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间安全利益的关联与安全合作前景

安全议题是金砖国家合作的一部分,但目前为止进展仍然缓慢。其根源在于,尽管金砖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安全利益关联,但这尚未构成整个金砖国家的共同利益基础。金砖国家中包含着两组三边合作关系,即中俄印战略三角及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它们分别形成了一定的地缘战略安排及安全合作成果。但在金砖国家安全议程中,这两组关系难以融合,加上各自内部存在的矛盾,导致了金砖国家共同安全利益基础的缺失。印度是积极推进金砖国家安全合作的重要力量,作为这两组三边关系的唯一交汇点,印度较其他国家更具有融合两组地缘战略安排的潜力。但现实情况是,无论是其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倡导的反恐、安理会改革、核不扩散等议题,还是在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中予以推进而在金砖合作中尚未得到重视的海洋安全议题,都更为鲜明地汇聚了金砖国家间的安全利益矛盾。由此,金砖国家未来开展安全合作的关键在于构建共同的安全利益。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北极治理的国际制度竞争与权威构建

国际制度能够推动国家围绕某一北极治理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从而规范国家行为。随着北极治理的实践理念从自助式的“丛林法则”向合作式的“制度法则”演变,国家面临遵循何种国际制度的选择困境,而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则是国际制度权威性的基础,这促使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的主导国和参与国,都致力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以维护本国的北极利益。“国际合法性”“国际认可度”与“制度刚性”是判断国际制度权威性的重要指标,而权威性差异造成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呈现出层级结构。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分为国际规则竞争、国际组织竞争、国际秩序竞争三个阶段,当前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主要处于国际规则竞争阶段。由于北极治理具有议题局限性,国际规则供给呈现出相对过剩状态,这必然导致国际规则之间、倡导国际规则的国际行为体之间进行竞争,这亦是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变迁的核心动力。未来权威型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包括域内自理模式、公约治理模式和协商治理模式。北极利益攸关方之所以围绕国际规则设置权和国际组织主导权展开竞争,既是源于捍卫本国北极权益的考量,更是为了构建符合本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国际秩序。     

印度洋地区非传统安全治理与中国的参与路径

印度洋地区安全正处于重大变动之中,非传统安全议题正日益凸显,但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治理状况落后,存在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与地区内国家和区域组织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印度洋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以及崛起中的大国,对印度洋地区事务的参与和关切不可避免,然而当前部分国家依然沿用地缘政治的权势逻辑透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一举一动。对此本文主张通过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参与路径来寻找中国与区域内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以增强合作的可能性和减少他们对中国的畏惧,相应的措施包括积极通过参与已有多边安全机制、创设新的安全机制、加强大国合作与协调以及自身非传统安全治理能力建设等多个渠道积极参与印度洋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     

数字技术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

地区安全秩序是相应区域内国家维持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互动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逐渐呈现出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互动模式,即地区国家通过有上限的竞争和有底线的合作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美国自2018年以来全面打压甚至遏制中国数字技术的实力发展和全球影响。在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东亚安全秩序虽面临新的冲击,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在进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形成基础并未弱化甚至有所巩固和强化;二是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和实力特点,使得东亚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数字合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国家维持既有战略模式的倾向。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对数字时代东亚秩序和国际秩序转型的理论认识,同时也对进入数字时代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多边施压”：美国对华外交策略新动向

近年来,美国在一些中美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议题上开始较多采用对华“多边施压”策略,即试图通过推动国际社会对一些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国家进行孤立和制裁,或建立某种针对中国的“多边联盟”,以达到迫使中国与美合作或对美让步的目的。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美国在诸多议题上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以及中国希望通过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来维护本国利益等,是美国调整对华外交策略、对华更多采用“多边施压”外交的驱动因素。     

东亚区域气候治理合作困境分析

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谈判进程缓慢背景下,区域层面的气候治理显得日益重要。然而,气候变化形势严峻的东亚地区并未能形成类似于欧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气候治理合作机制。东亚国家因领土争端等安全议题使国家间关系相对紧张与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区域性合作;域内国家发展现状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差别导致针对发展性问题的关切不同;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治理机制中,分属不同气候谈判集团,所持立场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加之外交传统惯性和域外其他行为体的影响,使得东亚区域气候变化治理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造成区域合作困境。在构建和推进东亚气候治理合作机制时,应注重在域内大国引导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以体现不同个体的利益诉求,并借鉴其他地区的治理经验,促使区域治理机制同国际层面的制度接轨。     

G20与中国

中国对G20采取了与G8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G8,中国始终较为谨慎,并保持一定距离;而对于G20,中国则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并明确支持。这种态度的差异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利益、对国际秩序的构建、价值观、应对全球性问题等四个层面进行解读。本文认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G20应担任"领导者"角色,形成"G20做决策,IMF、WB、WTO等执行"的模式。G20机制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应重视G20的议题设置,尤其要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和"发展"两大优先议题。     

从区域内贸易视角透视东北亚经济合作机制

从区域内贸易视角考察东北亚合作机制化的经济基础,同时分析区域内贸易具体特征作用于制度化合作的相关机制,有助于探寻东北亚区域合作滞后的深层原因。东北亚目前区域经济关联下各国的分散化利益诉求,很难在统一的制度性框架内实现。区域内贸易增长机制的生产—消费双重困境,又使区外力量必然成为干扰东北亚合作机制构建的因素。加强区域合作、进而扩大区内国家间的共同经济利益,可能成为破解东北亚"安全困境"的重要途径。     

未来十年的世界与中国:国际政治视角

未来十年的世界与中国都将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将进入体系转型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期,国际权力结构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相对均衡、新老大国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局面,这将导致全球议题、决策体制和发展理念出现新的变化。中国在未来十年将经历一个实力增长的黄金期和问题多发的脆弱期,如何使用不断增长的实力以及能否控制住国内矛盾决定着中国崛起的基本前景。未来十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于重新调适和相互建构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战略疑虑和认知差距将大为加剧,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中国外交需要在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自我发展与他者共赢之间显示更多的平衡和灵活性,进而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继续朝着和平、合作的方向发展。     

基于义务的合作：角色理论与中美东亚安全互动

共同利益常被视为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基础,但鉴于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众多,有必要把强调义务而非利益的、基于角色的合作模式作为补充的合作路径。在国际安全关系中,相关国家所应承担的角色及义务有其客观性,基于角色的合作能够为相关议题以及行为体间的合作提供一个相对客观、中性的规范指南与解决方案。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沙岛礁主权争端是东亚安全的两大挑战,中美在这两大问题上的角色互补,是两国基于角色推进良性安全互动的切入点。但出于维护地区霸权的利益考虑以及地区制约机制的缺乏,美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角色错位和义务失范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在朝核问题上逃避自己当事方的责任,本是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的第三方却试图选边站,使得东亚安全局势更加复杂,中美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为此,有必要彰显规则意识,强调相关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东亚安全议题上的角色义务,最终促使美国角色回归并与中国开展良性安全互动。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框架下跨境水资源合作的作用及意义

跨境水资源合作是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重要领域,是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框架下开展各项合作的重点建设方面.自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框架建立以来,中国与湄公河5国在跨境水资源方面合作不断加强,6国基于合作框架下开展跨境水资源合作有利于促进区域内资源环境保护,缓解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用水矛盾,加强域内国家安全合作,提高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推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关系进一步向好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为建立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国际合作秩序巩固基础.     

东亚安全共同体路径探讨

近年来,东亚各国开始从全球视野关注地区命运,积极推动本地区合作的开展,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更是成为地区主义思潮推动下的一种解决东亚安全问题的思考。东亚区域共同安全局面的生成是一个艰难的利益认同、复杂的社会学习和制度化过程,可以以条件相对成熟的东盟次区域联合为核心建立制度性约束,其他行为体之间通过对话-协商-建立信任-形成条约等步骤,多层次、分三个阶段加入到共同体之中,以期使东亚地区的现实和潜在危机得以转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东亚区域整体安全才是中国和区域内其他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切实保障,以此为出发点,中国应有化解东亚整体安全困境的大视野、大战略和推进地区安全合作制度建设的意志力。     

国际权力转移与日本的战略回应

G20诞生及其制度化标志着国际秩序的新一轮调整,其本质是对现有秩序的改良而非替代.无论改良的过程还是改良后的"新秩序",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发达国家.调整过后,新兴国家的利益和声音得到了一定体现,但"新秩序"在更大程度上还是代表西方国家的利益和需求.     

浅析中印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动因

在中印多边外交的发展和实践过程中,两国逐渐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内找到了利益交汇点。因此,中印两国都在积极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国希望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提升与其他金砖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印度希望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为印度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创造新的条件,并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     

加强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 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当前我国能源特别是石油进口持续增加 ,能源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存在来源风险、运输风险和市场风险 ,需要通过区域能源合作来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东北亚区域除我国外 ,既包括油气资源丰富的俄罗斯 ,又有缺乏油气资源但资金雄厚的日本和韩国 ,发挥各国优势加强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 ,是防范我国和区域内其他国家能源风险、避免对能源资源恶性竞争的有效途径。在参与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合作中 ,我国应建立一种整体的、相互协调的战略思路 ,寻找各方的利益共同点以促进区域内能源合作 ,同时还必须增加与区域外的联系 ,实现能源进口渠道的多元化。     

新身份·新利益·新外交——对中国新外交的建构主义分析

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新外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在分析中国新外交“新”在何处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新外交首先反映出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即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已从境内扩展到周边乃至整个世界,而且从主要追求物质利益、经济财富到国家形象与经济利益并重。而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又是中国国际身份认同转变的结果。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在由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独善其身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负责任大国”,其主要表现为:中国开始成为一个自信的国家、一个倡导合作的国家和一个积极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国家。     

论印度与美西方国家的关系：现状、动力、影响及趋势

自独立以来，印度外交一直遵循与特定国家集团保持一定距离的传统，以当时当地所认定的国家利益决定其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力避被迫卷入国家集团对抗而损及自身利益。冷战期间乃至冷战结束初期，印度亦仍坚持“与西方保持一定距离、与东方巩固团结”的外交政策取向。然而，在美西方国家“印太战略”出台和落地实施等系列因素的作用下，印度已大幅改变上述外交传统与政策惯性，与美西方国家迅速密切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双方在安全、经济和“印太”议题上的实质性合作，在欧亚大陆和“印太海洋”两大战略方向的选择上也日益明显地倾向于后者。在可预见的将来，印度与美西方国家战略协调和实质合作的势头不会逆转，但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难以克服的障碍与挑战。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与跨境安全治理

跨境安全问题是影响中国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5个下湄公河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关系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水平能否冲破瓶颈的重要条件。现有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湄公河委员会等多边机制对于跨境安全问题捉襟见肘、应对不力。2015年11月中国提出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其合作内容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3个重点领域。因此,该机制的建立为解决次区域内跨界安全问题、深化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中国展现其国际秩序建设能力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本文先就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下跨境安全治理的相关概念、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接着探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内的跨境安全问题、根源与影响,最后指出通过夯实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的互信基础,构建跨境安全治理的合作平台,发挥中国在跨境安全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发挥次国家政府的能动作用,处理好与域外国家和其他合作机制的竞合关系,开展跨境安全治理的早期收获等路径来发挥澜沧江—湄公河机制的跨境安全治理作用,有效应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跨境安全问题。     

美日印澳战略互动对地区秩序的影响——基于体系结构视角的分析

国际体系单元间的实力变化以及互动关系不仅影响着体系结构转变的进程与方向,还间接推动着地区秩序的形成、维系、转型与重塑.受"制衡中国"的共同战略考量以及美日拉拢的影响,美日印澳四国在"印太"地区围绕安全、经济和价值观议题的战略互动明显加强.这不仅加剧了四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还日益冲击着地区的原有权力、制度、观念结构,促动地区秩序的整合与重塑.但同时,四国在"印太"合作中的利益考量、立场选择与目标设定并不完全一致,四国内部也存在着张力.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制约了美日印澳战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增加了"印太"地区秩序重组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