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学教育目标

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人追究的价值目标,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职业伦理开始由自律走向他律,甚至成为了一种与毫无道德关系的技术性指引规则。职业伦理的非道德性,使我国法学教育偏向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忽略了更高了伦理道德关怀。因此,法学教育应当确立以德为先的目标,将学生的德性培育放到更高的位置。     

试论法学教育目的与诊所式法律教育培养目标的一致性

法学教育的一般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法律人才。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目标则是既要训练学生的职业技能又要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诊所式法律教育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与法学教育的目的是完美契合的,诊所式法学教育是实现法学教育目的的良好的手段,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在对某些技能的培养方面有着传统法学教育无法比拟的优势,它是对法学教育所要求的目的的一种强化培养,是一项十分有益的教学尝试,在这种模式下,我们能够培养更好的法律人才。     

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的联系

有关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之间联系的学说均不尽如人意,但其中一些观点亦揭示了两者生长的共同基础。法学方法论和法律方法论生长的基础是大致相同的。因而,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两者共享同一个基础,即法律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相统一的＂法律唯物辩证观＂;二是两者往往在同一时空中为人们交互使用,且相互转化。从法律传统上看,两者之间存在实质上的一致性。以关系原理视之,两者联系的纽结在于它们都是一个解决理论/规范与实践/事实之间不一致的问题并提出理论/规范假说的过程。无论是在法律方法还是在法学方法,＂先归纳后演绎、先经验后理论＂是其基本运行路向。     

法律通往自由: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反思与重建——读周永坤教授《论自由的法律》

法律是自由而不是枷锁,是拯救而不是奴役。自由是法律的永恒价值,这个价值却长久地在中国的法律中失落,使中国的法律难以完成现代化的转型,使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举步维艰。因此,深入探索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以自由为圭臬改造中国的法律,进而影响中国的司法实践,重塑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周永坤《论自由的法律》一书的价值所在。该书以人的自由为核心,通过一系列的反思和追问,探讨了法学、法律、司法、法治、法律文化与自由的关系,是一种力图以自由为圭臬,重建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学术尝试。     

人工智能技术的法律规制探析

具有去中心化特性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正无声地改变着现有社会结构,为21世纪的产业革新注入新的活力和灵魂。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人机互动的道路上尚存在着诸多的变数。未来若希望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除了不断推进技术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让技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运行,以法律为媒介,令二者优势互补、取长补短。     

农民工工资集体谈判的实现路径与法律救济

农民工是目前总体规模庞大且人数仍在急速增长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在劳动就业、劳动报酬等方面受侵害相当严重,因此在农民工群体中开展工资集体谈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对农民工集体谈判必要性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农民工工资集体谈判的实现路径和法律救济,期望能够以此次工资集体谈判为契机,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保障农民地位转型的法律路径走向

新时期保障农民权益的关键是实现农民地位的转型,城乡二元体制中的农民向城乡一体化体制中的农民转型,完成城乡二元体制中弱势地位的农民向城乡一体化体制中平等地位农民的转化。而要保障农民地位的转型,就要改变当前一些法律路径走向,即从保障财富平等、权利平等向保障财富平等、权利平等和素质平等的转化;从保护经济权益向保护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的全面保护的转化;实现从保障性法律制度向保障性与发展性并重的法律制度的转化;从赋予抽象权利向落实具体权利转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与法律规制

由专用向通用迈进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由赋能向赋智转变对应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变革的同时,也存在安全风险,包括人机关系暗藏的伦理风险、人机交互面临的侵权风险、生成内容潜在的失控风险。防范化解风险的法律规制路径,应将辅助原则确立为规范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的基本原则、运用比例原则平衡人机交互的价值冲突、健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安全评估体系。     

从“路径依赖”到“发现法律”——以“刑事和解”为样本

当前刑事诉讼实践中产生"植入异化"现象之原因在于:诸多学者未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进行文明关涉,制造了研究思路中单纯的"路径依赖"问题——思辨法学和比较法学凸显;对策法学成为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路径;"相对合理主义"的态度不断升温。随着理论和实践之间矛盾的出现,此路径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可尝试从文明关涉的源头入手,通过路径方法的突破来改变困境,实现从单纯的"路径依赖"到"发现法律"的方法转变。     

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造福社会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风险,人类必须面对新的伦理规范和法律难题。对于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问题,必须做好相关的法律研究和探讨。承认并确立人工智能民事法律主体资格具有其必然性。承认并确立人工智能的刑事法律主体资格仍存在巨大争议。立法机关需要针对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     

人工智能在法律服务领域的应用

作为三大尖端技术之一,人工智能在众多领域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随着人工智能不断与法律融合,法律服务领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随之发生巨大变革,从传统的“互联网+法律”正逐渐向新兴的“人工智能+法律”转变。人工智能运用于法律服务领域已成为趋势,原本由初级律师承担的工作正在逐渐自动化。人工智能在法律服务领域应用既有优势,也有风险,应当注意平衡人工智能与律师关系、堵塞信息漏洞、系统防范恶意利用。     

计算机网络与人工智能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特别是Internet的出现将对许多学科领域的发展起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的研究会不会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出现新的飞跃呢?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给出了一些分析和展望。     

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法制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全面指导作用,中国的法制建设也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法学指导之下进行.无论在中国法制建设初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对于究竟是学习、移植西方法律制度还是建立自己独特的法律制度,一直存在争议,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立场、方法的指导下,法学研究和立法者树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初步建设完善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人工生育及其若干法律问题

人工生殖技术为无法自然生育的人提供了有效帮助 ,已被各国立法所确定。但在实施人工生育主体、人工生育子女身份的确认、人工生育子女知情权的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争议。应允许单身女性通过人工生育行使生育权 ;在保障捐精者隐私权的前提下 ,保障人工生育子女的知情权。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国家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技术变革创新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将如何影响中国国家治理是值得关注的重大议题,而在当前人工智能研究的整体图像中,国家治理视野与话语相对缺失,需要及时找回与补足;虽然人工智能对中国国家治理的诸多影响还未明显展现出来,但是可以预判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升级将影响国家治理信息基础的完整性、准确性、新鲜性和国家治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政策评估的准确性以及国家治理央地、部门、政社之间的协同性;而受发展技术段位和国家态度选择的约束,人工智能影响国家治理的可能范围与程度及其影响国家治理的机会与空间都是有限度的;未来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还有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     

人工智能时代的行政价值:变革与调适

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与灵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突破。行政价值的生成基础、内容体系、结构功能等随之发生变革。面对人工智能浪潮,新时代行政价值应重新确认行政价值取向、有效转换行政价值认知范式和叙事方式、厘清智能技术嵌入行政价值的边界,以满足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