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技术”如何“更聪明”——算法推荐的伦理与治理

作为一种运用人工智能让计算机“教会”自己不断进阶并寻找新数据以做出判断的“聪明技术”,算法推荐技术内蕴着摆脱人类控制的倾向和“从人指向物”的特定关系模式,具有高度伦理敏感性,并带来认知性与规范性两个方面的伦理风险。应对技术伦理挑战,展开算法推荐的伦理治理有三方面要求:一是以伦理先行的自觉,明确算法推荐的伦理规制原则,发挥伦理原则的路标作用;二是确立分布式道德责任,重塑算法推荐的责任主体,促进算法的负责任创新;三是优化算法推荐的伦理治理结构,展开敏捷治理,实现技术向善与技术赋能的契合。     

智能化系统建设中的实用伦理规则设计原则北大核心CSSCI

当前,关于人工智能规则的讨论主要是两个视角,一是站在哲学和公共管理层面,从理论上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研究;另一个则是站在纯粹的技术层面,从技术规则上讨论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目前全球各国或国际组织出台的准则也比较宽泛,无法形成有效的指导。本文抽象出了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根据人工智能运行的侧重点不同将人工智能应用分为以数据为核心、以算法为核心和以行动为核心三类,并基于此构建人工智能运行的规则框架,提出人工智能伦理规则的具体内容。     

立法性算法及其法律规制

在算法时代,法律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新的公共治理和控制系统将从数据收集、传输和分析中产生,基于大数据驱动机器学习的算法治理模式符合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并能够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做出决策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但是,受制于数据输入的主观性和偏见性以及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算法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和降低社会监管成本的同时,也会对传统法律秩序的合法性、公共性和民主性造成冲击。对此,需要明确立法性算法的合法性地位,强化对立法性算法的审查和风险评估,以及保障公众对算法程序的参与和监督权,在算法程序正式被应用到公共领域之前,行政人员还必须对算法程序应用的全过程进行监管,通过建立有效的可预测性和可解释性度量标准,使算法程序的设计和应用有章可循,并建立相应的算法问责制度和程序,以确保立法性算法的发展符合法定的公共性和合法性基本要求。     

伦理结构化:算法风险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算法风险触及、引发、衍生了诸多社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算法风险治理的伦理结构化进路,主要是指通过建构算法设计、开发和使用的伦理原则制度,确定相对稳定的伦理框架和逻辑体系,形成合理可靠的伦理关系结构,从而确保算法符合道德伦理要求。伦理结构化的表达与呈现方式对提升算法治理能力十分重要,是推进算法风险治理的重要范式,有助于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全面实施和执行算法的道德规范,推动算法的伦理建设进程。算法风险伦理治理结构化的实施路径包括:建构算法风险伦理评估模型与审查体系;提升算法的伦理信任阈值与制定评估指标;设立算法风险伦理问责机制。     

“算法焦虑”的生成机理及纾解之道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的领域归属、形态属性与功能价值发生重大变化,其影响力失控蔓延的苗头愈加明显,催生“算法焦虑”。本文以“算法焦虑”现象为研究对象,从算法自身以及规制理念、治理模式等多个角度系统挖掘“算法焦虑”诱发因素,进而从多元互动、相互联结的维度构建迈向算法信任的本土化治理方案。     

数据之身的困厄与开解——身体数据化的伦理风险及其规制

数据化技术与身体融合的不断加深助推身体外部呈现、内部叙事与未来规划数据化，使主体在日常生活领域呈现为“虚拟人”，在关键应用领域表现为“智能人”，在社会交往领域显示为“数字真人”。身体数据化在为主体提供生活便利与治理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伦理风险，使主体在数据凝视下产生认同危机，在数据干预下产生隐私焦虑，在数据与资本的合谋下走向审美异化。为此，必须坚持前置伦理与实践伦理相统一的伦理原则，构建问责与负责相结合的伦理责任，在技术善治中回归以人为本、以身为本的价值理念。     

算法行政问责的机制与评估——基于欧美40份政策的实施分析

基于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的第三代算法推动政府部门自动化行政变革。算法行政放大算法常规风险的同时,也凸显出行政领域的特殊风险。为规范算法行政活动,欧美地区实施了第一波算法行政问责政策。每一政策都反映为一种或多种问责机制,以运行机制和问责主体为标准从中析出科技伦理问责、算法影响评估、透明度机制、行政程序法问责、审计/监管检查、独立问责机构、禁令/暂停措施、政府采购等八种问责机制,分析机制运行假设和实施中反馈的问题。结合行政问责理论对欧美算法行政问责政策进行总体评估,发现现有政策在信息提供、质询强度和有效激励等方面存在不足。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我国算法行政问责制度需要体系化展开,结合我国现状和欧美经验教训,提出优化算法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建议。     

算法自动化决策中的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

算法自动化决策在招聘、任务分配、劳动评估甚至解雇决策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其对于职场性别平等影响的研究尚未展开。本文尝试通过对国内外职场算法性别歧视案例的分析,探讨算法在数字经济时代就业劳动市场不同阶段发挥的重要作用,分析算法自动化决策可能嵌入既有的性别偏见,成为隐藏性别歧视的分配手段,并且造成难以觉察的性别歧视后果。应对算法自动化决策带来的职场性别歧视,应扩大传统劳动法关于性别平等制度的适用,并具体化算法自动化决策规制的相关制度。此外,还应积极构建性别平等的算法伦理,建设覆盖算法生命周期的性别平等制度,并发展针对算法性别偏见的审计与评估制度,通过制度设计和社会支持系统促进数字经济时代的职场性别平等。     

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

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随着算法应用场景的扩大，算法歧视问题日益突出。通过梳理算法歧视的概念和表现形式，分析算法歧视的类型，将法律规制的重点落在深度学习的算法歧视上面，以算法公平为基本原则，从数据和算法两个角度对算法歧视进行规制，并建立算法问责制度以应对算法歧视的危害结果，从而减少算法歧视的产生。     

基于GSA算法的新能源汽车碳排放效应研究——以广东公共交通领域为例

本研究以广东公共交通领域推行新能源汽车为例,采用GSA算法,对比纯电动新能源车与传统燃油车的能耗,分析公交车领域推行新能源汽车带来的碳排放量变化。设置不同情景,讨论分析碳减排的影响因素,发现电网能源结构与车用燃料类型对碳减排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广东省较全国电网能源结构更合理、更清洁,具有典型示范作用。我国应加大力度在公交车领域推广新能源汽车、优化能源结构、加快开发与推广清洁能源,同时,促进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