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电商扶贫实施路径探讨

农村电商扶贫具有增收、节支以及提能的扶贫效应。然而,电子商务的扶贫之路还处于摸索阶段,无论是相关研究,还是实践经验都还相对欠缺。本文从农村电商扶贫面临的难题着手,通过分析总结目前国内典型的电商扶贫模式及相关经验,认为我国电商扶贫的可能性路径有:"贫困户+电子商务""贫困户+帮扶主体+电子商务""贫困户+合作社+电子商务""贫困户+龙头企业+电子商务""贫困户+电商环境"等。     

由面到点:教育扶贫政策的中国经验

教育扶贫是破解贫困问题的根本手段,在助力国家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历经以"面"为主的"普惠式"扶贫、"面线"结合的"多维式"扶贫、"线点"结合的"专项式"扶贫、以"点"为主的"精准式"扶贫四个阶段。扶贫方略由全国"面"上带动、区域的"面线、线点"协同推进,向以"点"为主的精准扶贫转变,并在扶贫理念、扶贫方略、扶贫方式等方面彰显了教育扶贫政策的成就,反映了教育扶贫政策的价值追求,是党和人民在教育扶贫方面的智慧结晶。新时期的教育扶贫政策要深度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理念,完善教育扶贫动态监测体系,搭建多维度立体式教育扶贫体系,提升解决新时代教育问题能力的精准性、高效性。     

领导干部当有四项基本功

正求是网2月16日刊登徐文秀的文章写道,领导干部当有四项基本功。第一项基本功: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学好用好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干部是党的政策的"代言人""执行者",肩负着上传下达的重要使命,理应成为政策的"播种机""传声筒",要成为"政策通",成为某一方面或领域的"活字典""一口清"。掌握     

我国社会转型中的风险及其治理

"植入式""压缩式""全面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造成中国社会兼具复杂性和两重性,出现了风险共生现象,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成功转型。通过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研究,探讨社会转型与风险共生的内在关联,"压缩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是风险共生的根源所在,其背后是缺乏有效的风险预防和治理体系。所以,建构关于风险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复合治理模式,对抵御和化解转型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何以失准?——国家精准扶贫与基层施政伦理

关于国家与农民无法精准互动的问题,既有的技术偏差、组织失灵、政治权变和关系运作理论都未能充分解释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施政伦理概念来透视国家基层治理问题,并解释精准扶贫何以失准。技术失准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扶贫的"帮穷"话语与基层的"帮能""帮亲""帮弱""帮需"等社群伦理产生了分歧与张力,而社群伦理则为基层施政者的"不瞄准"提供了伦理上的正当性。只有在国家总体话语与基层伦理话语中寻找一个有效的"中介原则",国家基层治理才能处理好施政行为的社会伦理问题,并且能够从施政过程中汲取社会伦理资源,从而再生产国家的合法性资源。     

新时期反贫困的浙江模式:创新、包容与共享并举

精准扶贫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抓手。按照国家贫困标准,浙江省已于2013年底解决了贫困问题。到2015年底,浙江省通过实施"百乡扶贫攻坚计划""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等措施,进一步解决了双倍于国家贫困标准的贫困现象。因此,梳理和总结浙江在反贫困过程中形成的创新、包容与共享并举的扶贫与抑制返贫经验,对于中国其他地域的反贫困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山东省选派“第一书记”基层扶贫的经验与启示——以菏泽市郓城县为例

2012年4月,山东省省委组织部从省直机关单位和企事业单位中选派582名优秀党员干部作为"第一书记"到贫困农村抓党建促脱贫。这是山东省省委省政府对农村扶贫攻坚工作的创造性尝试,是"行业扶贫""单位包村""干部下乡"三者的有机结合,该政策极大的提高了政府扶贫的"瞄准精确度",是对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自"第一书记"政策实施以来,该政策为贫困农村带来了重大的变化,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农村的经济发展条件,推动了贫困农村的基层党组建设,赢得了当地村民的一致认可。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与精准扶贫的互动及协同推进析论

农村基层党建与精准扶贫由传统的各自单线发展到当前的协同推进,是两者关系演变的基本规律,其原因在于两者能够在同一时空领域内发挥优势叠加和互补功能,即党建带扶贫、扶贫促党建、党建与扶贫协同推进。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党支部+结对帮扶""党支部+合作社""党支部+X+贫困户"等多种形式。新时代需实现农村基层党建的目标与精准扶贫目标的有机结合,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制度落实与贫困户的利益保障有机结合,农村党员队伍建设与扶贫干部选拔工作有机结合,以及农村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与贫困群众精神脱贫的有机结合,由此更好地深化两者的协同推进与发展。     

领导干部要培养良好的从政心态

在各地进行人大、政府、政协换届之际,在事关领导干部进退留转的关键时期,一些领导干部表现出"官本位"、"浮躁""攀比"等不良心态;这些不良心态既不利于领导干部个人的发展,也不利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领导干部只有具有良好的从政心态,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农民“点将”好

江西省安远县选派县直单位干部下乡蹲点扶贫,变过去的单项指派为如今的双项选择,让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意愿,直接到机关单位“选兵点将”,被相中的干部蹲得下来,扶得出色,群众很满意。派干部下乡扶贫是件好事,可以把先进的观念、技术和信息带给农民。很多事实证明,这种扶贫方法行之有效。但有些地方的下乡蹲点却变了味。有的搞起了“拉郎配”,单位谁清闲谁下乡,挂名而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有干部轮流下乡接受“锻炼”的,至于专业对口不对口,技术过关不过关,有无农村工作经验倒不计较,成固可喜,败亦欣然。这种走过场的蹲点扶贫,扰民…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县级领导干部行为绩效评估研究——基于改进的第四代评估和PART

将县级领导干部绩效定义为"行为与结果"后,县级领导干部行为绩效评估就成为重要理论问题。根据价值观决定人的行为、关键事件承载和体现人的行为的心理学理论基础,评估县级领导干部行为绩效的关键是理解其蕴含的价值观并与县区政府共同价值观进行比较,但又必须符合绩效评估的量化要求和趋势。通过借鉴以建构共同价值为核心的第四代评估、能够处理定性问题定量化的项目等级评估工具(PART),设计了由"做群众工作"等8个行为类属构成的县级领导干部行为绩效评估表,以及由"目的与价值""规模与层次""运作与管理""产出"等四个维度构成的行为等级评估工具(BART)。然后利用深度访谈获得的关键事件进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行为绩效分值与共同价值观具有一致性。     

坚持科学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来,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但在新形势下也存在着一些非理性、错误言行,表现为"封闭式""空心式""功利式""割裂式"和"伪装式"五种主要类型。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就需要正确辨析、拒斥非理性、错误言行,顺应时代呼唤,坚守爱国与爱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敬业奉献的统一。     

城乡贫困问题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选择

现阶段,我国贫困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消除,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而在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社会基本保障制度等的不完善。因此,治理贫困的基本路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与保障制度的创新。并且,在未来的贫困问题中,贫困者缺乏能力和缺乏动机的因素可能上升为更加重要的致贫原因,所以能力赋予式的扶贫将是治理贫困的重要策略。     

精准扶贫的运行过程与“内卷化”困境——以湖北省W村的扶贫工作为例

以湖北省E州W村的精准扶贫为例,考察精准扶贫的运作过程及存在的困境。在精准扶贫中,"贫困村""贫困户"的认定和识别存在很大偏误,没有准确把握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问题,扶贫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陷入"内卷化"困境。正确把握发展型扶贫与保障型扶贫之间的平衡点,是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改进精准扶贫效果,需要从准确认识当前我国贫困问题的阶段性特征入手,以此为基础正确把握特定地区致贫的主要问题,重视完善个体性保障体系的治理机制和公共性保障体系的资源配置模式,提升精准扶贫的实际效果。     

用爱心呵护生命

正人物名片刘习明,民进会员,湖南省政协委员,长沙生殖医学医院院长。曾获"中国优秀医院院长""中国好人""全国最美志愿者""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优秀管理者""湖南省三湘好医生""湖南省最美扶贫人物"等称号。湖南省人民政府记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长沙市人民政府记三等功一次。202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类型特征、影响因素及治理策略

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影响脱贫攻坚的成效。形式主义在扶贫政策执行中主要有"敷衍"式执行、"形象"式执行、"加压"式执行、"作假"式执行四种类型。研究发现,政策目标的内在限制性与调整不相容性、执行机构合力不足与"避责"外显、执行资源供需失衡与利用低效、执行人员权力能力式微与"趋利避害"心理、执行自然环境恶劣与"夹心层"压力是导致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形式主义的关键要素。治理形式主义的突破点在于横向上加强文化与价值的认同、部门利益协调的均衡以实现部门间共治,纵向上促进扶贫政策信息传递的共享、过程监督考核的从严以实现层级上协同。     

践行“三严三实” 夯实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提出的"三严三实"重要思想,不但为领导干部提出了为政之道和行为准则,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新方向。为在新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应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领会、把握、践行"三严三实"思想建党理念,以"严以修身""谋事要实""严以用权""做人要实""严以律己""创业要实",夯实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     

扶贫面临新挑战

<正>从20世纪"八七"扶贫起,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已经从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实施以整村推进为主体、以产业化扶贫和雨露计划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扶贫战略。但是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乡村空心化、社会原子化严重,村中缺乏年富力强的项目参与者,开发式扶贫的项目组织难度在加大。从2010年到2014年,减贫幅     

“身教”不仅仅是对“政工人员”而言

彭子旭同志以为“身教”只对“政工人员”而言,仅仅是对“政工人员”的要求。这是一种误解。就我所知,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下发的文件还是领导人的讲话,都从来没有把“身教”说成是只对“政工人员”而言,而是作为对各级领导干部、全体党员的一个基本要求,其中当然包括“政工人员”在内。如果没有各级领导干部、全体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只有“政工人员”的以身作则,那么我们能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吗?当前党风不正是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为了克服党政机关的某些腐败现象,端正党风,党中央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从我做起,一级抓一级,这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身教”。倘若各级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