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暴动的历史地位

1928年3月8日,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和中共平和临时县委的领导下,平和县农民武装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所制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永定和广东饶平、大埔等地农民武装的配合下,高举武装暴动的大旗,一举攻占县城九峰镇,演出了"福建农民自动夺取政权的第一幕",点燃了"土地革命在福建开始的信号".     

郭慕亮不是革命烈士

《人物》一九八五年第六期刊登的《土地革命时期著名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简介(下)》中,介绍郭慕亮的条目说: “郭慕亮(?——1928)福建上杭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积极领导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1928年6月25日,组织蛟洋地区的农民暴动。暴动武装被迫撤退后,带一部分农民武装参加了永定农民暴动。同年7月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10月于永定太平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牺牲。”     

张鼎丞与省苏政府

永定暴动是福建革命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次农民武装暴动。“永定农民暴动已成整个闺西暴动的开始,也就是福建总暴动的先声”。在国民党军队加紧镇压的情况下,张鼎丞、邓子恢率领刚刚组建的闽西红军到永定、平和边界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新区,并向龙岩、上杭等县发展。至翌年红四军入闽这段期     

福建地方党在永定暴动中的领导作用

1928年,中共闽西党组织先后领导了龙岩后田、平和长乐、上杭蛟洋和永定暴动,其中以永定暴动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它不仅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永定的反动统治,而且创建了福建第一支红军武装,建立了福建第一个区苏维埃政权,并进行了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永定暴动的成绩与其他几大暴动相比,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是永定暴动的最     

一点心愿 一份期待

今天纪念张鼎丞诞辰100周年与永定暴动70周年,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1928年9月,张鼎丞、阮山等组织领导永定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祖祖辈辈受剥削、受压迫的贫苦农民第一次掌握了印把子。当时中共福建省委在《全省工农兵拥护永定暴动宣言》中指出:“永定已不是国民党的永定;永定已经是革命工农兵的永定了。”并号召“全省的工农群众一致起来,拥护这个光荣的永定工农暴动胜利,并扩大这个胜利。”从此,“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风暴,席卷了闽西大地。作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闽西人民在长达28年的艰苦斗争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也付出巨大牺牲,赢得了“红旗不倒”的赞誉。 20多年的革命斗争,每前进一步都有张鼎丞同     

弘扬老区光荣传统 推进老区经济建设

1928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张鼎丞等革命先辈带领不堪压迫、追求正义、渴望自由的永定人民揭竿而起,举行了震撼八闽的农民武装暴动——永定暴动。这次暴动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属全省之最,受到了当时中央、省委的高度评价。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犹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迅速点燃永定20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革命烈火。从此,一批又一批革命志士投身革命的洪流。永定先后成为闽西苏区的中心、闽西     

永定暴动

1928年6月29日,张鼎丞、罗秋天、阮山、卢肇西等领导的永定农民武装暴动,是党的“八七”会议后,福建党组织领导举行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农民武装暴动。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闽南特委及时把斗争转入农村,派罗明、罗秋天到闽西各地巡视工作,并从广东大埔调回张鼎丞,以加强对永定革命斗争的领导。1927年8月,张鼎丞回到永定,在金砂公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协同阮山等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中共溪南支部和溪南区委。到10月底,全县已有党员120余人,遂在金砂召开中共永定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永定县委,选举罗秋天为县委书记。在此前后,张鼎丞等人积极以开办平民夜校的方式,教育和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努力恢复各乡农民协会。至1928年3月,全县已有30多个乡恢复了农会,入会者达2500余户,同时,为了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在农会会员中又秘密组织了农民武装组织——“铁血团”,计有1000余人,200余条枪。     

简论永定暴动的特点

1928年6月,继龙岩后田、平和长乐、上杭蛟洋农民武装暴动之后,张鼎丞、阮山、卢肇西等人又领导了永定农民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无论在准备、规模、影响、成就等方面,都是前三次暴动所无法相比的。具有下列三大特点: 一、永定暴动的发动经历了由经济斗争走向阶级斗争,而后发展到武装暴动这样几     

永定暴动及其历史功绩

1928年6月底至7月初,在中共永定县委的领导下,爆发了一场全省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永定农民武装暴动。此次暴动,对促进闽西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加快党和红军的建设步伐,推动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平和暴动撼山城

1928年3月8日,中共平和县委领导的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在广东饶平、大埔和福建永定的部分农军配合下举行武装暴动,攻占了平和县城。福建省临委指出:平和暴动“是福建农民自动夺取政权的第一幕”,“是土地革命在福建开始的信号”,“是福建总暴动的序幕”。     

冲突与融合：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回顾

中国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的,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一同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十分悠久,无论是从明代“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并行,还是到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始终是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输入与输出相随相伴的历史。因此,正确认识当代中西文化交流,对推进中国文化建设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重大疫情与农村治理:常态做法与改进路径

重大疫情是对全社会的挑战,而农村基于村庄的零落性、群际的关联性、个体的自在性特点,遭受的挑战极大。农村应对重大疫情有些常态做法,但基于人财物等制约,这些做法可能会呈现出治理手段的绝对化甚至极端化、治理中虎头蛇尾以及疫情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农村重大疫情治理必须立足农村实际,放眼整个国家,从政策关注到农村自身能力提升全方位着手,将风俗习惯与党纪国法结合起来。     

身份与职业:城乡关系视域中的“亦工亦农”(1958—1977)

内生于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需要,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社会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存在许多内在张力:企业因生产任务增长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农民因城乡差距对“进城”的渴望、农业因人地矛盾和工业提取而滋长的“内卷化”问题等。对此,国家提出了“亦工亦农”的设想,为彼时的农业剩余人口提供向工业转移的制度化渠道,虽有其限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主义国家消除城乡、工农差别的承诺与有限国家能力之间的矛盾,也为改革开放初期的“边缘革命”准备了条件。     

从合作走向抗衡:北伐前宁波国家主义派与中共关系之演变

作为地方“自发生长”的国家主义派,宁波的国家主义者与该地的权势阶层——绅商界联系紧密,并奉行“实用主义”的国家主义。与醒狮派将中共视为竞争对手相反,中共、青年团在甬的发展,离不开当地国家主义派的帮助和支持。然而,1925年宁波国家主义派涉入《中国青年》与《醒狮》的论战,以及五卅运动期间青年团与宁波国家主义派所发生的种种龃龉和冲突,却使得双方愈走愈远,彼此界限逐渐凝固,最终促使宁波国家主义派倒向青年党的阵营,这也给此后中共、青年团在该地的发展带来不小的障碍。     

德法相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

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道德法律资源交流中,确立起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是当前我国道德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任何伦理道德体系的形成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意识形态西方化并不是解决我国现时道德建设问题的途径。必须用历史的眼光,用实践的勇气,扬弃泛道德化和泛法律化的两种倾向,确立德法相融的价值取向。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与自由主义力量的关系述论

本文根据大量的报刊资料和历史当事人的著述,在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背景下,重点对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力量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梳理。目的是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力量的纲领、立场是什么及其主要由哪些人组成?中共与自由主义力量之间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主要包括什么内容?二者的关系在这一时期的结局如何?     

合作抑或冲突：变革时代的政府与社会关系考察——对马克思主义治理学说的历史诠释

马克思治理学说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对国家治理的彻底超越而达至社会自治,其核心是实现治理权由政府向社会的回归.历史的演绎使这一经典命题不断走出人们纯抽象思辨的"黑匣子"而成为可感知的现实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传统模式和现代形态存在着控权与放权、自然经济主线和商品经济主线的根本分野;中国转型期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兼容传统控制型模式和现代释放型模式的"复合式形态".此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动力模型和较具说服力的解释框架.     

开发区的创建与发展: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作为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创建与发展是中央与地方互动的结果,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变迁的再现。这一跳出非中央即地方模式的独特研究视角是一种兼具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研究,不仅可以更全面、客观地呈现中央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也可以昭显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新因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开辟新的空间。本文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再现其与中央政府的互动历程及特点,从独特的视角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审视。     

全球化的法律意义：多样性的统一

在全球化进程中，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弘扬本民族的法律文化与吸收外来法律文化，建立符合国情、民情的法律制度与加强国际间法律合作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如何确定其法律发展的道路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法律发展的多样性和趋同性作为其立足点，即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寻求多样性的统一。     

公共利益：政府与媒体互动的轴心

政府与媒体作为人类社会系统的重要子系统，都与作为个人或群体利益交叉集合的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公共利益是政府组织的天然属性与逻辑使命，公共利益也是大众传媒的本质属性与工作使命。这种共同的属性与使命决定了一方面是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准则规约媒体的运作空间，另一方面媒体也基于公共利益准则监督和作用于政府绩效。因此，构建于公共利益中心点上的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增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