法并存和特定法律适用中习惯成为特定案件与事件的依据而成为习惯法。     

法律的精神

本文整体都是围绕法律精神来写，文章首先区分了法的精神与法律的精神，阐述了法律与法律精神的含义，并结合道德精神来说明法律精神的意义，分析了我国当代法律精神的现状，最后对我国法律精神的培养做了自己的一点思考。     

论多法域法律体制的形成及其意义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后,在我国形成了多法域的法律体制,即以香港法制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和以澳门法制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又有我国内地所特有的中华法系。这一多法域法律体制的形成,在我国法律与法制尚不健全和完善的情况下,时实行依法治国,加速我国法治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应当认真学习、研究和吸取。     

论权力对法律的意义

权力对法律的意义反映在权力与法律的相互依存、相互从属的关系上,但权力对法律所产生的意义在不同的社会里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一是在人治社里,法律成为权利的工具,即法律工具主义;二是在法治社会里,法律凌驾与权力之上,即法律至上。     

法律适用中的商事习惯类型化研究

商事习惯类型化是对习惯类型化的一种承接,综合商事习惯的契约性、自治性、商事属性,商事习惯的类型表现为(单主体)行为型商事习惯、(多主体)行为型商事习惯;惯例型商事习惯;(成文法吸收的)法律型商事习惯以及(成文法未吸收的)法律型商事习惯。在类型化商事习惯到归纳与界定商事习惯的过程中,术语学视角是法学解释方法论的一种延伸,通过“双成分词”的“种—属范畴比较法”可知,现行立法和司法中对“商事习惯”相关表述的混用实为一种混淆。商事习惯应为商事领域内,以商事活动为行为内容标志,以反复实践及团体约定为形成途径的习惯性作法和规则。认识商事习惯将最终落脚于商事习惯的法律适用,在适法性判断中各类型商事习惯“社会评价程度”与“背离公序良俗可能性”呈反向趋势,适法的商事习惯适用顺序可进一步细化为：行为型商事习惯—商事法律(含成文法已吸收的法律型商事习惯)—惯例型商事习惯—法律型商事习惯(成文法未吸收)—民事法律。     

论公序良俗原则对习惯及习惯法的权衡

习惯、习惯法及公序良俗均为不确定的概念,因内涵上相互交融而难以完全区分。习惯与习惯法具有自发性、区域性、非正式性等特征,其适用可弥补成文法的不足,有利于现代民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就功能论而言,公序良俗原则是习惯与习惯法的过滤器,起着净化习惯与习惯法的作用。也就是说,无论是习惯法还是事实上的习惯,只要违反公序良俗,均无适用的余地。     

习惯性规则的法治意义

习惯性规则是人类社会需求的产物,是关系密切群体为了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和交往成本最小化的目的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和秩序安排.与人类社会共存的习惯规则和习惯权利,具有丰富的法治意蕴,它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是法律和法律权利的前身,是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和评价性标准,是法律的权威性内容.习惯性规则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利益调整和纠纷解决作用,维系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工具.     

刑法之确定性及其法治意义

在理论上，刑法之确定性意味着刑法制度本身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发现刑法问题之正确答案的机制；在实践上，刑法之确定性则表现为刑法制度所坚持的明确性、稳定性、可预见性等诸多具体标准。法律的确定性是法治对法律的基本要求，刑法之确定性则是包含在罪刑法定这一法治原则之中的一项当然要求，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     

藏区民间纠纷习惯法解决机制——从法人类学考量

对于法人类学而言,社会纠纷的产生与解决对社会平衡稳定而言意义重大,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纠纷是主体间均衡状态的秩序倾斜,研究纠纷的发生、成因及解决方式是法律研究新的命题和方向,这样的研究成果会成为社会变革的导火线或动力。对于纠纷的解决。规则制定尤显重要,但规则又与权威、文化等要素息息相关。藏区存在特殊的高僧解决民间纠纷的模式,这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了藏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解答了霍布斯提出的“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命题。     

法律原则、自由裁量与良法价值理念的构建

实证主义法学与新自然法学派博弈之论点在于法律是由单纯法律规则还是由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政治道德构成的。实证主义法学在强调法律为双重规则统一体的基础上,承认包括法官造法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而以德沃金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派则认为法律构成除规则外,还存在原则和政治道德等因素,且主张自由裁量行为是法官在法律规定幅度内的司法行为,如超越此圭臬,就是一种法官的恣意行为、不正义行为。两者在法律构成上的长期激烈争论,旨在证成何种构成模式的法能最大效应地体现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和秩序的规范价值理念,或言之,法律应具有何种有效体系,方能消除人治状态而实现良法之治。     

刑法概念的法哲学问题

刑法的概念既重要又危险,而如何使其科学化却是被忽视了的法哲学问题。从刑法与道德和政治的关系出发,能够为重新理解刑法的概念开辟新路径。任何时代的刑法都是自己时代的公共道德与政治权力相互结合的产物,只不过由于政治权力的性质不同,这种结合方式亦会不同。现代刑法应具有对公共道德与公共政治进行双向控制的功能,而刑法生活是刑法道德基因所存在、表现的基本场域,回到刑法生活才是尊重和确证刑法之道德基因的基本途径。     

法科教育中法律仪式教育的意义及其实现

法律仪式作为仪式的一种特殊形式体现在法律运行的整个过程之中。法律仪式有规则化的（制度化的）与未被规则化的之分。规则化了的法律仪式零散存在于我国法律法规之中,呈碎片化特征。法律仪式教育在我国法科教育中散见于部门法学的教学中,内容多为规则化了的法律仪式。法学教课书中并没有法律仪式这一概念,未被规则化的法律仪式在法科教育中是不存在的。法律仪式教育对法科学生的技能与职业道德的培养有着积极意义。     

论“三个代表”思想对确立我国法律发展价值取向的重大意义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对中国的法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它有助于中国的法治建设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即中国的法制建构应当以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价值基础,以先进文化为价值内涵,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依归,惟其如此,法制建设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实现。     

传统的延续：习惯在现代中国法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多元调整性文化中，习惯是一种很重要的规范类型。在法律出现空缺的情况下，习惯就成为补充法律漏洞的重要规范依据。这并不意味着习惯就变成了法律。在没有被法律吸收之前，习惯仍然是习惯。法律赋予习惯以法律地位，使得习惯成为在没有法律的前提下，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依据和法官的裁决依据。这对包括中国在内以制定法为主要规范依据和来源的国家，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