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作为一项国际通行的程序,具有保障人权、实现实体正义的价值。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尚存在辨方承担启动程序的初步举证责任不够合理、法庭启动调查程序的标准过于笼统和抽象、公诉人证明取证手段合法性缺乏公信力、调查程序缺乏法庭裁决、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混淆、缺乏救济程序等诸多缺陷,应当适当降低程序启动证明标准、细化启动规则、规范侦控方的证明方法、规定当庭裁定、建立救济制度,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非法证据如何证明？——兼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出台是我国证据法制建设的一项创举。围绕该规则本身以及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既包括对时下讨论的回应,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笔者认为,要切实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必须厘清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分配;此外还有赖于律师积极作用的发挥、法院职权查找职能的正确行使以及一系列配套制度的完善。     

论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

新刑诉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创新规定所体现的中国特色,在具有较为强大的制度、实践优势的同时,也存在因难以满足排除机制的内在要求而可能发生的刑事程序失灵风险。规避风险的有效路径,在于足量掺入确保诉讼功能平衡、增强排除诉讼特性的要素,以规避潜在的任意排除、关门排除、自我排除、差异排除风险。具体设置上,一是可对应非法证据排除的两种不同排除模式,分别采用排除合理怀疑和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二是应以确保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诉讼功能的适度动态平衡为设置标准,审慎、合理地拟制非法证据排除的操作程序。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填补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空白,但在司法实务中仍有缺憾。文章阐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概念,围绕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剖析了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就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提出建议。     

审前程序中排除非法证据证明程序的构建

非法证据是否排除,将直接关涉到案件事实的认定结果,因此急需合理的操作机制加以解决。文章对审前非法证据排除证明程序的适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探索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程序。     

对我国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几点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限制刑事诉讼中国家公权力滥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然而纸面上的规则能否顺利转化为实践中的法则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只有对规则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完善,并辅以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充分的发挥其保障人权的重要作用。     

非法口供的排除与证明问题

口供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排除非法口供,严肃口供的合法性,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目前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但有不足之处,应以＂自白的任意性＂规则,作为理论基础。文章提出要明确证明责任,厘清证明标准,真正落实我国刑事法律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并重的理念。     

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建构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基于严密非法证据排除体系,规定公安机关也负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这不仅对督促公安机关依法取证,保障人权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及时补充控诉证据,提高追诉效率也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如何排除非法证据缺乏程序性规定,要使该规定得以落实,需要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非法证据审查机构、审查程序、非法证据证明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救济等方面作出合理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状及构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早已是当前刑事诉讼法学界炙手可热的话题，但相关研究多停留在引进照搬的层面，制度的引进必须考虑产生和适应的环境，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对“毒树之果”应予以阻隔，有条件地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和建议很有必要。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

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按照非法证据种类和多元利益衡量法的双重标准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应当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理分配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但是要降低证明标准并建立相关的辅助制度;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应当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庭前审查和法庭审理四个阶段中建立起检察机关、法院依职权主动排除非法证据和依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关于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查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重要课题.调查表明,非法证据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仍然十分突出.结合司法实践,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非法言词、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范围,以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证据为限;非法实物证据排除应设立轻微损害和利益保障两个例外原则;确立公诉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则不予排除.     

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主义之惑——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五大理论问题之解读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对非法证据尤其是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之排除及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的设计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从该文本在非法实物证据及其排除方面的阙如、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在程序设计上的不彻底性等几个方面来看,它所设定的仍是一种对非法证据有保留地排除制度,遵循的其实是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主义,因而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非法行医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从法律范畴上讲,非法行医行为可细分为行政违法行为、犯罪行为、侵权行为。作为侵权行为,尽管非法行医是非法的,但其行为对象为病人,行为方式为医疗诊治,理应视为医疗行为。无论是惩治非法行医者还是对受害者进行积极救济,有必要对非法行医侵权案件推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误区与规则重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忽视了诉讼结构加工信息的特有功能 ,证据具有的自在性、必然发现性以及公用性使得非法方法不能作为断送证据“前途”的合理理由 ,考虑到公民无权把隐私权和沉默权作为隐藏犯罪证据的手段 ,建议引入非法与合法事后证明规则以及收集证据人员的取证风险选择权     

刑讯逼供举证责任探讨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它对一国之司法损害极大。如何遏制刑讯逼供已经成为众多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从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的角度设置相对符合当前中国司法现状的举证责任倒置程序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将起到重要作用。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本土化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产生之日起就倍受争议,但由于它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在许多国家和国际条约中得到确认。在我国全面确立这一规则存在一些现实困难,所以应结合国情,确立对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的原则,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场。     

论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不适用性

证明责任不同于举证负担。无罪推定原则、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以及刑事诉讼结构的特点决定了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不适用性。但被告人在一定情形下有举证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