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话语权力之争与文学规范之确立——兼评文学研究会与“学衡派”之争

文学论争、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有共生关系,它们参与着文学的生产,通过对文学价值予以阐释,确立文学的合法性意义和文学的规范。返观现代文学史,几乎每一次论争都有着复杂的原因机制,除了意识形态、美学观念等方面的显在冲突外,还存在着话语权力争夺这一深层原因。文学研究会通过与学衡派的论争,确立了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将其他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系统,确立了新文学规范,巩固了自身在新文学建设中的权威地位。     

文学经典的建构与论争

对文学经典的讨论是当下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文学经典在中文语境中主要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而在西文语境中其含义稍显复杂,本文主要探讨艾布拉姆斯和佛克马对文学经典的界定。文学经典的建构是由经典的自律和他律规则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建构过程也离不开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影响。文学经典之争主要是指本质主义经典观与建构主义经典观之间的论争。本质主义的经典观认为,经典是由于具有内在的本质性特征使其成为经典;建构主义的经典观则关注性别、种族、地域等因素,考察经典形成中的权力因素。     

权力话语理论与主体性的发挥

随着多元文化、＂文化转向＂的兴起,互文的创造性叛逆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赞助商、意识形态、诗学、文化背景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互文所处的语境不同,便会有不同意义趋向和意识形态倾向,受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权力机制的介入,削弱了互文的主体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文本。本文旨在从福柯权力话语理论出发,探讨外部话语权力意识形态对互文主体性发挥的影响。     

“意见领袖”之评与唐诗经典的发现和巩固

接受美学的核心观点认为,经典是在历代读者的选择和阐释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就唐诗经典的形成而言,相对于普通读者,评论家作为精英读者的主要构成,在唐诗接受过程中充当着"意见领袖",他们的评点往往对经典的形成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引领众多追随者,巩固经典地位;二是能够以专业眼光纠正前代偏见,发掘经典;三是引发文学争论,争论各方虽观念有别,但客观上却能形成舆论热点,加速唐诗经典化的历程。     

论政权基础的人民性——以四川土改运动中农民协会的功用为分析对象

一个新政权的确立,并非简单的机构更替,更是一种中央到地方的全面权力接管,甚至是更进一步的权力渗透。土改运动中的农民协会帮助新政权实现了权力下移、秩序确立以及基层权力的相互制衡,其提供的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条件,为整个新政权提供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确立的可能,并最终确立起了民主主义政府的权威。     

论政权基础的人民性——以四川土改运动中农民协会的功用为分析对象

一个新政权的确立,并非简单的机构更替,更是一种中央到地方的全面权力接管,甚至是更进一步的权力渗透。土改运动中的农民协会帮助新政权实现了权力下移、秩序确立以及基层权力的相互制衡,其提供的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条件,为整个新政权提供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确立的可能,并最终确立起了民主主义政府的权威。     

读者：走向文学意义生产前台的主体——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读者地位

在西方传统文论中，作为本体性存在的读者一直处于缺席状态。由现象学美学开启的现代理论将读者推向文学活动的前台。读者成为文学意义的建构者，文学事件的参与者，文学意识形态功能实现的中介者，媒介文化隐喻意义的承栽者。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本体地位得到确立，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新活力，但也因“读者”实际状况考量的艰难和理论假设的扑朔迷离，给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带来了新的难题。     

作品重写及其选择的文化成因

本文以权力话语、文化哲学与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有关理论为依托,从宏观角度分析跨文化交流中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的译介及其所受的文化影响;初步认为文化环境包括道德伦理、意识形态、源语和目标语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格局、文学的引入在目标语文学及其文化中的地位及译者的文化态度和目的等都制约着译介过程,翻译是一种社会文化语境中权力话语制约下选择和重写的过程;当前顺应文化发展的需要,异化策略理应得到彰显。     

正当程序下侦查权力约束机制的构建

在正当程序理念的引领下,以正当程序为主线架构侦查权力约束机制。厘清侦查目的,确立侦查中立观,尊重侦查正当程序,增强侦查主体合法行使侦查权的内在约束力;以严格的法律规范、疏密有致的法律体系确立侦查权力法定的正当性;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的约束由"软监督"转变为"硬制约"和"硬制裁",形成强有力的外部制约;合理合法地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张其对侦查权力的约束作用,以证据裁判的标准和要求来规范侦查行为;制裁程序性违法侦查行为,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救济。     

新文学建设中的话语权力争夺——兼评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

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参与了文学的生产,通过对文学价值予以阐释,确立文学的合法性意义和文学的体制与规范。现代文学史上的每次论争都包含着复杂的原因机制,既包括意识形态、美学观念等方面的冲突,又存在着话语权力争夺这一深层原因。文学借助论争确立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将其他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系统,确立新文学规范。这种对文学规范的诉求早在＂新青年＂时期已露端倪,在文学研究会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一项新文学的内在机制,并对以后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相较于与创造社论争的被动应战与同室操戈,与鸳鸯蝴蝶派代表的旧文学的论争更充分显示了文学研究会论争体制的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