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消费进入中国时代

2011年，是必将记入史册的一年。这一年，一个叫“郭美美”的女孩搅动了整个中国。     

浅析我国刑事证据新标准——排除合理怀疑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在2012年的刑诉立法中得到修改,此次修改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引入了新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辅助性标准。通过理解分析"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内涵及要求,如何合理、熟悉地将这一标准运用到司法实践活动中更显示其至关重要性。同时,以此为契机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构建一套符合我国司法实践活动实际情况的证明标准体系。     

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中国意义

2012 年《刑事诉讼法》通过对“确实、充分”加以解释的方式间接地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二者结合的实践运用除了需要面对传统的适用困惑，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国式的实践挑战。法律规范的简单引入和实践中的具体运行并非等量概念，而这种适用中的差异和差异中显现的问题，却容易在同一“标签”的掩盖下为继受者所误读。就我国现状而言，“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的结合适用还存有配套制度、诉讼规则和体系化建设的诸多缺陷和问题，其中证据规则体系的完善应当成为我国证据制度建设的头等要务。“排除合理怀疑”的远期前景是在诉讼和证据规则的完善基础上充分吸纳其理论内涵。当下我们能够着力解决和亟须面对的，是其作为一种证明方法所应当做出的适应与改变。     

鉴定手段的安全性与合理怀疑

本案有两个值得令人关注的问题. 第一,作为鉴定方法,应当选用安全尽可能没有创伤、风险的方法.如果鉴定方法本身就存在对人体有创伤、危害,应当禁止使用.法庭启动鉴定程序,就是因为案件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专门性问题,需要请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予以分析和判断,鉴定行为不能在原有损害的基础上添加新的致害因素,如果鉴定方法一旦造成人体危害,不但不能明确被鉴定人原有的损害是什么,而且新造成的损害后果有谁承担责任,难以明确,这将使得法律纠纷的处理更加艰难.事实上在鉴定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情况,如采取损害、破坏的办法就可以一目了然,真相大白,但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都不会这样做.比如,患者疑自己的肾脏被切除了,如果鉴定机构实施剖腹手术,就可以弄清楚是原手术切除肾脏,还是发生了肾脏萎缩;消费者怀疑自己购买的商品不能经受外力撞击,如果鉴定人员直接实施外力撞击实验,就可以判断该商品能够经受多大的外力.本案卫生行政机关在判断患者卵巢是否被切除的问题上选用了腹腔镜手术探查,虽然腹腔镜手术风险小,但并不等于风险为零,试想一下,如果手术发生了意外或者其他并发症,其后果由谁承担,是患者,还是被告医院、卫生行政机关、实施腹腔镜手术的医疗机构?     

浅论“合理怀疑”的内涵

在“无辜不受定罪”的法律价值取向下,“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英美法系国家普遍认同的证明标准,是保障人权和现代法治社会提出的必然要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应当向陪审团指示“排除合法怀疑”的内容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法院和检察院之间,原审法院与上诉法院之间意见不一.本文简要论述一下“合理怀疑”( Reasonable Doubt)的内涵.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中国适用问题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作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判断标准.我国“排除合理怀疑”的主体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也使得该标准具有了一定的层次性,有利于减少片面追求证据完备的法定证据主义传统,充分发挥办案人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能动性.合议庭和审判委员是我国最主要的审判组织,其决议规则和对案件的处理程序存在自身的特点,在审判阶段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可能会遇到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予以积极探索解决.     

不再怀疑

两年前我离开校园,成为检察队伍中的一员,当时心中有无限的感慨和期盼。我这样向自己许诺:一手持正义天平,一手握法律利剑,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惩恶扬善!但是从检两年来,我也曾怀疑过……我怀疑,日复一日的热忱如何在惰性中坚持。现实的工作既非电影屏幕中永远正气凛然地挥斥方遒,也非侦探小说里始     

怀疑妻子刀砍“情敌”

王春，马鞍山市雨山区人，与妻子蔡红（化名）结婚近10年。去年10月初的一天，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却因一件小事掀起了轩然大波。     

怀疑妻子有外遇 动杀机

砀山县人尉兴云，今年56岁，20多年前和妻子袁某结婚成家。有过两个孩子之后，尉兴云开始在外地打工，只在年节时候才回家住几天，夫妻两人的感情一直是不温不火的。几年前，他就听到传言说妻子有外遇，对此他也问过妻子．但妻子一口否定。     

反思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以人的"主观状态"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不仅无法解决困扰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问题,而且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证明标准应当以人的主观推理活动为基础,揭示证据和待证事实之间的推理关系。"结论唯一性"标准虽然揭示了证据和待证事实之间的推理关系,但是却违背了刑事证据推理的规律;而"概率标准"不仅存在理论上的"悖论",而且也无法解决概率主观认定的随意性问题,同时还忽视了概率和证明力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如果把排除合理怀疑理解为事实认定者排除每一个辩方提出的或者自己推理出的与无罪相一致的积极怀疑的过程,并由此得出有罪解释是当前唯一合理的结论,可以较好地解决证明标准的适用难题。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美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该标准现在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标准，但该标准源于何时，理解上存在一定的争议。该标准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不同的人观点并非完全一致。法官是否应当在给陪审团的指示中明确该标准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理解上有分歧，法院间的做法也有差异。在定义该标准时，有三种方式。对于“合理怀疑”的解读通常采用同义词“道德确信”加解释。对于是否应当量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法律界也有不同的意见和方式。     

论美国排除合理怀疑的宗教逻辑

排除合理怀疑是美国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人有罪所应遵循的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宗教因素,主要表现在: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主体在宗教方面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对事实的评议;刑事诉讼法中带有宗教色彩的程序、制度对排除合理怀疑产生影响;排除合理怀疑中"怀疑"一词具有宗教性。美国法院允许事实裁定者在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过程中合理地考虑宗教因素。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把排除合理怀疑写入了法典。对美国排除合理怀疑的宗教因素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实质,把握其内核,从而有助于我国吸收相关经验与教训,形成具有我国语境特色的实际操作细则。     

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经典性表述 ,但其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于应否对其进行定义 ,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也一直争论非常激烈。对其涵义的界定主要有七种方式。当前 ,排除合理怀疑在西方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自身涵义过于抽象和模糊 ;二是司法实践中对其界定相互矛盾 ;三是缺乏可操作性。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实践把握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已得到理论界的普遍重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如何具体运用这一标准才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司法现实中,由于证明标准并非绝对精确,法官受自身认知能力及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对犯罪事实之认定可能突破该标准的约束,同时法官的道德因素也不容忽视。真正实现排除合法怀疑的证明标准作用,必须构建良好的司法环境。该环境不但要求法官高素质,而且要求法官能独立进行判断,更重要的是法官必须履行心证公开的义务。     

论我国刑事证据新标准——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现已明确写入我国《刑事诉讼法》。采用这一更高的证明标准,标志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重大进步。也是慎行思想的体现,保护被告人应有的人权。但在司法实践中需理厘清理合理怀疑的概念以及注意在不同案件中合理怀疑的差别性,这样才能运用好该标准。     

中国法语境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中国刑事诉讼现行证明标准的特点,一是以印证为中心,二是以客观性为基点,三是以可知论即认识乐观主义为理论根据,四是以目的为方法,在证明活动中的可操作性不足,五是普遍适用,缺乏区别和细分。应当分析"排除合理怀疑"的渊源,借鉴域外经验。从适用对象看,"排除合理怀疑"既针对证据的确实性,也针对充分性;它应用于证据的综合判断,也可以在证据个别判断中使用。"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证明方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积极建构与消极解构,以及客观印证与主观心证的不同语词倾向。二者在证明程度上既有一致性,也有区别,证据确实充分是排除合理怀疑的充分条件,排除合理怀疑是证据确实充分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刑事诉讼中运用"排除合理怀疑",需要强化疑点审查的"消极思维",以加强防错机制;将其既用为证明标准,也用作证明方法;"排除合理怀疑"可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案件,以及案件的不同诉讼环节,但根据不同情况,在实际把握上可以有所区别;在运用中应紧扣经验法则,并和"疑点排除"的中国经验结合运用;为便于适用,可作适当的语词性解释;应当以判例解释证明标准并推动其贯彻;能够通过展开心证形成过程等程序要求和证据法制度保障其成为有效的法规则。     

如何运用经验法则审查证据排除合理怀疑——以阿杜·艾瑞克诈骗案为例

诈骗罪案件中经常需要审查具有一定证据支持的犯罪嫌疑人辩解,对此我们完全可以运用经验法则通过常识、常理来判断,如果被告人辩解漏洞较多,且在关键事实上与掌握的证据相左,那么就应当运用经验法则排除被告人辩解的合理怀疑。     

诈骗罪中被害人的怀疑与错误——基于被害人解释学的研究

被害人对欺诈行为及事项表示怀疑时能否认定为陷入认识错误是诈骗罪中的一个疑难问题.传统见解持肯定态度,但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被害人解释学是主要适用于刑法分则中"行为人-被害人"关联型犯罪的一种限缩性刑法解释原理,它基于法益保护原则与刑法的最后手段原则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而被提出;其在该问题上所持的否定态度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值得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加以关注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