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刑法保障法

传统理论认为,刑法性质包括阶级性质和法律性质。目前,法律性质是保障法,但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看尚难成立,并与刑法谦抑性、超立法原理与刑事立法的区分、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分离、刑法与刑法规范的界分、刑罚的契约性、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野、空白罪状属性不合。而刑法的事先性已显端倪。     

刑事刑法与行政刑法衔接上的缺失和协调——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5条为范例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5条的刑事责任无法在刑法中得到全部落实。行政刑法与刑法典之间出现真空的原因在于行政刑法的制定缺乏整体意识，立法仓促以及我国刑法的内容落伍于时代。协调刑事刑法与行政刑法的基本途径是在行政刑法中明示援引的条款，在行政刑法中单独设置罪状和法定刑及修正增补新的犯罪条款。     

金融领域刑事立法扩张的反思

以刑法修正案为研究视角,纵览金融领域刑事立法的过程,金融领域刑事立法资源的积极投入主要表现为金融犯罪罪名的新增、原有罪状的细化和既有法定刑的调整,使金融犯罪圈呈扩大趋势。究其原因是,金融经济发展的需求、金融监管部门的推动以及刑法依赖思想的根深蒂固,使金融领域刑事立法一再扩张。然而金融刑事立法评价应属于"二次评价",在将某一行为纳入犯罪领域之前,应以该行为首先违反前置性法律为前提,实现刑事法律与非刑事法律的有效衔接,从而建立有层次的金融法律评价体系。     

组织男性从事同性性交易行为之定性研究——对李宁案的分析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宁组织卖淫案审理过程中对于刑法规范用语"卖淫"一词界定解释的争议,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更引起刑法学者对于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限度问题的深入思考。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存在着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的分歧。刑法解释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既不能僭越刑事立法权,又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而应在立法意蕴所允许的范围内,使刑法解释起到阐明立法精神、补救立法不足的功效。     

论刑法谦抑性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谦抑性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指导着刑事司法,无论在刑事立法的制定、刑事司法的运作方面,还是在刑事解释的维护方面。刑法谦抑性宜与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等刑法原则相并列而视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网络文字作品的刑法保护——实然与应然的双层展开

侵犯网络文字作品著作权的犯罪行为具有扩散面广、行为简便且成本低、隐蔽性强的特征。面对这一趋势,对侵犯著作权罪中的＂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行为、定量要素等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都要与时俱进;在未来的立法中,可适当扩张刑法对著作权的保护范围,改革罪状表述,并逐步确立多元化的刑事立法体制。     

论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从罪刑法定的思想和法律渊源探讨了罪刑法定原则由绝对罪刑法定主义向相对罪刑法定主义转变的历史发展 ,指出 ,罪刑法定不仅是刑法价值取向问题 ,而且也存在一个立法技术设计问题。立法技术设计主要涉及立法和司法裁量的关系。我国刑法从立法上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这是刑事立法的重大发展 ,但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它的要求绝不仅仅是法典化 ,而且要在整个刑法运作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     

罪状之辨析与界定

刑法学者对罪状的概念界定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立法的科学性。本文以我国刑事立法规定为基础，分析了罪状的载体和对象，澄清了在罪状理解上的模糊认识。     

关系共同体与刑法调控的范围

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不能受"事件性立法"与"政策性立法"的方法论左右,亦不能贯彻立基于西方个人主义法益论之上的非犯罪化思潮,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与传统文化观念不允许照搬这种非犯罪化观念。由我国的关系共同体之社会结构决定了在刑事立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维护共同体之存续为界限,这延伸出一种内在论的有限犯罪化;在刑事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关系共同体之自我修复为界限,这决定了在刑事司法层面,应贯彻以恢复性司法为中心的有限非犯罪化思想。     

《刑法修正案(九)》中反恐立法的教义维度与实践展开北大核心

《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反恐立法的强化与重视前所未有,由于立法技术的局限性和反恐情势的复杂性,法教义学必须及时跟进,既响应反恐严打的刑事政策,回应社会对于反恐刑事治理的需求,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法教义学立场。在此立场下,将第120条之一中的"运送"作偏正理解,将第120条之四中的"利用恐怖主义"与"利用极端主义"作同一理解,以及对"国家法律"进行广义理解,理性扩张反恐刑法规制范围。同时,强调反恐刑法的谦抑维度,对反恐刑法中的兜底条款进行限制,对第120条之五进行目的性限缩,以实现反恐正义的法治允诺。     

非法经营罪的扩张:态势、挑战与应对

非法经营罪是1997年刑法修订后设置的新罪名。该罪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背离了《刑法》第225条规定的原旨,逐渐变成笼罩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口袋罪"。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成文法的弊端以及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外,主要还是在于立法技术上,在条文中使用了高度抽象性的兜底条款和空白罪状,使得实践中定罪量刑标准不一。其不合理扩张不仅与罪刑法定主义相背离,还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相冲突。面对非法经营罪扩张问题,有必要从立法层面、司法解释的角度对其进行限缩,规制完善,推进立法与司法实践相协调,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中外知识产权刑法保护趋向比较研究

基于国内、国外两种力量的推动,中国知识产权刑法立法保护由弱趋强并日益完善,然而在刑事执法层面却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由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的,包括刑法立法基础先天不足、刑法适用理解偏差、地方保护主义等.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把握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总体趋向,走一条刑法规制范围适度扩张、规制强度保持克制的保护进路.     

《刑法修正案(九)》中反恐立法的教义维度与实践展开

《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反恐立法的强化与重视前所未有,由于立法技术的局限性和反恐情势的复杂性,法教义学必须及时跟进,既响应反恐严打的刑事政策,回应社会对于反恐刑事治理的需求,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法教义学立场。在此立场下,将第120条之一中的"运送"作偏正理解,将第120条之四中的"利用恐怖主义"与"利用极端主义"作同一理解,以及对"国家法律"进行广义理解,理性扩张反恐刑法规制范围。同时,强调反恐刑法的谦抑维度,对反恐刑法中的兜底条款进行限制,对第120条之五进行目的性限缩,以实现反恐正义的法治允诺。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规范限缩

持有行为入罪的正当性原理是行为对法益的抽象性危险。《刑法修正案(九)》设立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不满足持有型犯罪的基本特征:"持有行为与实害结果的密接性",存在对法益保护原则稀释。究其原因,在于宏大反恐背景下对于安全价值的过度倾斜。罪状中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含义不明确以及本罪的"恐怖主义活动"属性,导致了实然上规制范围的非理性扩张和制裁程度的加重。基于法教义学的叙事逻辑,在我国现实的刑事立法下,理应对本罪的处罚边界进行规范性限缩,具体路径包括:构成要件要素的规范解释、"正当目的"的出罪机制以及"最后适用性"的潜在限制。     

从非法经营罪的设置评析空白罪状的缺陷

非法经营罪是一个典型的空白罪状,“违反国家规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开放式表述,使得非法经营罪成为97刑法修订后变动最多的一个罪名,立法司法解释接连不断,成为一个典型的“口袋罪”。空白罪状高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带来了很大的扩罪的可能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等有着明显的冲突,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不合理性,应当在刑法中尽量予以限制使用。     

＂刑法危机＂的症结何在——就犯罪圈、刑罚量问题的些许感想

本文从新近的一种人格刑法的有力主张入手,首先给出了对于当下刑事法网是"厉而不严"而非"又严又厉"的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破除刑法危机、实现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转应该以"严而不厉"为基本保障,从而主张在刑罚轻缓化的同时,还必要强调刑法调控范围的适度扩张即犯罪化,并且,为这样的一种主张与时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意义上找到了某种契合。     

理性与宽容：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

随着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的颁行，偷税罪罪状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对偷税罪罪状设计的历史考察，结合分析《刑法修正案（七）》中偷税罪条文内容的修改，不难发现，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透射出理性与宽容的光芒，这与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契合。这反映出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与进步性。另外，逃税罪罪状的重新设计使得人们重新审视逃税行为的本旨等问题，因此，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是刑事立法史上里程牌式的标志并非是“过誉”之词。     

试论我国刑法中不能犯条款之增设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以行为的实行行为能否构成犯罪既遂为标准 ,把犯罪未遂形态划分为能犯未遂与不能犯两种类型。不能犯在我国刑法中并不是一个法定的概念 ,而只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本文从刑事立法发展、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理论研究、司法实践等角度来论述在我国刑法中设立不能犯条款之必要 ,并通过对国外不能犯立法例的介述 ,提出我国刑法中不能犯条款的立法建议。     

刑法基本原则的困惑与解读

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范畴,它仅是指导和制约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而不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工作的原则.罪刑法定主义等刑法基本主义属于理论范畴,刑法基本主义才是指导刑法立法工作的理论规则.刑法基本原则并非都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而存在着例外规定."贯穿于全部刑法"不应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之一.建议在立法上完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增加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     

刑法“事先法”之理念导读

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具有鲜明的"事先法"特征。从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看,刑事立法的事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保障法存在语义误读之嫌,刑法的正义价值要求刑法与其他部门各司其责、平起平坐。我国的犯罪概念的立法模式是"定性+定量",定性和定量分别表明了刑法的"事先性"与"克制性"。刑法的边界是"人类行动的自觉结果",在原初意义上具有"事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