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法治信仰的误区及其化解路径分析

大学生是推动社会法治文明的中坚力量,其法治信仰对全社会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当代大学生法治信仰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种种法治认识误区和实践误区。其形成的原因可从高校内部和高校外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探究。提升大学生法治信仰需要国家、社会、高校多元协同、形成合力。就高校而言,可以从构建法治信仰教育体系和优化法治信仰养成环境两方面入手。     

法院执行中当事人常见的八种误区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这是第一次将解决法院“执行难”问题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中。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社会的、经济的、法制的因素外,一些当事人包括权利人、被执行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对法律规定不了解或错误理解,也是影响执行工作的重要因素。执行中,一方面,有些权利人因认识上存在误区而丧失应得的利益,有些被执行人因认识上存在误区而心存侥幸,企图对抗法律,蒙混过关。在工作实践中,常见的几种执行误区有:误误区1法院判决后,什么时候申请执行都可以老李借款给林某,经多次催要林某一直不还,后诉…     

如此“法治观念”实不可取

目前,人们对法治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还不是很明确、清晰,存在若干误区。如以下这几种错误的"法治观念",是绝不可取的:第一,"法治是次要问题"。有人认为,在中国当下的转型时期,发展是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法治是次要矛盾或矛盾的     

论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建立

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具有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的功能。这种灵活、广泛、有效、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建立是必要而可行的,因为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是减轻法院压力、提高诉讼效力的需要,也是解决现代型纠纷的现实需要,而且我国具备构建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社会情势和人文观念。但是,我国目前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着观念上的误区与制度上的弊端,必须正确认识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与法治的关系,加强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自身建设,尤其要对现有的人民调解制度、法院调解制度及仲裁制度进行重构,以期更加完善。     

警惕“法治割据”!

近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了司法工作中的痼疾，这里除了行政的地方保护之外。司法的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现象也日益严重，一些地方形成了“法治割据”的局面、“法治割据”的实质，就是司法权力地方化。这种现象严重损害了中央的权威和国家法律的尊严，据调查，相当多的法院认为，凡是跨区域的案件委托外地执行的。一般都很难执结。有的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甚至规定本地法院不能受理本地欠外地债务的案件，也不能协助外地法院执行本地财产。据浙江省绍兴市中级法院对近几年辖区内一批久拖不决的执行案件的分析，发现这些案件基本上涉及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其他行政机关或与其有关的企业，其中涉及乡镇政府和其他行政机关的占到近一半。司法权力地方化现象必须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高度警惕，一旦让“法治割据”形成气候，我国日益完善的法制建设将前功尽弃，各地的司法机关就会“诸侯割据”，烽烟四起，安定团结的局面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松江区机关积极开展文明交通志愿者活动

近日，金山法院积极贯彻市高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动员大会精神。结合中央、市委、区委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郊区的指示精神。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郊区法院在新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司法服务。     

挪威的法庭令我思绪飘回祖国

在法院里出入自如 周二那天，我泡在卑尔根的哈德兰德法院，完整地旁听了一个刑事案件。那是一种灵魂出窍的奇特经历——看着眼前的挪威法庭，思绪飘回祖国，想起自己作为法治记者的一些“苦大仇深”的经历。     

在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中展现担当

<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南京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案案都是试金石”的司法理念，积极参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在国家优化营商环境评价中，南京法院牵头的“法治三指标”（“保护中小投资者”“执行合同”“办理破产”）均获评全国“标杆”，南京市“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项目被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评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     

润物细无声

心与群众更近了，工作干劲更足了，执法形象更好了。这是苍山县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法院的客观评价，也是每一名法官的真实感受，更是苍山县法院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带来的新变化。据统计，今年以来。该院共审（执）结各类案件1121件，案件质量明显提高，二审无一重大改判和发回重审。自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以来，全院出现了四个新变化。     

坚持不懈地推进“法治浙江”建设

建设“法治浙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浙江的具体实践，是依法治省的深化和发展。建设“法治浙江”工作涉及全局，是一项系统性、敏感性很强的工作。要深刻认识建设“法治浙江”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深刻认识建设“法治浙江”面临的重大任务，深刻认识建设“法治浙江”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切实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真正把建设“法治浙江”放在深刻变革的社会背景下来思考，     

为营造法治环境建言献策

本刊讯（通讯员曲冬）2月9日，市政协主席冯国勤与部分政协委员来到上海海事法院，考察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法治环境，调研上海海事领域法治建设情况。据介绍，上海海事法院管辖的陆地海岸线长达1137公里，管辖范围包括苏、沪沿海海域和长江水道浏河口以下通海水域。去年法院共受理海事海商和执行案件1981件，审结、执结案件2002件，案件收结数历年来均列全国十家海事法院前三位。在听取了市高院院长应勇和市政协委员、上海海事法院院长应新龙情况介绍后，潘福仁、黄文、程九龙、缪晓宝委员建议，扩大与国外海事仲裁机构的沟通交流，处理好国际惯例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促进完善我国航运法制，重视优秀海事审判法官“走出去”，进一步提升我国海事审判国际影响力。     

法治认知误区之厘清及对策

当前法治实践中存在法治影响发展、影响效率等系列认知误区,影响了法治推行的效果。法治是持续发展和效率的保障,公民素质不能成为法治效果不佳的托词,法治的生命力离不开公众的监督与参与,这些观念应得到反复强调和清晰的传递。走出认知误区应逐步摆脱政府绝对主导的路径依赖,注重发挥社会推进型路径效用,建立广泛的公众参与制度,同时更为重视程序和权利价值,不断弱化功利主义评价标准。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首都发展日新月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绩。1949年3月，北京市人民法院成立;1955年形成了北京市高、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格局。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六十年来，首都法院体验了民主与法治建设不断成熟与完善．见证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弘扬与发展。     

造就一支革命化职业化的法官队伍

加强法院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化法官队伍,是今后一个时期法院的重要工作。法官职业化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司法丈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必然结果,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开展法官职业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省各级法院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大力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全面加强法院队伍建设,努     

中国“智慧法院”已具雏形

<正>《法治蓝皮书》2月23日公布了"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对中国法院2016年的信息化建设和打造"智慧法院"的成效进行了总结分析,指出以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为标志的"智慧法院"已具雏形。《法治蓝皮书》认为",智慧法院"已在全国法院生根发芽,促进了人民法院工作向服务便捷化、审判智能化、执行高效化、管理科学化、公开常态     

弘扬社会主义法院文化建设高素质法院队伍

1995年建院以来，我院始终坚持把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作为推动自身长远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以文化建设为载体，引导全院同志牢固确立正确的法治理念，规范司法行为，恪守职业道德，公正、高效地履行审判职能，全面提升队伍的整体素质。十多年来，我院从思想政治建设、审判质量效率、法官教育培训、文化设施建设、法院文化活动和构建长效机制等方面着手，积极落实各项举措，营造浓厚的法院文化氛围。     

坚持司法独立有利于维护党的威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研究员李林在《北京日报》2007年11月5日撰文:弘扬法治精神,必须破除认识上的一些误区。比如,有的同志认为,司法机关坚持"司法独立"必然会影响或削弱党的领导和执政。这实际上是对我国社会主义     

法院绽开文明花——青原区法院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侧记

吉安市青原区法院自2001年1月16日挂牌成立以来，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扎实推行司法为民措施，实现公平与正义，获得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双丰收，谱写了一曲曲司法文明的赞歌，成立短短5年时间就被评为江西省第十届“省级文明单位”，当地干部群众纷纷称赞说“法院绽开文明花”。     

加快建设新时代现代化法院

浙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要萌发地和法治中国建设重要实践地.我们要勇当笃学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排头兵,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以党史学习教育、队伍教育整顿和"三个建设年"活动为抓手,深化"四项建设",加快推进现代化法院建设,切实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提亮法治"底色"、贡献法院力量.     

法治视角下的人治:内涵界定与概念辨析

自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将先秦儒法两家关于"治人"与"治法"之争误读为现代意义的"人治"与"法治"之辩后,我国近现代思想界的大部分学者均承袭了这一错误的思维视角。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从两种意义上对人治与法治进行了具体而深入地比较分析,不仅从理论上将人治与法治予以明确界分,而且首创了将人治置于法治视野中予以审视的思维视角。当我们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真正从法治视角对人治予以解读时,即可走出传统认识误区,科学把握人治的本质及其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