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相对人的正当防卫权

现代行政法治要求将人权保障与行政效率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予以考量 ,片面追求行政效率的传统行政管理法面临着向现代化转型的迫切任务。确认行政相对人的正当防卫权对相对人的权利保障是至关重要的 ,是传统行政法成功转型的关键。法理依据、构成要件以及与行政权力的冲突与平衡等问题 ,都是必须搞清楚的。     

论环境权的正当防卫

目前环境污染纠纷日益增多,有些还发展成群体性事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建立现代警务机制,最大限度的保护公民的合法环境权益,对于那些通过破坏工厂设施来达到制止环境污染的行为,不宜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而应认定为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的阶层化判断倡导

德国刑法理论中关于正当防卫二元论的观点具有借鉴性,在对其修正的基础上,将法秩序维护、利益保护分别归属于正当防卫的功能论、正当化根据论,前者对应于正当防卫认定的客观条件,即排除公力救济优先的同时,确定防卫起因的可允许范围;后者对应于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条件,即防卫时间、防卫意图、防卫限度、防卫对象等条件的判定。同时,正当防卫的功能论、正当化根据论及其对应的正当防卫的条件认定具有位阶性,在排除公力救济优先、可允许的正当防卫之内,应当原则地、不设附加条件地承认行为的防卫性,纠正司法实践中片面否定防卫性质、将正当防卫降格为被害人过错的不当操作;在肯定行为防卫性的基础上,进行第二个阶层的判定,即正当化条件尤其是防卫限度条件的认定,根据防卫风险分配、利益衡量的分类、分级化进行统一判断,剔除公力救济优先对正当防卫正当化条件的过度否定性影响。     

论正当防卫的限度

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科学定义,应该体现法定性、必要性和相对性三个基本特征。防卫正当与否主要在于防卫人损害的不法侵害人的法益和不法侵害人所欲侵害的防卫人的法益的对比关系,前者等于或小于后者,为正当防卫,前者大于后者,为防卫过当。据此可以顺带得出一个结论:《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并不是无限防卫,而只是正当防卫的一种特殊情形。     

论暴力维权——基于法社会学视角

暴力维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显性的、为争夺利益的社会冲突。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有两个,即物质性原因和价值性原因。物质性原因是根本,是由于行为人对利益的追求以及向社会表达利益的渠道不畅;价值性原因是补充,是缘于行为人对朴素正义观的信仰与追求。在坚持制度正义的前提下,从立法、行政、司法三个维度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方能化解冲突,遏制暴力。     

论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

理论界关于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有着多种观点 ,但实质内容都是大同小异 ,都未能充分、深刻地阐述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成立正当防卫应包括两个方面 ,即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的条件指防卫意图 ,客观方面的条件包括防卫起因、防卫时间、防卫对象、防卫限度和防卫必要性 (不得已 ) ,即两个方面六个要件。     

犯罪学视角下的足球观众暴力探析

我国足球联赛实行职业化以来,足球观众暴力这种新型的暴力犯罪形式愈演愈烈,并有向西方足球流氓行为发展的趋势。足球观众暴力可分为言语暴力和身体暴力两种表现形式。从犯罪学的角度,可用紧张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以及匿名性理论来解释足球观众暴力。除通过立法手段来预防外,运用犯罪学中情境犯罪预防理论的相关技术性措施来预防足球观众暴力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关系之重构

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都是一种防卫行为,它们都是从防卫行为开始的,由于其他主客观因素的差异,造成了法律 意义上两种不同的损害结果。它们之间不是一种转化关系,而是一种防卫异质的关系。     

抗辩权略论

抗辩权是对抗他人请求权的权利,该权利的宗旨是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从而维护抗辩权人的合法利益,从本质上看抗辩权是一项私力救济权。本文对抗辩权的含义、特征、分类及其抗辩权行使的限制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风险社会视野下正当防卫适用的实证研究

“互殴与正当防卫的界限模糊”和“唯结果论”的防卫限度标准一直是困扰正当防卫成立的主要问题。对河南省的实证研究发现,基于刑法教义学理论研究成果出台的正当防卫指导案例,并未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该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其忽视了当下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该指导案例所秉持的古典刑法理念,背离了我国当今社会转型中对刑法安全需求,以及坚持对法益概念的实质化理解,忽视了刑法的预防功能与法益的抽象化与精神化。基于风险刑法的理论与定位,应确立以预防为核心的指导理念和以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为目标的解释方法,破解正当防卫的适用难题。     

论行政程序抗辩权的法治行政价值

现代法治包含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种形态,相应地,法治行政也展现为形式意义的法治行政与实质意义的法治行政。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拟作出不利决定时应当依据一定的合法性或正当性理由;行政程序抗辩权的存在与运行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针对行政主体所持的理由是否真正合法或正当而予以有效抗辩,从而有力促进了形式意义的法治行政与实质意义的法治行政的生成。     

对不作为不法侵害的正当防卫

不作为与作为的不法侵害在法律上的等价性、正当防卫的制度价值以及世界各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决定了对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可以实行正当防卫。对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实行正当防卫应当具备五个条件 ,需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     

抗辩权概念的历史发展

抗辩权的概念来源于抗辩的概念 ,它经历了罗马程序法、罗马宗教法和德国法三个发展阶段。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并出于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目的 ,先后创立了实体法上的各种抗辩权     

关于正当防卫若干争议的探讨

新刑法实施以来 ,仍然存在混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或者不法侵害的界限。究其原因 ,除了有的源于司法不公之外 ,主要是对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必要限度和特殊防卫权存在不同的认识。如何统一认识呢 ?一、明确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 ,即界定正当防卫所制止的不法侵害 ,必须分析不法侵害的特征和正当防卫的性质、功能及其发展趋势 ;二、认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应按照新刑法放宽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对防卫者采取宽容态度 ;公正地评判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三、特殊防卫权的适用范围 ,不是无限的 ,而是有限的。公民行使特殊防卫权 ,必须在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前提下 ,才不受防卫强度的限制     

正当防卫制度价值论

<正>当防卫制度作为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的价值观亦通过法律规范形式转化到法律当中,正当防卫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蕴涵于其存续之时人们的价值追求中,只有通过价值考察才能被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价值是一个繁杂庞大的理论体系,它可以分为物质意义上的价值和精神意义上的价值,笔者在本文主要探讨正当防卫制度精神层面的价值。     

死亡权基础的法哲学疏释

医疗技术的进步、法律的发展、支持团体的压力以及民意的推动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应该享有有尊严地选择死亡的权利。死亡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起初,法院在寻求这种权利的基础时,或者是完全依赖普通法的知情同意或自治原则,或者将普通法原则与宪法的隐私权结合在一起。新泽西州法院对昆兰案的判决第一次确立了宪法隐私权作为死亡权的基础,从而赋予个人更大的临终决定的自治权。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克鲁赞案中更愿意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自由利益来分析死亡权的基础,从而标志着死亡权的基础从昆兰案确立的隐私权转向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对个人自由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