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逻辑

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是"实践之法理",是证成法律人工智能实践之正当性的理据,它反映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与法律实践理性相融合以揭示法律运行的规律和特征,是"法外之理"的又一阐释。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逻辑在于辩护和证成,其价值不仅为法律人工智能提供法理解释和学理支撑,还在于规范和引导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法律融合人工智能有其天然条件,探究其蕴含之法理是法律融合科技之法理的新命题,法理形式理性是辩护法律人工智能之法理的本质特征。法理之要义应在于指导人工智能理解和遵循立法及司法规律,符合法律任务的特征,满足法律实践的需求,定位和发挥"辅助手"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     

法律文化现代化条件下的土地立法问题

从土地法学的深层普遍现象——土地法律文化的角度研究土地立法的相关问题。在现代文明社会,土地立法的内容、价值选择及立法方法的转向是必然现象;土地立法应该致力于建立现代的土地法律体系和贯彻权利本位的立法精神;政府部门的权力要受到约束,人们的合法权利要得到充分保障;通过对土地立法进行一般性的法理分析,制定符合现代法律文化的土地法以促进解决我国面临的严峻土地问题。     

试论司法公平的实现

试论司法公平的实现刘作翔，雷贵章现代法律是一种蕴含有多重价值要素的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公平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价值，它必然渗透和体现于法律体系之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功能。法律公平从其运行过程看，有立法公平、司法公平和行政执法公平，其中，立法公平是重要...     

证券法的公平与效率及其均衡与整合--兼论我国证券法之立法连续性不足

从法律与经济的层面分析,证券法的公平体现分配正义,反映了证券法中应有的理想法律价值;证券法的效率为一种制度效率,体现了证券法对其所调整关系的现实作用.证券法的公平以秩序为形式,以主体的平等、自由为内容.在我国的时代背景下,证券法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理论上应该是公平促进效率、效率体现公平,但由于理论理想与现实目标的冲突,在立法与法的实施等实践过程中,现阶段应着重对公平与效率二价值取向的均衡与整合.     

政府立法中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基本原则

公平与效率是法律的重要价值。二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又是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的。政府立法需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进而体现公平与效率这两个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市场领域的政府立法应当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非市场领域的政府立法应当遵循“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     

论现代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一整套健全的法律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十分重视经济立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法律体系枢架正在逐步成型,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矛盾,譬如,有的法律、法规带有旧经济体制的痕迹,经济立法严重滞后,规范性和可操作性较差,内容散乱、标准不一、结构失衡等.因此,加强经济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仍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现代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目标模式应有三大门类的法律构成,即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规范宏观调控的法律,规范劳动及社会保障的法律.在构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时还应注意解决好价值目标与内在和谐性这两大问题.前者应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平衡,后者应体现结构优化、兼容私法与公法、正确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如何打造具有法理合理性的刑事诉讼法——审思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及时回应了我国当下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从法理合理性角度审视,修正案的一些内容存在不足,主要是修法内容欠缺必要的法理合理性。这源于实用主义立法取向下过度注重修法目的合理性。未来刑事诉讼立法应当认真对待法理合理性,既要全面考虑法律体系的法理合理性问题,又要统筹考虑刑事诉讼法内部的法理合理性问题,还应通过科学的立法技术将法理合理性融贯于相关法律规定之中。     

公平的效率——罗尔斯的《正义论》

公平与效率从法哲学角度来说,都是法的价值之一,但公平与效率作为一对矛盾,是法理学界一直以来争议的焦点之一。正确看待和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在法律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人公司——效率与公平价值目标的艰难选择

从效率与公平的不同角度论证了一人公司的积极作用和可能引起的信用考验.进一步论证了一人公司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主张通过弥补法律漏洞,完善立法,使效率与公平价值目标得以和谐实现.     

论法的和谐价值

法的和谐价值就是法所具有的那种协调不同主体或同一主体之间多种、多样、多变的价值追求、从而促进人们之间的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价值。它表现在:协调和化解不同的利益;缓和矛盾、化解矛盾;协调个人与国家、公平和效率、发展和稳定等诸多方面的关系,来促进和谐。发挥法的和谐价值,就要在立法上准确认识客观利益和准确选择适当的法律调整方法,司法、执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加强法律监督特别是宪法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