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软治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构

<正>基层社会生活的转变形塑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生态,催生了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的新变化。从治理能力来考察,以往基层政府所运用的硬治理工具和技术已经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实践中涌现出的诸多新问题,进而会阻碍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发展。在基层政府硬治理日渐受阻和治理能力弱化的情境下,以社会文化价值共识的形塑能力、社会心理的干预疏导能力和社会合作     

递进式嵌合：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践策略

新征程上,基层社会在结构性治理体系、过程性治理服务和功能性治理能效上面临着新的发展难题。社会工作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政策同源、理念相近、场域重叠和文化交织的独特优势和嵌合逻辑。社会工作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无法做到一步到位式的完全嵌合,而是需要根据新情况、新需求和新问题进行新治理、开展新服务、促进新融合。通过适应式治理、融入式治理、连接式治理及共进式治理等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递进式嵌合,提升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水平与服务能力,将助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好迈向新发展阶段。     

代理治理模式：一种统治类型的讨论--以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为分析单位

代理治理模式揭示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指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是政治治理而不是科层治理,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威权治理结构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代理治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代理治理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统合体系;代理治理与社会是一种统治关系;代理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代理治理模式的权力来源在国家,不在基层社会,向上级政府（国家）负责,与基层社会没有授权关系。代理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从基层政府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以民主法治原则来建构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在行政职能上建构政府治理的公共本质,在政治职能上建构基层治理的社会授权关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基层数字治理及其关系优化——基于治理关系中的基层避责与信息茧房视角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提升基层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疫情防控能力愈加紧迫。基层数字治理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支撑,治理边界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的层级化色彩,数据产生于政府向社会主体直接汲取的数字,数字收集与整理以上级政府需要为标准,且上级掌握数字控制权,数字运用在治理过程中呈现保运转、避责任的状态。基层数字治理的有效性逻辑体现在数字赋予基层治理社会动员和管控能力上,治理边界呈现出向下包容趋势,消解了基层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边界与责任模糊性的弊端。基层数字治理的关系优化依托数字赋能解决了治理中的基层避责、信息茧房等现实问题。     

浅议协同治理理论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对策。     

基层社会自治与社会治理现代转型

基层社会自治是社会成员通过社群的集合体共同行使自治权,即,"自己统治自己"的社会治理形式。社会治理现代转型的目标是要建构科层(政府)治理、市场(公司)治理与社群(社会)治理三种比较稳定的治理模式。在一个分权与结构分化的政治社会体制下,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和谐运行的社会治理功能体系,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有赖于社会自治的实现与高度发展。基层社会自治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是:第一,基层政府权威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第二,市场治理模式的主体和体系的重构;第三,把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还给社会,不断促进社会自治能力的发展与提高。所以,基层社会自治对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具有现代民主制度建构的重要意义。     

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困境及变革路径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半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快速转变期。从实践来看,基层政府存在治理观念陈旧落后、治理机制刚性僵化、府际组织协同困难等问题。官僚文化意识影响深远、学习型政府构建不力、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是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主要成因。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基层政府社会善治理念,建立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网络,构建现代法治型基层政府,健全治理评价追责机制,加强行政伦理常态化教育,是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实践要求和路径。     

加强党建引领 推进社区共治——上海嘉定马陆镇“We家行动”的实践与思考

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面对快速城市化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的新挑战,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探索"We家行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区共治自治做法,为城郊区基层社会治理探索了一条新路径,带来了许多启示。     

基层治理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黑砖窑事件”为例

山西"黑砖窑事件"表明,基层治理生态出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失衡:政府监管缺位,公共性丧失,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基层治理生态之所以失衡,是与利益、权力、社会以及文化等要素分不开的。要调适基层治理生态,这就需要再造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凸显公共性;再造公民社会,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再塑公众个人,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治理。     

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正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政治学看,社区治理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有序调适的过程,是要在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同步加强社会协同作用和居民自治作用。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体,社区治理的目的是满足居民对社区美好生活的需     

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与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给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严重挑战。如何治理群体性事件以便更好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摆在基层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起因于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和权利冲突,农民抗议和上访是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免受基层政府不规范行为的侵犯。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必须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应对能力建设

有效应对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和现实难题.提高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在于: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参与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模式.     

从整合到合作——基层乡村治理的一种共赢

随着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培育逐步加快,民主参与和法制建设步入建设轨道,基层治理的模式也开始转变。但是基层运行中积累的种种矛盾正日趋公开化、尖锐化,甚至向对抗性方向演化。基层治理的和谐应从以前国家单权利运行转而与民间充分合作。合作有助于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自治两方共赢。     

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基层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的"领头雁",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所依靠的最基本、最直接、最关键的力量。基层党组织同时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神经末梢,肩负着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基层的重要职能。基层党组织要紧紧围绕社会治理结构变化对基层党建提出的新课题和新要求,始终坚持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以基层党的建设创新引领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中心工作下沉:基层治理结构的重组及后果北大核心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资源、任务与监督密集向基层社会强力输送。为了回应基层治理的需求,基层政府出现了中心工作下沉的新变化。与中心工作制相比,中心工作下沉中的权力配置、组织结构、动员机制与考评机制等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其结果是从科层动员机制发展成为科层动员与社会动员的复合机制。基层政府中心工作下沉的新变化,展现了新时代以来基层政府面对组织任务与组织资源张力情况下的主动调适与机制创新。基层政府希冀通过动员和整合乡村资源来回应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进程,完成国家渗透的任务。然而,中心工作下沉也导致了基层形式主义的意外后果,出现“忙而不动”式执行空转、“甩锅”式任务与责任转移、“重完成轻质量”式信息汲取扭曲。     

回应型政治:农户需求与政府服务衔接的国家整合

国家整合能力的彰显取决于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三维均衡。农村公共政策之落实,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基层政府来维持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公共治理。毫无疑问,国家"服务下乡"是政府与农户的双向治理回应,凸显了农户诉求与政府服务的嵌入。基层治理的回应是通过政策实践与价值重构来折射城乡二元融合的时代镜像。对于长期存在的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治理危机必须通过"政策下乡"来解构,并通过"软治理"回应和制度异化的消解来革新多中心服务的价值理念,从而达到农户需求与政府理性治理格局的多元议题整合。     

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透析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多发、频发趋势.纵观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生之后,都由政府牵头处理,政府是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主要主体.纵向观之,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皆发生在基层社会,因此,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任务便显得格外繁重.那么,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是否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任务和要求相匹配?这关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效果.研究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的现状及提升路径,非常必要.     

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用及启示

正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广东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体制机制优势,为打赢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了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在党建统领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的成效,对国内其他地区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