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板”

在广州,笔者曾这样问过一些人:“知道梁超吗?”年青的工人说:“知道,市总工会主席呗。”上了年纪的职工说:“你说的是超叔吧。”工会的干部们则说:“哦,我们的‘老板’啊。”一位副市长说:“梁超, 你真是一位工会专家。”这个称呼对梁超来说,并非过誉。一九三八年,梁超在香港读完书后,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地下组织;一九三九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到战地服务团和抗日游击队下作:一九四六年,开始在香港从事工人运动,一九四九年回到广州后,一直担任工会的领导工作。去年“五一”节前夕,作为广州市总工会主席的梁超,以其数十年来对工会工作的贡献,获得全国总工会首次颁发的“五一”劳动奖     

信念与爱铸造的生命

在中国知识界,不少人都熟悉“金岱”这个名字。他曾创作过长篇小说《侏儒》、《晕眩》,并发表过一批思想评论。然而,读者未必知道的是,金岱还是一位患有严重眼疾、视力非常微弱的作家、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是金岱第一次对外界披露自己抗击命运挑战的奋斗历程。     

美籍律师在中国

一本印数达数十万册的《我在美国当律师》,使美籍华人律师张晓武博士成了中国名人。北京的一家报纸所作的一次关于律师的民意测验中,张晓武的名字和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施洋一道并列第三位。在美国,他的名字也受到白宫的关注。克林顿总统偕夫人曾在迈阿密会见他(见题图)。佛罗里达州政府委任他为驻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专员,他可以在这些地方以公证人的身分为所有法律文件作有效的公证。迄今为止,他是中国三地唯一享有这种权力的律师。从“我在美国当律师”到移师中国,张晓武对现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经济环境便有了一种非常独到的发现。现在,以张晓武为主人公的第二本书《我在中国当律师》已由张勇平执笔完成。征得作者同意,本刊从书中精选了部分章节,读者朋友不妨随着这位美籍华人律师的独特视角,再看一遍我们的“中国”去!     

小幽默

人与人一间学校的门前,挂着一块黑板一位神父路过这儿,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我是一位神父,我为所有人祷告。”一位路过的律师看见神父写的字,就在下边加上一句:“我是一位律师,我保护所有的人。”一会儿,一位过路的医生又添上了一句:“我是一位医生,我医治所有人。”最后,一位普通的市民经过,看了黑板上的字,他想了想,在上面加了一句,“我是一位平民,我要付钱给你们。”狡猾的行贿者有个人将要受审,他问律师是哪位法官审他的案子。“我想了解他的名字是要送一箱子好酒给他。”律师大吃一惊:“不行!这是违法的,而且你会输的。”几个星期后开审,那人赢了。在离开法院时他对律师说:“看,我送的酒不是起作用了     

生活就是段子

在地铁上，他靠在旁边人的肩膀上睡着了。旁边的人也一动不动的坐在那。过了一会儿，有人问要不要叫醒他，旁边的人说，“让他睡吧，今天一定累坏了。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不是吗？”最后，他醒了，而旁边的人坐过了12站．生活中的正能量大概就是这样吧!     

机场上的微笑

也许是第三十三次抬起手腕来看表了吧,直到这时,我才想到了作为记者而不仅仅是旅客的职责,罪过!于是我撇开因飞机误点而产生的焦躁,开始观察候机大厅里的众生相。那位西装笔挺的小伙子,已经是第七次走过工艺品柜台前了吧?他踱着,看着表,我想柜台里那尊弥勒佛是看了他的焦急相才咧嘴笑的吧。大厅里那些穿制服的人却不笑,也不开口,看来丝毫不打算为飞机的误点作任何说明。这边,一位从长沙发站起来的老先生忍不住开口了:“请问,飞往香港的303航班什么时候到?”一位漂亮的工作人员答了一句温和的废话:“等着,飞机来了播音器会响的。”     

北京“国宝”奇遇记

相传,古时候有个皇帝,要见一位奇人,皇帝手下的人担心他见了奇人之后会有个三长两短,只好骗他说奇人死了。这故事传到今天,于是有人打趣说,如果皇帝活到现在,想见的人一定就是他——北京的“国宝”他是谁呢?据有关人士透露,对于他,西方某发达国家愿意出2.5万美元弄到手,而香港澳门方面也非常希望一睹其风采。因此,我们不得透露其真实姓名。而既然人们都称他“国宝”,我就暂且随其大流吧。科协主席的引荐信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辽宁省B市的科协主席。他就是当年     

闯过“禁区”第一人

“第一本由中国人写的中共领导人传记!”这行醒目大字,前不久突然出现在香港报纸上,令装帧精美的《赵紫阳传》立即轰动全港。随着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推出这本“热门”传记,赵紫阳,这位当代中国领袖人物从抗日少年到总书记的丰富经历,终于公诸于世:而赵蔚,即《赵紫阳传》的作者,也由一位默默无闻的青年学者,一跃而成新闻人物。     

广告明星,你的身价有多高?

“100年润发”=周润发身价800万元! 最近,随着“100年润发”广告在全国各地传媒上的出现,“100年”洗发水与周润发之间便划上了这个等式。周润发,演艺好,更兼有个好名字,广告商不找他又会找谁?总之,周润发拍这个广告的酬金高达800万元。那么,周润发拍广告的身价算不算高?别的广告明星身价又如何?追寻一下其中秘密,的确是耐人寻味的。十万百万不嫌多在中国大陆,开明星广告先河的,大概要数曾成功地饰演过邓世昌的李默然了。电视荧屏上,只见他。手持南方制药厂出品的     

“联合国村长”

他的办公室不在纽约那摩天大楼的联合国总部,但他确实每日每时都在处理协调“国际关系”,人们把他的辖区看作小“联合国”。他当然也没有联合国秘书长的头衔,“村长,哈哈,”他说,“最多算镇辖下的乡一级。”他的辖区在中华大地上,却不是中国数以万计的自然村中的哪一条,他的百姓也不是“百家姓”上“陈李张王”之类的哪一族。当我们随他漫步在“李白路”、“辛弃疾路”、“杜牧路”乃至“李清照路”上的时候,遇到的都是清一色的“老外”。“HI!”这些金发碧眼的村民亲亲热热地同黄皮肤黑眼睛的他招呼着。也许他是中国第一个有中级技术职称并曾在国外接受过培训的村长吧。 2.5公里外的大亚湾核电站工地上,由26个     

教授为何学“睇相”

朋友,你到过香港吗?假如你留意的话,走在九龙最大的一条街上——弥敦道,快到油麻地的伦敦大酒家斜对面,你会看到大厦墙壁上四个赫然大字:林真教授。你还可以在地铁站、香港大会堂、电视里、报纸上,看到他的形象,听到他的演讲,读到他的文章。林真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个“睇相佬”(看相算命),江湖术士,如今发达了,也来附庸风雅。其实,香港文坛素来沉寂,作家地位低微,入息有限,未见有人以作家为荣者。“万般皆下品,唯有金钱高”的香港,视作家为草芥,一向称为“写稿佬”、“爬格子动物”。     

外国人最害怕什么

有一天,一个经常接触洋人的旅游界朋友,对我说:“你说,外国人来咱们中国,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是交通不便吧。”“不是。”“是打长途电话难?”“也不是”,朋友皱着眉头说。“是上厕所外国人在中国最怕上厕所!旅游途中憋急了,找不到方便的地方;找到了,又因为那地方又脏又臭而不敢进去。”嗯?嗯!我不怀疑,也许洋人在中国确实最怕上厕所。广州有个读者,曾投书报社叙述他经历的一件事:“我路经新落成的天河火车站,到公厕方便。走近公厕、一股臭味扑鼻而来,但见     

“黑马”闯入期货市场

闯进来一匹“黑马” 1976年春的一天,香港某大厦二楼的一个房间里。门打开了,一个身穿工作服牛仔裤的年轻人急匆匆地闯进来。一看,不对劲,里面已不少人,一个个西装革履,整整齐齐;低头望,只有自己穿的是工作服牛仔裤,真有点不是味道。他是被一段奇怪的招聘广告引来的:“阁下对目前处境感到不满,如希望有所改变者,清到香港××中心二楼一谈……”真怪,谈什么,没说明;公司的名字,也没有。越怪越要弄个水落石出。他向老板说了声“要去看病”,穿着工作服就跑出来了。等着等着,从早到晚,比他迟来的人一个个都走了,他问接待小姐:“我很早就到了,怎么还轮不到我呢?”“耐心等待吧。”话也不多说,接待小姐只用眼梢瞟一瞟他的工作     

爱国之名

儿子说:老爸改个名吧,同学看到“爱国”这名字,都大笑起来。儿子的表情是认真的。老爸的名字叫爱国,使他丢了面子。于是,名字,不,爱国成了个问题。我得承认“爱国”这名字不够儒雅,太过直白,但还算响亮。顶着这爱国之名走过了人生大半的路程。何以今日受到嘲笑?这笑的意味是什么?社会学家眼中,人的名字大概也有时代样本的作用。同龄人中取名“爱华”“爱民”“建国”“援朝”者比比皆是,记录着1949年后中国发生的大事。1966年另一件     

江湖宰相在香港

谁不想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呢?于是,“玄机子”“轰天雷”之流就有用武之地了。香港的一家看相铺里,进来了一个青年,服装料子高贵而陈旧:"给我看看气色吧。"相命先生马上判定,他三两     

日本“小大楼”的后面

东京那些火柴棍式建筑日本善邻协会的一位友人曾自豪地向记者介绍:“我们协会有自己的产业——一栋大楼”,不过他补充,“不是中国这种大大的大楼,是一个小小的大楼。”当时我以为是老先生中文表达不清楚,说小房子不就得了,叫什么“小小的大楼”。今年到日本参观采访,才明白什么叫“小小的大楼”。一进东京市区,沿街见到大量奇怪的建筑,鳞次栉比,说它小吧,动辄就是十几层高,说它是大     

抢在“贼”的前头

看电视的时候最看不起香港电视连续剧里的保险公司经纪。夹个皮包戴副眼镜斯斯文文的一个人,却哈巴狗一样地跟在某个大经理小老板的后面,摇头摆尾曲意奉承。等人家脸色略略好看一点的时候,便机不可失地递上一份文件,可怜巴巴地说:“我们来谈谈保单吧。”     

目的明确 智解纷争

朱叔达是香港球坛名宿,又是教育界的老行尊,曾任小学校长36年,桃李满天下。1990年,他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长者”之一。像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平日里自然少不了为大众排解纷争的机会,他通常都能处理得当,让矛盾缓和,双方尽可能满意。他的秘诀是:目的首先要明确。早年,他曾在广东番禺县的乡镇任教,当地颇多“大天二”(土匪恶霸),他的学生自不乏此类人的子弟。这类学生常在班上耀武扬     

土地官司第一宗

1988年10月中旬,香港的新闻媒介沸沸扬扬,争相报道大陆的一桩新闻: “中国首宗卖地收回事件闹上广东经济法庭。”“深圳卖出首块土地闹纠纷,中标者五十万定金被没收……就在几个月前,深圳特区首次实施土地有偿使用的政策,曾轰动一时,国内外新闻界均予以关注,怎料事隔数月,这新闻外又爆出新闻! 诱人的“H404-5”编号:H404-5官司就是由     

与日本人一争短长

张先生是在大阪闹区开日本料理店成功的华侨。开始时,朋友们都劝他说:“这种事情少搞为妙,日本料理店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怎么能和他们竞争。客人们挑嘴还不说,厨师也难请啊!”但是张先生却力排众议,只对他们说:“正因为这样才要搞!”结果他成功了。一位香港船主,也是由于巧妙地利用了造船王国的日本,而发了大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