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制度性依赖:中国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探索

支持型社会组织是指,制度上独立于政府和企业,致力于调动资源和信息,培养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能力,促使其在社会中建立横向和纵向联盟的民间组织。从资金、目标、领导、行动策略角度出发,中国的支持型社会组织对政府具有依赖关系。这是通过权威、私人交情、领袖魅力等非正式关系实现的非制度性依赖。在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转移背景下,支持型社会组织对政府的非制度性依赖隐藏在制度性的自主性下。     

关于私营企业主阶层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分析与思考

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大批的代表人士进入各级人大或政协中参政议政,其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特征。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主观因素在于利益驱使,通过获取体制内政治资源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客观政治格局下的政治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渠道相对短缺、参与管道不畅等因素则导致私营企业主选择非制度性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其本质是为了追求更大的个人和社会自由的活动空间。国家与社会关系制约着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程度,为积累其政治参与资本,私营企业主阶层向"体制化关系网络"渗透。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必须扩大渠道,把私营企业家阶层政治参与纳入法治化建设和制度化的建设中。     

论权力制度性整合的合理性基础

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构架是一种文化制度性的存在,要整合权力,必须努力寻求权力整合的制度条件,即合理性基础,论证制度性条件在权力整合中的意义,以此论述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对权力进行制度性整合。本文将权力分析方法与制度分析方法相结合,构建权力整合的制度分析框架,并对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凸显的权力整合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权力整合的制度性基础、解决权力整合的制度建设路径及其与和谐社会建构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微观察

调节收入分配,政府应发挥更积极作用 《半月谈》：在市场机制之外,还存在着政府控制、管制和干预,还有大量的制度、规章和政策,这些制度性因素和政府的行为,无时不在地影响着居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与结果。更重要的是,我们虽然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是许多的改革目标并没有实现,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离完善的市场体系的要求还相差甚远。     

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思考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或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将政府信息向社会公众或依申请而向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的制度。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政府信息公开走向制度化、法律化的标志，信息的公开有利于提高整个政府和社会的效率。因此，这也是一个社会进步和政府工作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内涵、阻力与路径

经济发展新常态对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出了迫切要求。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是企业因使用各类公共制度而支付的成本,是属于企业自身经营性成本以外的、受制于政府制度性安排的外部成本。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面临政商关系畸形发展、权力下放执行阻滞、降低企业税负困难、评估检测乱象频生等阻力。需要从重构新型政商关系、推进权力下放落实、着力降低企业税负、优化评估检测制度等路径进行思考。     

城市拆迁的制度性问题及政策设计

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度。对实践中城市拆迁案例的研究发现，大部分拆迁纠纷和拆迁违法事件的发生，与我国城市拆迁存在制度性缺陷密切相关。文章详细讨论了我国城市拆迁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些至今未能有效解决的制度性缺陷，重新设计出我国城市拆迁中政府有效约束自身、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行为和规范城市拆迁市场的政策机制框架，提出规范城市拆迁管理运行体制的对策建议。     

二元结构：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政治文化是政治学中一个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层面来理解,中义的政治文化观包括观念性政治文化与制度性政治文化两个部分。在我国,政治文化呈现出二元结构的发展态势：观念性政治文化落后于制度性政治文化。这种不平衡性增加了政治制度的运行成本,销蚀了公民的政治信任感,加大了政府的合法性危机。造成这种不平衡性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传统观念性政治文化的超强延续性和政府自利行为的影响。     

殡葬惠民措施福利化的必由之路

<正>传统的福利概念是指社会或组织给特定人群提供的生活上的利益和照顾。社会福利则是指政府为提高和改善公民物质、精神生活,通过立法或政策向一定范围内的指定对象提供的资金和服务实惠,具有普惠性特征,是相对稳定的社会措施。惠民措施是政府对实施了被鼓励行为的一定人群给予的奖补措施,属于非制度性保障机制,不具有稳定性。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

从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社会转轨变型过程中,私营企业主有提高自己经济、社会、政治地位的强烈愿望,必然寻求其他非制度方式和途径以提升个人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地位.所以在私营企业主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中,既有因其主观的利益驱使,又有由于客观局限性的因素所致.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私营企业主的制度性政治参与正在成为现实.     

从人际信任到制度性信任：两岸互信建立机制研究

建立互信是两岸关系的重要内容。在过去30年中，两岸建立互信的主要机制是人际信任，但是随着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时代的到来，两岸互信的机制将逐渐从人际信任向制度性信任转变。但是制度性信任并非构成对人际信任的简单替代，也不是与后者完全割裂，这两种互信机制是混融在一起的。两岸双方分别履行自己的角色义务是两岸制度性信任与人际信任的结合点，也是新时期两岸建立互信的核心内容。     

公众满意：创新政府管理的价值引导

政府管理失败源于政府行为失范 ,以公众满意作为创新政府管理的价值引导理念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将引导着政府管理从传统的管理向服务型、责任型、有效型、公开透明型转变。     

涵养我们的“廉政文化”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对人的制度性约束成为当前反腐倡廉的重点。同时也应看到，除了将腐败归因于缺少监督，还应关注包裹在体制之外的文化因素。熟人社会、人情社会是我们传统的文化氛围，在这块土壤上，播撒着我们称之为互惠的种子，今天的利他往往蕴藏着明天的利已。     

制度性收敛:“贿赂新来者”的政策寓意

公共政策能够实现经济集聚和差距之间的协调发展,而其中最有效的公共政策是基于交易效率视角的有关政策供给,即缩小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要素流动的差距,这就使得政府加强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增加欠发达地区吸引投资的财税优惠找到了合理的理论依据.制度性收敛依靠政府稳态的公共政策供给,建立缩小地区差距的平衡机制.     

英国反极端主义的策略、挑战及趋势

随着本土恐怖主义威胁不断上升,英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反极端主义工作,通过一系列立法和行政授权确认了全体公民、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的预防义务,并以管控极端主义言论和行为为重点从源头预防恐怖主义。反对者认为,英国反极端主义策略是以国家为中心、以安全为导向设计的,许多措施因政府反恐行政权力过大而无意识地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不受歧视的权利。总体而言,英国反极端主义策略利大于弊;在趋势上,英国将会把反仇恨极端主义作为其今后工作的重点,并从信息公开和网络技术方面进一步优化反极端主义策略。     

论中国政党制度的制度性民主

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一制度既体现了明显的中国特色，又体现了许多制度性民主。具体说，其体现的制度性民主包括各党派内部的制度性民主、各党派之间的制度性民主和各党派与群众之间的制度性民主三个方面。各党派内部的制度性民主是前提，各党派之间的制度性民主是核心和关键，各党派与群众之间的制度性民主是基础，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一个统一体，共同体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民主性。     

论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

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制度的关键在于确定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情形。例外情形应当基于＂损害标准＂以法律形式确定。我国不应当将＂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作为一种例外情形,而应据此原则细化＂危险信息＂。鉴于国家秘密范围设定制度的不足,应当上收设定权。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作为非强制性公开例外信息,应当列举不公开的例外情形。     

社会工作人才孵化的制度性嵌入与创新——基于S市的实证研究

社会工作人才孵化是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基础,本文以S市实证资料为例,采取制度理论视角,利用“制度性嵌人”与“制度性创新”概念内容进行分析。社会工作人才孵化的制度性嵌入不仅表现在社会工作人才孵化开启之初,而且表现在社会工作人才孵化过程之中,既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制度密切相关,又与社会工作人才评价、使用和激励等制度密切相关。社会工作人才孵化需要深层的、自主的、积极的制度性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壮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     

捐纳制度与晚清吏治的腐败

庚子之后的１０年，清朝国势垂危，曾大力推行新政，进行改革，企图以此来实现王朝的自救。结果，事与愿违。１９１１年，统治中国长达２６０多年的清朝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捐纳制度的开办造成吏治的严重败坏，直接加速了它的灭亡。 鸦片战争后清朝指纳的开办 清朝官吏的来源主要有３个途径：科举考试、荫袭保举、捐纳。捐纳，又叫赀选，有时也称捐输、捐例、开纳，即人们所说的卖官继鬻爵。它通常由政府条订事例，定出价格，公开出售，并形成为制度。 捐纳的开办并非始自清朝，早在秦汉时就已出现…     

民国政府的边政内容与边政特点——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

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民国政府的边政实践内容丰富,包括了边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层面。民国政府的边政特征体现出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过渡中的多层属性,是中国传统力量与西方外力融合与交锋的结果,呈现出了过渡形态、边缘性、实用主义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