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英治理及其终结

人类的社会治理现象一直表现为一种精英治理的状况.自然精英的治理属于人类最古老的治理;在整个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基本上是由身份精英担负着社会治理的使命.在近代以来的工业社会中,自然精英与身份精英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专家群体担负起了社会治理的任务,他们属于技术精英.技术精英的出现是社会治理专门化、科学化和技术化的产物.技术精英是在官僚制组织结构中开展其社会治理活动的,他们治理社会的依据是一种系统化了的而又分门别类的规则体系.现在,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中,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界线正在消融,一种合作治理的局面正在出现,它将意味着人类最终结束精英治理的历史,只有这时,真正民主的社会才会到来.     

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中的一场革命(上)

在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与以往的统治型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不同,是一种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在行政改革的现实运动中出现的,代表了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必然.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公共管理所做出的是德治选择;在制度特征上,公共管理所拥有的是德制;在存在本质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服务价值的基础之上的.公共管理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活动,它以社会分群为前提,公共管理者是一个特定的职业群体,所受到的是职业规范.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产生于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是出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中产生的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它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需要实现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以及公共行政的继承与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现实样态与价值遵循——基于科学社会主义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提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指向，内蕴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现实诉求。科学社会主义通过阐明人类治理活动的主体变换，预示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历史必然，擘画了社会治理蓝图。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是一项通过合理配置社会要素，实现协调人际关系与维护社会秩序的系统性活动。具体而言，其构建出以核心领全局、以协同破壁障、以精准除盲点的治理样态，并通过明确责任共担、坚持利益兼顾、推动成果共享，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从而鲜明区别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社会治理。     

技术、工厂与制度:在生产体系变革中看政府

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促成了工厂的兴起,而工厂则又将每一个人都镶嵌在其标准化、程序化以及等级化的控制体系之中,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在工厂中建构起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体系。当这一体系映射到社会治理领域时,也就在作为社会治理唯一主体的政府中嵌入了这种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在开展社会治理活动时,管理型政府也就理所当然地将整个社会都置于它强大的控制体系之下。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兴起推动了从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向网络化生产体系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发出了变革政府模式及其社会治理方式的呼声,它要求一种超越管理型政府的全新的政府模式来承担起网络结构下的社会治理活动。     

论现代社会治理活动中的仁爱

自古以来 ,人们都期望统治者能够拥有仁爱的德性。但是 ,在以往的社会治理活动中 ,由于社会治理活动主要是统治和管理活动 ,社会治理的性质决定了社会治理者无法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做到仁爱。 2 0世纪后期 ,随着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出现 ,对社会治理者提出了道德要求 ,即要求他们在社会治理活动中把原先伦理学规定的社会治理者的德性作为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来。虽然仁爱作为道德责任义务 ,来源于现代社会治理者的自觉 ,是他自觉了的责任义务 ,但当这种责任义务发生在现代社会治理活动之中的时候 ,则是一种必要的承当 ,而不是取决于现代社会治理者的主观意愿 ,他必须承当这种责任义务 ,如果他逃避承当这种责任义务 ,他就会失去了作为现代社会治理者的资格     

论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社会治理重构

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建构起了以"民主""法治"以及由现代政府所承载的"公共行政"等为内容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个社会治理体系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然而,人类社会处在进化过程中,不会停留在某种状态而不发生变化。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型运动,意味着整个社会及其社会治理体系的重构。在思考社会治理体系重构的问题时,我们应当认识到的主要问题就是,社会治理应当承担的任务和开展行动的条件都完全不同了,因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以及所要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将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完全不同,即建构以合作行动为特征的社会治理。     

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20世纪后期,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从80年代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们分别是参与治理、社会自治和合作治理。参与治理是在民主行政的理想追求中出现的,社会自治是在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中展现出来的,而合作治理则是社会自治力量成长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前两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扬弃。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为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中的社会风险治理探析

社会风险成为现时代的理论热点与现实焦点,一方面是人类自觉意识与反思能力的提升的结果,体现了人类对整个生态圈的未来命运的担忧与关怀,另一方面反映出人类实践活动的价值维度需要重新受到审查与批判,人类实践行为的社会效应与管理方式等需要反思与重构.我国的社会发展也是一个积极认识和治理社会风险的过程,这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也是社会管理的内在要求.如何有效控制和治理社会风险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智慧和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我国社会发展现状的准确把握和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化.     

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中的一场革命(中)

三、公共管理的"德制"建设 与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历史演进线索相对应,人类社会的制度演进也是一个从"权制"到"法制"再到"德制"的历史发展过程.公共管理所拥有的制度体系在性质上是属于德制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类型.在农业社会,人类所发明的是一种"权制"的社会治理模式,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人类开始了"法制"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只是到了后工业社会,人类才可能致力于"德制"建设.     

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读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突出了制度主义的逻辑，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开展的。制度主义逻辑中的社会治理依附于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政府位于社会治理的中心，通过制度对社会进行普遍性的统一的治理，结果却在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中把社会治理导向了精英治理的格局。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受到了挑战，依靠制度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因而需要谋求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就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来看，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行动与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被重置。民主的内涵从制度转向行动，专注于行动会把社会治理引向合作治理的方向。张康之教授的《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治理从制度主义到行动主义的转向，并创造性地描述了走向合作治理的图景。     

循环经济时代政府管理角色定位

循环经济时代社会治理范围的扩大与公共管理的强化,以及公共福利涵义的拓展,要求政府重新确立管理角色。同时,也要求扩展政府管理角色理论的研究领域,使之不再局限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者为追求一般意义上的 GDP 增长率而定位,而是要围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从边际上为公众提供福利与生活环境、治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等问题作为自身存在的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既要寻求一种公众与自然的伙伴关系和合作互助的新途径,又要进行社会事业改革。在多渠道治理结构中积极创新基本职能和确立领导社会发展的形式,加强合作协调机制以引导社会各种力量控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中形形色色的无形成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平衡之间找到对接点,既体现发展的一面,又重视互补性,实现社会经济、合理利用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共生联动,构建一个全新的公共治理体系。     

公共政策视野中的社会和谐治理

社会和谐治理就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主体通过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而使人类社会之间、人类社会和非人类社会之间均处于平衡和协调的良好状态。根据国际经验和当前较为严峻的国内形势,我国的社会和谐治理成为当务之急,而如何实现社会和谐治理也成为当前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专家学者和管理者就如何实现社会和谐治理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展开了非常有益的大讨论。本文在公共政策的视野中重点探讨如何实现社会和谐治理,认为公共政策是社会和谐的调节器,要实现社会和谐治理,就要对元政策进行创新,对基本政策进行完善,对具体政策进行构建。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正>近年来,特别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坐标,积极探索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道路。一、为了群众,把群众满意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取向党的群众工作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一方面,群众工作理论是做好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政治优势。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属性是一致的,社会治理的根本     

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与时机

《"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增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中国"软实力",这是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能力和进一步扩大作用范围提出的新目标要求。全球治理是国际范围内包括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各人类组织,协同解决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影响人类生存发展质量的困境问题的体制机制。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属性、组织形态和国际认可度,决定了其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等相关国际事务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国家在改革开放全面发展中经济实力得到不断积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明晰、国际事务参与意愿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创造了有利时机。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主要工具及其反思

道德教育、组织管理、意识形态控制、阶级斗争、法制规范,构成了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工具体系的主要骨架,其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国社会治理工具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寓于价值、制度和工具三者统一的社会治理体系之中;二是党政结构与群众参与相结合的产物;三是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刚柔相济的政治智慧。这些特点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成功与问题。在应用社会治理工具时,我们应当从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不仅应当考虑党和政府的政治需要,而且应当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二是不仅应当符合社会治理的现实要求,而且应当考虑社会治理的发展要求;三是不仅应当与基本国情相适应,而且应当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普遍要求相适应;四是不仅应当重视它的"工具"的属性,而且应当重视它伦理的属性。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阶段及治理模式转型探论

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几个基本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战略防御与工业文明中后期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高度相关,并从心理基础、治理模式和思维惯性上表现出来。战略防御阶段具有较强的被动性,人类最终会在反复的"试错逻辑"中发现矛盾核心,并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方式。治理模式的转型是基本阶段转变的关键环节。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模式转型中,传统的官僚制组织和制度化权责主导模式将失去统帅地位,政府开始降低自身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比重,更加注重社会力量在生态治理中的拓展,小型化、随机性和贴近基层的治理方式更受到重视。     

“技术治理”专题

<正>专题导语: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之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力量愈来愈受到技术的主宰,并因此型构了各种治理领域的技术治理模式及其动力机制。技术治理将引发国家治理形态的根本变迁,并具备建构人类社会新型治理形态的可能。一般而言,当下学术界对技术治理的探讨主要是从大数据对人与商业隐私的侵犯以及政府大数据开放不足等伦理视角进行分析;也有通过技术与治理的结合以及技术赋能的方式,探讨技术治理的目标、结构     

“低碳时代”为什么需要战略选择？

将普通的化学元素“碳”与人类复杂的政治活动，特别是按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所指的“无序、竞争性”国际治理关联，是一个学者的“象牙塔式”联想，还是学者以其敏感的理性思维关注解释目前现实国际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强世功教授的讲演以其宏大思维、精辟分析，不仅向我们描绘了现在和未来国际社会治理的路线图，     

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创新与贡献

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为思考主题,在平时领导活动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治理的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在继承以人为本思想基础上,突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主线,重新诠释了社会治理的形式、内容与标准,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奋斗目标、总体布局、基本方略、行动策略、基础保障,构建了一套严密的思想体系,做出重大理论创新,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