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重要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当前群体性事件中被广泛采用。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仍处于非制度化问责阶段。要使行政问责能够在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就必须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从"风暴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     

十年问责：制度中的符号学

官员问责,成为了行政问责制度中最显眼、最为人关注而其实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符号。7月,国务院问责吉林两起特大事故,两名副省长受处分。8月,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问责中,被撤去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复出,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官员问责再次被引入舆论中心。此时距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刚好十年。十年,官员问责一直在路上。     

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法律思考

责任政府是法治政府的核心内涵之一,而行政问责制度又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专家学者不断尝试从各个角度阐释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的必要性、重要意义以及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进路和方法。笔者围绕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借鉴西方的经验,从法律的角度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进行思考。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法治政府强化责任、改善管理、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与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功能,应从提高干部队伍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加快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加强“异体”监督问责、拓宽行政问责范围以及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等方面,着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过分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这一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要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来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

行政问责制度是行政领导未履行职责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由特定责任主体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构建行政问责制度，是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完善行政问责实体规范，明确问责主体、职责关系和问责标准，并规范行政问责程序     

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机制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机制作用的发挥。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关于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框架建设逻辑性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责任制政府建设的关键环节。行政问责制度框架建设应从人民监督制度体系的建设、行政机关系统监督制度体系的建设以及执政党监督制度体系的建设三个方面入手。     

关于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化的思考

问责官员频繁非规范地复出消弭了行政问责制的功效,破坏了政府公信力,虚置了人民权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复出制度的系统性缺失。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化建设应当遵循实事求是、公众参与、程序公正、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健全协调统一的复出制度体系,设定明确严格的复出条件,构建合理规范的复出程序,完善合理有效的复出监督机制。     

德重度污染曾引发问责风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经济处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但也由此引发了很多环境和公共卫生问题。德国政坛甚至还刮起了一股“环境问责风暴”。     

湖北武汉：治庸问责掀风暴

2011年4月6日,武汉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播放的一段视频材料,让在座官员如坐针毡。这段视频通过八个案例剖析了武汉市投资环境存在的若干问题,对于相关单位及人员更是指名道姓,毫不留情。     

行政问责与非正式制度的对接——兼谈剧组破坏环境事件

<无极>剧组破坏环境事件,彰显出行政问责制度的不足.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不仅包括一系列正式制度的更新,而且包括非正式制度的扬弃与重建.实施行政问责在注重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的同时,必须关注非正式制度的培育与改进.因此应建设行政问责文化以寻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路径.     

对行政问责制度的宏观思考

权力与责任的平衡,是法治对所有权力主体的要求.问责制度是推进法治建设的一个突破口,以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或不作为从而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旨在推进政府由无限、无责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的变革,具有重大的宪政意义.在问责的制度建设上,必须从问责的范围、程序、对象及执行四个方面进行宏观把握,争取有所突破.     

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比较分析

要理清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理清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如何使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基于这一理论,本文从问责的价值目标、问责内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四个方面对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进行比较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经过长期发展,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行政问责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这五个国家在行政问责类型的多元化、行政问责方式的多样化、行政问责制度的系统化和行政问责救济制度的完善化四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对五国的行政问责制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化行政问责制度改革和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官员问责”的法律困境与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官员问责＂方式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但由于面临种种法律困境,如行政法律方面的规定有缺陷、行政问责的依据不统一、行政法律的规定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等,使得＂官员问责＂实践步履维艰。因此,＂官员问责＂要步入法制轨道,必须尽快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法体系;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法》;落实行政法律,尽早实现行政异体问责。     

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进与退

行政问责制实质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种监督机制,对其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责任追究。在中国,问责制度已经被公众提上日程,但是并不完善,其走向如何,格外值得关注。要建立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度,切实做到问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问责制向更好更有效的方向发展,有赖于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官员问责”：呼唤从制度突破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各地陆续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行政过错追究暂行办法”等,特别是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了严格规范。在这种以权责对等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安排下,官员不肯或未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便没有资格或不必再持有权力。     

对行政问责模式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自行政问责制实施以来,理论研究者大都反思了同体问责的现实及其缺陷,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但并没有去检视异体问责主张的问题脉络与现实困境,也没有分析异体问责主张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发展限度等。作为两种不同的行政问责模式,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在行动结构、内容与程序、可控性和精神气质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同体问责是在政府内部分配问责权,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异体问责使政府接受外部的监督和控制,为宪政问责创造条件。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很难避免“官官相护”的弊病。异体问责是值得期待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扰同体问责的权力合谋的问题,同样也会困扰形式上的并体。对于有效的问责制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应当向谁负责,以及谁来对他们进行问责;为什么问责制没有得到落实,问责者没有行动起来,其激励和动力在哪里。答案就是,只有切实保障问责者的权力、能力和动力,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并使之得到真正的发展。     

十年问责:制度中的符号学

官员问责,成为了行政问责制度中最显眼、最为人关注而其实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符号。【编者按】7月,国务院问责吉林两起特大事故,两名副省长受处分。8月,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问责中,被撤去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复出,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官员问责再次被引入舆论中心。此时距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刚好十年。十年,官员问责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