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东省首例提供手淫服务刑事案说开去

2011年5月,广东省江门市的一家美容中心主管因该美容中心向顾客提供手淫服务被法院终审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这是我国第一起为他人提供手淫服务入罪的协助组织卖淫案。本文认为,在刑法对＂卖淫行为＂无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认定提供手淫服务为卖淫行为并因此定罪是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该行为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提供手淫服务能否认定为卖淫

一、基本案情 王某系某浴池的实际经营人。为谋取非法利益，王某同意店内两名女按摩师A和B向客人提供性服务，包括与客人性交和按摩客人生殖器（‘手淫’）两种方式．价格分别为400元一次和200元一次，并与女按摩师约定每次对半分成。2012年4月某日1时许，两名男青年张某和魏某到该浴池洗澡后向王某提出做按摩，王某便将二人分别带入包间，并通知女按摩师A和B为二人服务。其中，     

立法解释必要论——兼论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执行

近年来法学界出现了一种认为立法解释无必要的观点。本文针对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逐一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然后着重以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执行为例 ,论证了立法解释的必要性。     

浅析组织男性卖淫的刑事认定

男性卖淫是社会丑恶现象之一,它打破了传统大多数国家通过女性行为规范公民性行为的模式且实质上同其一样危害社会。本文侧重分析探讨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正确理解来确定组织男性卖淫的犯罪性,确定其刑事认定问题。     

提供手淫“服务”不构成介绍、容留卖淫罪

【要点提示】现行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都有规定。由于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没有对卖淫行为作出具体界定,手淫行为是否属于刑法上的卖淫行为即成为了本案争议的焦点。因本案被告人介绍、容留多名妇女为他人提供手淫服务的行为属新类型问题,涉及法律适用问题。笔者认为,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为获取金钱等利益而提供手淫服务的行为不属于刑法上的卖淫行为,不构成介绍、容留卖淫罪。     

罪刑法定视野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明确性原则和适当性原则赋予了罪刑法定原则生命的灵魂,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形式与内容上得到高度统一。以此标准判断,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四个特征中,经济性、犯罪性、称霸性特征都存在逻辑、含义不清等问题,需要完善。     

罪刑法定之明确性要求的立法实现——围绕行为程度之立法规定方式问题

罪刑法定主义之立法实现在罪之规定上 ,集中表现为构成要件的规定 ,而其核心问题是构成要件行为的规定。作为构成要件行为之规定的明确性 ,其表现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行为性质的明确性 ;二是行为的特定要求的明确性 ,如某性质行为可以有多种形式 ,刑法只应禁止某种或某类而非全部的情况下 ,某行为的限定要求的明确性 ;三是行为程度要求之明确性。而这三个方面中 ,我国刑法对行为程度的限定规定最多 ,导致的争议也最大 ,因此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以解决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在行为程度规定方面的立法实现问题。     

"卖淫"的刑法解释--以南京某演艺吧"组织男青年向同性提供性服务"案为例

刑法的适用需要解释,法官应是解释的主体。刑法的适用解释要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只能进行严格解释,但只要没有超出"文义的射程"或"国民的预测范围"就属于扩张解释而非类推,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论刑事立法现代化的标志及其特征

刑事法治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具有多种规定性的概念。从静态方面看 ,是指社会的法律规范体系 ;从动态方面看 ,是指法律规范的实现 ,而贯穿始终的则是法律意识形态。因而刑法的现代化 ,不仅需要塑造现代刑法的精神气质 ,而且需要一个结构严密、层次分明、前后一致、相互联贯、和谐协调的现代化的刑事法律规范体系。实践证明 ,刑事立法的现代化是刑事司法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因此 ,明确刑事立法现代化的标志 ,研究刑事立法现代化的特征 ,对于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刑法现代化 ,尤其是刑事立法的现代化 ,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刑法修正案之立法质量的实证考察

立法质量是审查立法好坏程度的一个标准。对于《刑法修正案》而言，判断它的立法质量，必须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两方面进行。通过对核心概念的操作化，根据修正的必要性与前瞻性两个变量检测立法对于形式合理性的实现程度。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犯罪严重性程度与刑罚严厉性程度进行对应比较，检测立法对于实质合理性的实现程度。通过对以此设计的立法质量检测指标体系的实际操作，发现《刑法修正案》的立法质量基本上满足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要求，但在刑法的前瞻性与罪刑相适应两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检测结果表明，刑法修正过程的理性程度不高，需要立法者警惕。     

对不作为犯罪的思考

本文认为 ,从罪刑法定与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分析 ,都有必要以立法形式解决不作为犯的处理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刑法立法语言的明确化

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侧面，明确性是刑法规范对立法语言的基本要求，这就使得刑法的立法语言具有准确清晰、简洁通俗、庄重严谨等鲜明风格，然而，我国《刑法》的立法语言则存在着语义不清、累赘重复、罪状表述含糊、法定刑幅度过大等突出问题。为此，从宏观上来讲，需要制定一部规范立法语言文字的专门法律，并构建立法语言审查制度，以期实现我国《刑法》立法语言的明确化。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设计——兼评我国《刑法》第3条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事法治的经典原则,现已成为一项国际性的通行准则,罪刑法定原则兼具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机能。我国《刑法》第3条关于该基本原则的规定应是保障和保护价值蕴含的集中体现。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表述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应当是限制国家刑罚权,维护市民社会的自由,这也就要求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表述应当采取消极的表述形式。我国刑法典第3条对此的表述是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进行的,这不利于罪刑法定原则机能的发挥。对此,在理论上应当进行反思,在立法上应当予以完善。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首次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在促进刑法的科学．陛、保障人权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同时也能防止司法机关滥用权力，有利于制衡刑事司法人员的权利，维护法律权威，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对法无明文规定行为的刑事追究。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及内容；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具体现；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及完善途径。     

对“组织‘男男卖淫’案”的法理分析

“李宁案”对介绍成年男男自愿性行为的处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法理问题。对这一行为的处罚是明显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的。在比较法的视野里,从20世纪50年代起,各国早已将这类行为除罪化;不仅如此,许多国家还以立法的形式认可同性的婚姻。从我国刑事立法史来看,从1980年代中叶开始,我国的刑法也早已将它作除罪化处理,新刑法取消流氓罪告诉我们,新刑法对这类行为没有处罚的意图。从立法学的角度来看,处罚男男自愿性行为也是不明智的。处罚成年人自愿男男性行为背后折射出来的观念值得法学界深思。     

经“默许”而私吞购房款差价的行为如何定性

刑法之中职务侵占行为和挪用资金行为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但是由于法律的模糊性以及社会现实的多样性,这导致了在具体认定案件的过程之中通常会出现认定之困难。与从抽象理论角度进行区分所不同,以具体案件的分析更能突出其中的差异之处。刘某案件的认定就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而认为刘某某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才是符合罪刑法定之原理。     

浅谈现行刑法中的口袋罪

由于现行刑法中的口袋罪具有语词模糊,规定不够明确的先天缺陷,某些特定主体往往很容易因不知法而犯法。本文选择了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为例,分析、揭示了口袋罪存在的立法缺陷及因此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的不良倾向,并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     

刑法三十年反思

1997年刑法对1979年刑法的修订,是我国刑法的历史性进步,从宏观方面看,主要表现为从类推制度到罪刑法定原则的转变,由部分死刑核准权下放到死刑复核权全部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刑事政策从惩办与宽大到宽严相济的调整。但是,回顾我国30年来的刑法立法和司法,尚存在需要重新审视和改进的方面:应当严格贯彻罪刑法定原则,需要大力完善死刑的立法和司法,要进一步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司法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

犯罪学鼻祖贝卡利亚在234年前就曾指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由此开创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先河,直接体现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然而,法律应社会需要而产生,法律不可能尽善尽美,“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资格做到使法典都具有优良的品质,它总会有一定的缺陷”,因此,罪刑法定的适用离不开对刑法的解释,尤其是司法解释的辅助。1.刑法立法的概括性决定了司法解释的必要性。刑法总是通过法律语言、法律概念来表达的,只能以抽象标准的形式出现。而法律语言本身应存在局限性,无法避免字面含义与实质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