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处罚主观过错原则研究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中增设了“主观过错”条款，从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行政处罚时考量行政相对人主观方面的适用规则。相对人主观方面是否作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行政处罚法》没有明确规定，综合考虑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应有之义、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内在联系，认定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要件，确立主观过错归责原则作为行政处罚的原则之一，改变行政处罚一直以来遵循的客观归责原则。同时，应当依据行政处罚在各领域的适用目的确定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的范围。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竞合问题研究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关系问题早就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但是关于二者竞合的适用问题尚未达成统一认识。既有的三种处理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适用模式均有其固有的弊端,应当用"整合适用模式"弥补现有三种处理模式的缺陷,协调行政处罚罚则与刑罚刑种之间的交叉关系,解决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     

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链接之处

行政处罚与刑罚作为两种公法上的责任,分别隶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规范体系。处理行政处罚和刑罚适用的竟合问题是行政处罚权和刑罚权的协调问题。在具体适用上,人们应该明确两种权力属于不同的性质,各自实施处罚的对象不同、功能也不相同,二者不能互相侵犯。文章在行政处罚与刑罚子权源、社会功能、适用范围、程序以及处罚方式等方面比较的基础上,对其存在的链接之处、可以相互吸收借鉴之处作了粗浅的分析。     

行政处罚与刑罚衔接问题刍议——以一起假冒注册商标案件为分析样本

行政处罚与刑罚是针对违法者所采取的两种性质不同的制裁措施。在一个违法行为既违反了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又违反了刑法规定的情况下,对该行为是给予行政处罚抑或是刑罚,以及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衔接关系,成为法律适用中的难点问题,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也屡屡陷入困境。以一起假冒注册商标案为分析样本,在对司法实践中行政处罚与刑罚衔接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行政处罚与刑罚合理衔接的构想。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协调研究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存在着协调的基础和适用上衔接的可能。两种处罚的协调首先表现在处罚种类的协调,可增加治安管理处罚单处罚款和刑罚单科罚金的条文;增加侵犯财产权行为和部分妨害社会管理行为的罚款数额;以违法所得数额或违法涉及数额为基准,处以一定比例的罚款;保留行政拘留和拘役,设定适用行政拘留情形与其他处罚任选,缩短行政拘留期限,减弱行政处罚剥夺人身自由权的权力。治安管理处罚中可借鉴刑罚的管制刑设定非监禁处罚,并增设相关法律措施。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存在证据规则不规范、案件调查手段适用程序混乱、听证程序名不符实、相关法律措施程序缺乏等问题。两种处罚的适用衔接学理上采选择适用说和合并适用说的集合,适用程序上衔接采刑事优先原则。     

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

关于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无论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刑事政策说、责任减少说、违法性减少说、危险消灭说和合并说,还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综合说和主观犯意说,其基本刑法思想无不印痕着西方刑法哲学新、旧派对立统一的思想运动轨迹,因之,上述学说均未能科学回答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的问题。事实上,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是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的理论基础;行为人主观上撤回犯意与客观上的中止行为二者的有机统一,应是对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法律事实根据;预防与报应的双重需要又是中止犯之刑罚减免的刑事政策根据。     

雇凶杀人犯罪死刑适用标准探析

严格限制死刑的理性刑法理论的勃兴和司法实务中雇凶杀人死刑适用的不均衡为雇凶杀人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提出设定了前提条件。确定雇凶杀人犯罪死刑的适用对象,需要综合考量行为人的身份、动机及行为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犯罪分工等因素。德、日刑法的犯罪事实支配理论、造意为首的相关规定和逃避处罚的可能性决定了在雇凶杀人犯罪中一般情况下应对雇主适用死刑。在受雇人是雇凶杀人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及存在受雇人加重刑罚的其他情况时可例外地对受雇人适用死刑。     

关于刑罚心理的探讨

刑罚心理是个体对刑罚形成的认知、情绪和意志以及态度,是个体对刑罚的反映。探讨刑罚心理在预防犯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司法工作者不懈的追求和工作目标,稳定的刑罚态度是稳定刑罚心理的标志,决定着行为人的行为倾向。     

“醉驾”入罪的附随后果及制度危机化解

"醉驾"入罪是风险刑法范式的一种规定。中国对"醉驾"行为采取刑罚与行政处罚二元模式,其入罪表现为抽象危险犯且使行为人实际承受了有关职业等资格禁止、丧失的一些应属资格刑的附随后果。我国应借鉴德国刑法中有关刑罚以及"酒驾罪"制度设计,拓展资格刑范围以符合"新财产权"的司法最终处置原则,构建已丧失之资格和权利恢复的复权制度,以最大程度地消解"醉驾"入罪的制度后危机;为化解"醉驾"入罪的制度后危机,需认真对待刑法第13条的"但书"。     

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探讨

罪过形式是行为人实施犯罪时的主观心态,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依据。确定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对本罪的司法适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应包含故意和过失。双重罪过形式在本罪中有法理依据和现实需要。     

行政拘留若干问题探讨

行政拘留是针对违法行为人最严厉的一种行政处罚,是在一定时限内对人身自由的剥夺,适用于严重违反行政管理但不构成犯罪,而警告、罚款处罚不足以惩戒的情况。因此相关法律对行政拘留的适用作出了严格规定。但是基层民警在适用该项法律制度时还存在误区,因此文章就行政拘留的法律文书、投所执行、暂缓执行、执行豁免等实务问题进行了阐释。     

论刑罚轻缓化

刑罚轻缓化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其含义、价值及理论根据.刑罚轻缓化的含义是指在刑事立法上建立轻刑化的刑罚结构.刑事司法上尽可能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措施的刑罚改革趋势.其价值是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获得较大的刑法效益以及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和再社会化,达到惩罚和预防的双重目的.刑罚轻缓化的理论根据是指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和有限性.     

刑罚规制的基本原则之探讨——以我国“徒刑”执行为例

刑罚规制,特指国家对适用刑罚所要侵害的客体、侵害方式与侵害程度等等方面作出的规定与限制。为了在打击罪犯的同时,更好地保障罪犯人权,加强刑罚规制基本原则研究十分重要。从我国徒刑及其运行实践看,其侵害客体界定、施害行为规制、侵害程度规定等方面都存有严重不足。为促进刑罚及其体系科学化,有必要紧扣刑罚适用客体、刑罚体系结构、刑罚种类创制、侵害客体界定、施害行为规制、侵害程度规定等层面,加强刑罚规制基本原则的研究探讨。     

经济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犯罪也有成本收益问题,当犯罪的收益大于成本时,行为人就会去追求,反之就会放弃,经济犯罪人之所以选择犯罪,关键在于其预期成本低于犯罪收益;预防和控制经济犯罪要加大犯罪人的预期刑罚成本,提高刑罚的严厉性、确定性和及时性,同时要优化配置控制犯罪成本资源.     

论缓刑的法律性质--兼评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成立累犯的合理性

缓刑在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所表现的主要特性是不同的,因而对其性质进行分阶段的界定也就有了现实的依据和合理性。从决定是否对犯罪分子宣告缓刑的意义上来说,缓刑有刑罚裁量的性质;从对犯罪分子具体适用缓刑的各项规定的意义上来说,缓刑又具有刑罚执行的性质。缓刑,兼具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两重性质。在明确缓刑具有刑罚执行的法律性质的前提下,认定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相应之罪的犯罪分子为累犯,就有了理论以及法律上的合理性。此种处置,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角度来看,既符合中国社会重视行为人主观意志的现实,又能更好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也是符合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的。     

浅议经济犯罪的刑罚适用

对经济犯罪的刑罚适用关系到能否很好的调整和减少经济犯罪。本文从经济犯罪的特点和成因入手 ,分析了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利弊得失 ,主张应当限制死刑的适用 ,同时扩大其他刑罚手段如罚金刑、资格刑的运用。     

刑事职业禁止的司法适用

刑事职业禁止性质上属于我国刑法中的保安处分,本质上是一种刑事强制隔离措施,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为适用基础。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职业禁止应当由人民法院以刑事决定的形式,在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之日前作出并实施,应当允许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参与到刑事职业禁止决定的作出过程中,并给予当事人复议和申诉的法律救济。行为人违反刑事职业禁止决定,应当承担治安管理处罚或者刑罚处罚。     

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相关问题探析

死缓限制减刑制度,是我国刑罚制度在国际国内双重压力之下的创新之举。该制度脱胎于原有的死缓制度,同时为解决新形势下中国死刑适用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从宏观视角看,该制度的双重属性和符合逻辑的量刑思维进路之选择,于争论之理论中寻求优势理论,可为在微观视角下对该制度精细化解读奠定宏观理论框架。     

两个刑事个案引发的法律解释方法之思考

刑法担负着社会保护和人权保护的双重使命,刑罚的适用必须在被告人所犯罪行和应处刑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也就是建立罪刑之间的价值均衡。正确的解释法律领会立法精神是建立这种价值均衡的前提。本文通过实例阐述对刑事个案的法律解释方法关系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的确定,最终影响定罪与量刑,实际上关系到罪刑之间的价值均衡。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行政教育措施适法性研究——基于海南省的案例分析

行政执法活动应遵循惩戒与教育并行的基本原则,而在行政执法活动过程中应避免惩戒及教育相混淆。行政教育是具有非强制性的指引、规劝行为,而行政处罚则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带有强制性和负担性,同时还兼具一定的教育功能,两者相辅相成。道路交通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当秉承依法行政及适度原则,明确行政教育优先,行政处罚嗣后的梯度原则,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应以教育为主、惩戒为辅,在避免非必要惩戒措施的同时,在必要惩戒措施中实现行政教育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