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并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中全面贯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内含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体现,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因此,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呈现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应的鲜明特色,它们是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是独立自主探索的法治现代化,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法治现代化,是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法治现代化,是推动全面协调发展的法治现代化,是促进和平发展的法治现代化。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法治神话,创造了新型法治文明样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法治现代化的成功模板和全新选择。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和伟大实践而成功走出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遵循法治规律、通向良法善治的法治现代化正确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法治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法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也是21世纪人类法治文明的康庄大道。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战略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发展目标是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路径选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面向未来,我们将以建设法治强国为目标、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蓝图、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要务、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基石、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动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不断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推进中华法治文明新发展,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     

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并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当前,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其在国际上所拥有的话语权并不匹配。为了更好地讲述中国教育故事,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迫在眉睫。本文将试图从话语体系的本质特征的视角,来阐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话语体系的构建受制于历史,具有公共性,并在实践交往中形成。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受到中国教育现代化历史的影响。它必须遵循一定的价值取向,促进人的主体自由,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体现教育实践的现实追求。据此,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策略为：关注时代之问;祛除西方中心论,批判借鉴西方话语;体现话语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处理好话语叙事与话语构建的互动关系。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双重誓言结构下的规则秩序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规则体系化的鲜明特征。规范性分析是认识和理解这一体系化特征的重要路径。以法律实证主义的视角分析,誓言所设定的义务具有独立于道德原则的规范性效力。因此,誓言作为一个事件,能够为承认规则理论提供有效的规范性支持,从而构成了法律规则规范性的重要来源。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之下,存在着入党誓言和宪法誓言的双重誓言结构。这一结构建立起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这两个规则体系之间的规范性联系。这一联系对于两个规则体系的形成,以及二者通过相互联系而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制度体系,进而形成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之下的规则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的愿景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篇章。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重要标尺和有力保障。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要体现法治现代化要求,具有司法现代化品格;要遵循司法客观规律,契合司法实践需求;要立足中国制度国情,传承优秀法律文化;要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借鉴海内外先进制度。实现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要从刑事司法理念现代化、刑事司法体制现代化、刑事司法程序现代化、刑事司法能力现代化等四个方面着力推进。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法治话语体系——第十四届全国法律修辞学学术会议述评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法治话语体系是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时代课题。深刻认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充分彰显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性,需要法治话语体系提供有力的话语引导与支撑。在我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科学的法治理论指引、革新的法治建设经验、先进的法治理念供给,为建构法治话语体系奠定了扎实基础、注入了强劲动力。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法治话语体系,需要我们创新现代化的修辞表达,以法治话语叙说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中国式的法理思维,用法治之理建构法治话语体系;提升法律方法的运用能力,拓展现代化语用的实践空间,增强话语体系的应用效能与实际影响力。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现代法治国家具有的共同特征,以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大众化的人本价值观念、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成熟的法律职业群体为基础,遵循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共同价值,包括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坚持权力分工和制约、坚持程序公平公正。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呈现出文化特征、大国特征、价值特征、时代特征、实践特征等固有特征。     

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构建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法治要义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深刻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集中外现代化理论之大成,提出了科学化系统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篇,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法治现代化神话,创造了一种全新版本的法治现代化样态,给世界法治现代化带来了革命性影响。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呈现出鲜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独立自主探索、以人民为中心、有组织有规划、价值目标高远、现代科技驱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法治现代化。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主体工程,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伟大使命,是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把法治贯穿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以高质量法治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建构方案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建构中国的现代法治,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方案就是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通过全面梳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实然与应然,可以概括出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法治领导体制、人民至上的法治德性准则、面向国家治理的法治功能定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法治历史意识等几个方面,占据了相对突出的地位,可以集中展示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描绘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既有助于总结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也可以展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     

论李大钊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探索亦是很早就开始的,这在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的法治思想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法律实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法制建设中深受李大钊法治思想的影响,他的民彝理论和国家建设思想夯实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理论根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符合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他基于国情的法治建设思想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提供实践基础,他的民生思想丰富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价值内涵。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深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阐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正确把握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必须认识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法治现代化,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法权要求的法治现代化,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主张的法治现代化,是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法治现代化,从而为文明社会法治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式的现代化:缘起 内涵 意义--兼论现代化视角下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中国式的现代”的提出是邓小平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总结世界现代化规律与当代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其实质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 ,是认识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一把钥匙。     

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修辞意义——第十三届全国法律修辞学研讨会述评

作为话语实践的法律修辞方法,应当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修辞意义。用法治话语言说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聚焦现代化建设的法治语境、彰显法治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诠释中国式法治理论的现代性,建构中国的法治话语体系和话语权,为世界提供法治文明的新形态;用法治思维阐释并指引现代化国家建设,在坚持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兼顾实质考量,提升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修辞、法律发现等法律方法的法治运用能力,用制度规范权力的行使;用法治意蕴充实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对其本质要求的法理阐释和法治转化,用法治方式和方法推进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各方面工作,拓展法治话语在人工智能、智慧法院、共享法庭等领域的实践空间。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政治要素观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新样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与实践遵循,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切实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代要求和路径逻辑。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构成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向性要素、立场性要素和道路性要素,这三种要素为推动和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必须秉持的政治要素观。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展开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推进法治现代化,彰显人权保障理念。当前我国的前科规定较为混乱,前科制度出现了明显的僵化问题。在我国,轻罪时代正在来临,犯罪治理明显不同于以往,此前主张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不具有可行性,这一来临急速催生了数量庞大的轻微犯罪群体,实践中的现有解决方案无法有效降低该群体的数量,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相对较低的他们对自我犯罪人身份的认同度极低,僵硬的前科持续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实质性地阻碍了其复归社会,“惩罚过剩”问题突出,若不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当,该群体有走向社会对立面进而引发社会治理隐患的巨大风险。扩张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是治标之策,增设轻罪时代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才是治本之道。迄今为止不同的构建方案基本定型化了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实体内容,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地完成立法,也应分步骤地循序推进。     

论以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

世界上自下而上的内生型和由外而内的移植型两种法治现代化模式均不适用于中国,前者在中国因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中断,后者因其结果导致中国沦为西方附庸国而不能被中国所接受。党的十八大以来创造的以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式,是历史的选择和现实的要求,是全面依法治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要求,是全面依法治国须有人事组织保证的要求,是率先建成法治政府目标的要求,是提高我国司法公信力的要求,是法治重在约束执政权普遍规律的要求。实践已经证明,以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有效,主要表现为：中共中央成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很好地发挥了总设计师、总规划师、总指挥、总工程师和总监理师的作用;按照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执政原则,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贯通了执纪和执法,使执政者保持廉洁公正;通过建立健全党内法规体系,带动我国法治各个领域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来的以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政党驱动法治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认真研究中国政党驱动型法治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丰富发展人类社会的法...     

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开创人类文明发展新阶段和重塑人类文明发展新格局的现代化,也是促进中华文明形态提升和世界文明形态发展的现代化。在当今这个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全球安全、全球发展、全球命运的重大问题的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题中应有之义。深刻领悟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充分认识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重大价值,持续拓宽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路径,以新发展观、新现代化观、新文明观为指导,高质量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我们一定能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出将美丽中国建设和地球美好家园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并强力推动人类世世代代永续发展的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特色、标志与方法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既具有世界各国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具有中国模式的独特性,是人类法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构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样式的显著特征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正是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西方式法治现代化的不同。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以及党和国家二元并存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法治的现代化,没有法治这一方法作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总方法,具体需要遵循两种法治方法：一是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二是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法治化。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法律协同观

生态利益作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利益诉求,具有时代同步性、利益共生性、层次拓展性之特征。对生态利益的完整回应与表达,是构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法治体系的核心要求,应通过不同层次法律协同的展开予以实现。通过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协同,以党内法规带动法律规范体系“生态化”转型创新,并推进两者的规则衔接与协调,能够体现和规范执政党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法治体系的领导,充分体现生态利益的时代同步性特征。通过传统法律部门与环境法的协同,构建以生态利益为导向的利益衡量与转化机制,能够在推进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共存共生中保障生态利益的实现。通过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的协同,以环境司法专门化为主要实践路径,提升环境法对生态利益表达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能够充分回应基于“更优美的环境”而形成的生态利益层次拓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