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道德:乡规民约的功能期待、功能定位与实施效果的逻辑关系

作为乡村社会重要的治理手段,乡规民约的实施效果深刻影响着乡村社会的治理实效及其国家整体治理水平。通过对乡规民约的历史性考察,发现乡规民约的功能定位与实施的具体效果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关系。面对乡村社会巨变与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代挑战,当代乡规民约只有将其功能定位与乡民的需求高度契合,才有可能取得乡民的认可与支持,合作基础上的道德约束功能才能由此而产生并发挥作用。     

乡国之间:近代云南乡规民约浅析

近代云南的乡规民约带有显著地方特色,虽然它的管理制度和运作程序大体遵循与内地乡规民约较为一致的形式,但其内容更多地展现了云南独特的社会生活。依照参加者的身份,可划分为地缘性的乡规民约、行业性及宗族血缘性的乡规民约;依照功能与作用,可划分为以劝善惩恶为主的道德教化型和以弭盗防贼为主的准军事治安型的乡规民约。近代云南乡规民约体现出基层社会秩序的国家化形式日益突出,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与整合。近代云南这种"乡国"一体的政治格局彻底地消除了"市民社会"出现的可能性。     

乡规民约:一种重要的民间治安规范

民间治安规范与国家治安规范相比,是一种非正式的治安规范。民间治安规范按照不同的社会控制机制,通过治安原生秩序的生成及维护为从古至今的乡村社会治安秩序维护提供基础。乡规民约的组织性及治安直接相关性,与其他的民间治安规范相比,在维护乡村治安秩序中能够发挥着独特的指导、维护、评价、教育及预测的规范作用。其作为治安规范的作用机制可以通过乡规民约的存在形态、乡村治安秩序相关行为体系以及乡规民约的治安规范作用体系三个要素来构建。     

乡规民约的法治功用及其当代价值

自乡村组织存在之日起,乡规民约便产生和不断衍生发展,并在传统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历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然不能忽视乡规民约的价值和作用.回顾乡规民约产生的历史,揭示乡规民约的伦理性特点和法治功用,提出乡规民约的当代价值,旨在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自治的新途径,期望在健全和完善乡规民约的建设中,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健康发展.     

当代乡规民约语词三题

乡规民约的语词应该具有准确性、简明性和生动性.当代乡规民约语词的变体与国家制定法关系紧密,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时代性和地方性.同时,乡规民约语词使用中也出现了为规避国家制定法的语词变体现象.乡规民约的语词不能与国家法语词所要表达的规范含义相冲突;乡规民约的语词使用必须满足其在句子构造中的语法功能;要正确处理乡规民约语词的抽象性、模糊性与具体化、明确性的关系.     

法经济学视野下的乡村治理规则选择

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细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以乡规民约为核心的民间法是主要治理规则。当事人对治理规则的选择背后隐含着重要的经济学意义。在乡村治理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共存应当构成现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架构。乡村治理的良性实现有赖于科学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半熟人社会”农村治理法律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费孝通先生眼中“熟人社会”的农村受到极大冲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身份型农村社会正逐渐被以利益为中心的契约型社会取代。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农村目前正处于半熟人社会型态,“法治”“人治”“宗法”交织在一起,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因此农村治理目前面临三大难题: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的冲突;农民法律意识的缺乏;基层农村司法制度的缺陷。本文从法治化角度出发,探寻解决乡村治理困局的方案: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的良性互动;提高农民法律受教育程度,加强农村普法宣传力度;完善农村司法运行环境。     

乡村纠纷解决中的实施教化——以甘肃临夏乡贤宣讲“卧尔兹”解决纠纷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对于西北地区而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权威即"乡贤"~([1])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教化解决纠纷以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乡贤通过宣讲"卧尔兹"的教化方式,采取劝导、训诫、教育的宣讲方法解决纠纷,其教化目的实现的基本路径为"理解规范—强化认识—遵守规则",为当地社会秩序的维持做出了一定贡献。乡贤宣讲"卧尔兹"的教化方式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并以中国自生法秩序为基本参照,才能令其在西北地区的乡村治理中继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外在嵌入与内在嬗变:乡贤文化治理的双重考量

乡贤文化治理依托于人际关系网络构建的社会资本、家庭和宗族主导的组织力量以及贤德追求为典型的教化、引领功能。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作为乡村有效治理的主要途径之一,在面临新的愿景的同时,也遭遇到异时异世的转换困局。在现代性介入、国家积极政治诱导外在嵌入及农村社会价值、心态重塑的内在转变下,农村社会发生了聚变。外在嵌入与内在嬗变造成了农村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破碎,家庭、宗族依托力量减弱,乡村内生德性导向逐渐消亡的直接性后果,成为了乡贤文化治理的制约因素。     

桂林市传统民俗文化中的廉政文化资源探析

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认知、信仰、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评价,是具体廉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桂林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在四千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廉政文化资源。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有助于培育良好社会风气;民间信仰中对鬼神的敬畏有利于约束腐败行为;家族文化中的家风家训能够涵养廉洁自律;接地气的民间文艺能够激浊扬清散播正能量。充分挖掘传统民俗文化中的廉政文化资源,利用民俗文化的独特内涵和丰富的表现形式,对于推动当代廉政文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乡土社会秩序形态与调解变迁

中国古代社会,法秩序之间的沟通依靠文化的整合,国家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教化式的调解达到了法秩序的沟通;在中国法律新传统中,国家通过"权力的组织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调解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在当代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调解的运作由于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仍然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对调解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必须依照法治的标准。     

社会控制视野下农民工返乡引发治安问题研究

近年来,农民工大量返乡引发乡村治安秩序问题频发,这一现象引起了各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对农民工返乡引发的治安问题表征进行解构剖析,发现乡村地区社会控制乏力是秩序混乱骤生的关键因素。参照全景敞视主义理论,以国家——社会互动为设计路径,在确保乡村秩序基础保障不变动的前提下,建构一条教化为先、增进监控、逐级解决、公安封底的微观立体化防控,是解决当下问题且短期可以见效的可行性进路。     

情法合一：中国特色基层治理之道——以D村人民调解实践为例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制度,是“枫桥经验”在基层实践中的重要体现形式。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D村人民调解案例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的乡村矛盾是违背了“情”“法”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人民调解需要综合考虑乡规民约和法律规则的共同作用,“情法合一”灵活使用多种手段才可以化解矛盾。但是,在调解过程中仍面临着乡规民约和正式制度的冲突、调解最前端的村干部缺乏主动性、调解决定的执行缺乏政策保障等问题,导致调解工作遇阻。因此,应该继续完善制度供给、赋能基层人员、教育民众遵守法规,将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之道更成功更广泛应用于乡村人民调解的实践。     

乡村振兴中乡贤作用及其充分发挥的价值意蕴探讨

乡贤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具体作用有:引领作用,提升乡村振兴向心力;助推作用,提升乡村振兴战斗力;教化作用,提升乡村振兴内驱力;协调作用,提升乡村社会共建力;咨政作用,提升乡村振兴创造力。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乡贤作用具有历史、文化、时代、执政等四个维度的价值意蕴。     

试论乡规民约的性质与效力

试论乡规民约的性质与效力张文中一、乡规民约的性质乡规民约是人民群众在基层党政组织的领导下，集中自己的意见和要求，经过某种程序形成的规范、守则。它是群众自愿制定的约束自己的规约，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效措施，是整顿社会治安的好方法。乡规民约的处延、...     

村治研究的发展轨迹、学术贡献与动力机制——基于1998—20O9年CSSCI检索论文的研究

村治研究是农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领域，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以“村民自治”、“乡村治理”为关键词（精确）检索1998--2009年CSSCI数据库可以得到840篇论文。从学术发展史的视角对这840篇论文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就可发现村治研究的论域已经从村民自治制度研究扩展到以乡村治理统筹农村政治社会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国家转到了村庄与国家相结合；村治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创造了一批对中国乡村社会有解释力的本土化概念，推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村治研究的发展动力是“乡土派”的引领和学术争鸣的推动。村治研究的学术发展史表明：创建学术共同体、开展学术争鸣、关注中国问题有利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村落价值与乡村治理关系的探讨

村落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结构和功能,并作为一个教化整体,规范着人的观念和行为,维系村落的生产生活秩序。本文阐述了村落空间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与乡村治理的关系,认为有效的乡村治理要以村落价值体系为基础,充分利用乡村的空间特点,熟人社会网络和丰富的自治和德治资源,提高乡村治理的有效性。     

乡规民约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乡规民约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田野调查,在对乡规民约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中存在问题调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乡规民约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中存在道德和法治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治理体系建设和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六十年中国乡村治理逻辑的嬗变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乡村治理经历了历史性的变迁,这个过程与现代国家建设密不可分,并且乡村治理明显服从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因此理解乡村治理的逻辑就需要从整个时代的意义、从国家与乡村的互动逻辑中去解读,进而形成对乡村治理变迁的整体性判断,并对当前的乡村治理现实与未来走势进行定位。     

六十年中国乡村治罂逻辑的嬗变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乡村治理经历了历史性的变迁，这个过程与现代国家建设密不可分，并且乡村治理明显服从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因此理解乡村治理的逻辑就需要从整个时代的意义、从国家与乡村的互动逻辑中去解读，进而形成对乡村治理变迁的整体性判断，并对当前的乡村治理现实与未来走势进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