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性格看日本的法制变革

在世界法制史苑里,日本的法制变革是非常显著的：古代法制隶属中华法系,近代法制则属大陆法系,而现代法制吸收英美法成分,兼属两大法系。这种法制变革与日本的民族性格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岛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汇聚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善于学习国外的优秀文化,富于模仿先进的社会制度,易于顺应最新的时代潮流。这些性格特征决定了日本法制变革的路径和模式,使日本法在当代世界的法律体系当中别具一格。     

二十世纪中国法制变革与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按照英国著名法律史学者阿兰·沃森的说法,即一条法规,或者一种法律制度自一国向另一国,自一族向另一族的迁移。移植涉及两个方面,即移出和植入。就移出而言,法律移植即为法律的输出、传播。就植入而言,法律移植是引进、吸收。两者共同构成一个“迁移”的过程。法律的输出和传播主要依赖军事扩张或法律文化本身的优越性,有时二者兼而有之。中外法律史上法律的输出和传播不乏其例,它是形成法系的必经过程。笔者这里所言法律移植则偏重于接受国对国外法的引进、吸收。所谓引进是指基于法制建设的需要进行某领域的立法时本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该领域立法经验缺乏或落后,为了推进法制的进步而将     

社会转型中的法律变革——以日本为例

以国际关系的变动为切入点,考察日本历史上重大的法律变革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比较日中两国近代法律变革所经历的基本路径及其得失成败,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法律变革的研究无疑具有启发性。     

论清末监狱改良中的日本影响

清末监狱改良是西学东渐在法律领域的表现之一，在此过程中，日本起到了媒介作用。清政府通过派遣留学生、聘请日本教习、派员考察等形式向日本学习了先进的刑罚理念，并接受日本专家指导，实施了监狱改良。本文在分析清末监狱改良当中日本影响的表现、实现途径的基础上，分析了日本影响形成的原因及结果。     

走向城乡环境正义——以法制变革为视角

城市环境趋向好转,农村环境不断恶化这种二元趋势的凸现,提出了我国的城乡环境不正义问题。城乡环境不正义问题的出现,不仅与我国城市中心主义环境法制有关,更与我国农民实质自由严重匮缺相联系。走向城乡环境正义,不仅要消解我国环境法制中的城市中心主义,更要实现城乡居民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利上的平等,并对农民权利实现的保障机制作出制度安排。     

浅谈清末修律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本文从研究清末修律出发,分析了清末修律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并全面阐述清末修律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积极影响。清末法制改革的成果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它对中国法治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清末修律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本文在最后分析了清末修律的历史缺陷,即它在立法理念上并没有真正完成法治主义的思想转变,立法内容上明显的不彻底性。     

论清政府在清末法制改革中的作用——从对法系的选择谈起

清末法制改革是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而为的产物,是多方合力的结果,但清政府在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不能忽视,清政府对大陆法系的借鉴模仿,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按照大陆法系的模式延续至今.     

私立法学教育与日本法制近代化的历史考察

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自由民权运动、法制现代化的需求是日本私立法律学校产生、壮大的历史背景,法律学校创始人的努力和明治政府政策的转变是法律学校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法律学校的发展促进了日本法制近代化进程,对继受法学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奠定了当代私立高等教育基础.     

清末司法改革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影响与启示

清末司法改革的价值因清廷的覆灭而未得以实际体现,但这场改革内容之多、见识之远、对中国现代法制影响之大,即使是在百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仍令人汗颜,对现今中国法制的改革和完善启示依然颇多。     

应对与变革：加入WTO以后中国的行政法制

对于中国而言,加入WTO,具有多重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到行政法制领域,更是如此.我们一定要以加入WTO为契机,从统一、透明、独立性的要求入手,努力搭建中国的行政法制平台,改革行政法制中与WTO规则不相适应的内容,推进新时期中国行政法制的建设.     

清末民事习惯调查与《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

有关资料表明,在清末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虽然立法者极为重视本国民事习惯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将本国民事习惯采纳为成文法。从宣统三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来看,本国民事习惯几乎没有对编纂民律草案产生直接影响。     

夹缝中的法律移植与传统创造——《大清著作权律》述评

作为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更多是外力催化而非自然生长的结果,因而深深烙上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印迹,其作为政治工具的诸多缺陷也非常明显。尽管如此,它还是打开了一扇窗口,使中国人开始慢慢了解和接受著作权观念,并成为中国著作权法发展的规范源流。《大清著作权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既是移植法律的过程,也是创造传统的过程。     

《大清违警律》立法源流探析

租界里丰富的治安法规及良好的实施效果为清末治安模式的转型提供了鲜活的示范,而日本刑法中的＂违警罪＂专编则成为了清末治安立法的参考摹本。伴随着中央最高警政机构民政部的设立,《违警罪章程》仓促登场,却很快就因粗糙简陋被《大清违警律》取而代之。后者的面世则是中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正式形成的标志。     

论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经验

清末是中国法学教育的近代化时期。在此特定的历史阶段 ,中国的法学教育一步步地突破传统模式 ,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教育的思想、方法来培育法律人才。清末的这种新式法学教育为促进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教育模式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推动中国法学教育近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办好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事业 ,以培养出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法律专门人才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清末立宪中的满族因素

学术界关于清末立宪的研究,主要纠缠于其是否为骗局,但是这并没有揭示该问题的实质。对满洲贵族而言,其关心的显然不是君主立宪制与君主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宪政对其权力构成的根本挑战。令其为难的是:不实行宪政,清政府将被推翻;实行宪政,根据代议制原则,其亦将失去对政权的控制。因此,面临现实的困境,满清政府只能采取拖延策略,直至被推翻。     

清代江南地区民间的健讼问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以清代地方志为基本史料,用实证的方法对清代江南地区民间的健讼问题进行考察,可以看到导致健讼产生的根本原因一是人口的膨胀,二是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的弊端。健讼给地方财政造成压力,加速了传统社会的解体,客观上有利于清末司法改革的推行。     

司法或政务：清代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

从现代西方三权分立的视角看，清代州县对诉讼的审断是司法行为。然而在中国，当时州县是统管一方的牧民之官，审断诉讼不过是他治理地方职责的一个部分，故其审断行为应看作政务而非司法。县衙不同于现代意义的法院，州县也不同于现代意义的法官。州县的铨选本不侧重法律知识，所针对的社会诉求也更多是伸冤而非维权，故其审断时主要考虑的并不是完成整个审断程序及严格适用律例，而是自主灵活地掌握程序与规则，综合运用情、理、律，以最便捷有效，也最能为当事人接受的方式了结纠纷，从而维护地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清末监狱改良思想的现代性

中国监狱改良思想的滥觞与兴起是近代以来的事情.1901年8月刘坤一和张之洞会奏之折以及1902年底赵尔巽关于通设罪犯习艺所的上书开启了中国近代监狱改良的思想之门.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进与预备立宪的进行,各种监狱改良思想亦随之涌现、渐至兴起并日臻成熟.清末监狱改良思想基本具备了西方狱制思想之现代性.     

清朝文官考绩制度及其实施状况

考绩是清朝对文官的定期监督制度。清朝考绩制度源于明制而又有变化 ,其定制时间是雍正元年。考绩有明确的方式和程序 ,在程序中对“注考”的要求最为严格。清朝考绩以“四格”评等第 ,以“六法”论处分。考绩评等中以京察一等、大计卓异为朝廷关注之焦点。清朝考绩的实施状况 ,自顺治至嘉道时期较之咸、同以降要好得多。如果宏观地考察 ,考绩制度终清之世未曾间断 ,而且在较长时间内能较好地正常实施 ,对于整肃吏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所以如此 ,主要原因是历朝君主极为重视和考绩立法较为完善。然而在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下 ,清朝考绩在实施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诸多问题 ,最突出的表现一是举劾夫衡 ,二是迎承为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