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理念:法治精神的重要内涵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的于海生在《人民日报》2008年11月17日撰文认为,程序正义理念是法治理念的重要内涵。所谓程序正义,一般是指一项具有正当性的法律程序或者法律实施过程。程     

程序正义价值探析

本文从以实体公正为本位、忽视程序的相对独立价值,而使实体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入手,进而分析程序正义的价值所在。由社会实质正义的价值指引,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实现的必要前提,缺乏程序正义要件实现的实体正义是畸形的正义,与法治精神和社会实质正义要求相悖;程序正义又以实体正义为归依,正因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才更显程序正义的价值所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应同是我国法治实践所追求的目标。     

从米兰达规则看程序正义

米兰达规则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则,充分体现了程序正义要求。程序正义要求从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均符合法律的基本理念与精神。在我国,程序正义未得到足够重视,是制约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     

哈贝马斯程序正义思想及其现代意蕴

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伦理价值。哈贝马斯程序正义思想作为"看得见的正义",认为结果的正义性源自其程序,体现了正义的程序合理性、工具理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等特点,对于现代社会面临的诸多难题具有不可估量的现代意蕴。它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价值目标,为政治权力的正当运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为司法公正的最终实现提供了重要前提。     

中西方传统法律正义价值比较研究——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法律正义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影响着人们的实际生活。法律正义包括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正义是中西方传统法律的共同价值追求,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侧重于实体正义,西方侧重于程序正义,二者对正义价值的追求各有其优劣之处。     

程序正义理念的重构与建立和谐社会

程序正义是建立法治社会、进行法制改革不可回避的重要理念,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试从“程序正义”理念蕴涵着“和谐社会”的精神指向及“程序正义”理念的重构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二个层次论证“程序正义”理念的重构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论法律正义的有限性

法律正义是有局限性的。法律正义不仅体现于实体判决中也体现于程序效率中,马拉松似的诉讼是难于实现正义的。法律程序虽有其独立的价值,但程序与实体之关系,毕竟是实体决定程序,程序又反作用于实体,程序是为实体服务的。应该设计好的程序制度,提升和保持法律工作者的素质,实现有限的法律正义。     

法理学视野中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在我国当代司法实践中，常常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并以此来指导某些案件的审理，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司法公正和法制建设进程。因此，要改变这种状态，须在分析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关系的基础上．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树立程序正义观念，完善程序正义机制，着力探寻二者在发生冲突时的解决原则，才能在我国真正实现法理学意义上的程序正义。     

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正义维度思考

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对于正义的追求，既涉及到事实发现的真实性问题，亦涉及到程序自身的建构问题，所以，过程与结果的伦理性考量就成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正义实现的关键因素，而程序利益的合理配置与运行则是这两个方面正义实现的基础和支撑。     

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动态平衡——兼评民事再审事由的修正案

实体正义"优先论"或程序正义"优先论"以及两者"并重论",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动态平衡应是一种现实可行的方略。民事再审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在维护裁判的公信力和保障再审诉权的张力之间求得平衡,再审事由的确定应体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动态平衡。     

公务员的行政程序正义意识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运作的外在表现，它既可以保障行政行为结果的公正性，又具有独特的内在价值。行政实体结果正义和行政程序正义就像行政行为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偏失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不公正的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影响行政行为的效果和权威。鉴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中存在的缺失和公务员无视行政程序的现状，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公务员的行政程序正义意识。     

习近平关于空间正义重要论述探析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维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空间正义在中国日益发微。伴随着城市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当前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空间实践。从本质上看,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在空间问题上的立体投射与表征,特别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背景下,空间正义已然成为一个“显”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区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绿色发展道路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中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正义思想,挖掘其中蕴含的空间正义思想,把握其基本逻辑,对于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空间正义的需要、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空间实践、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正义理论体系都大有裨益。     

从合理化理论评析罗尔斯"纯粹程序的正义"原则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将正义主要视为一种"纯粹程序的正义",它一旦被实际执行,所达到的任何结果都将是正确的,因此相对于其他正义准则更具有普适性.罗尔斯的这一理论建构得益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纯粹程序的正义"正是表征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日益增长的形式合理化过程.虽然形式合理性取代实质合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程序的合理化是全然合理的.罗尔斯一方面追求形式合理化,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形式合理化存在的困难,为考虑到形式之外的实质因素,试图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涵盖实质正义,这种态度可以用其政治立场来解释.     

问责官员复出须确保程序正义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当前问责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官员问责后复出缺乏严密的程序规定。问责复出机制的合法性源自于程序正义,而实现程序正义的路径,既包括扩大党代会、人代会和社会权力三者在复出监控中的深度和广度,也包括通过程序再造,优化问责复出制度。     

芜湖填湖风波倒逼程序正义

芜湖“填湖”事件最值得吸取的教训。恰恰是规划权限和规划报批的行政程序违法。程序正义的意义恰恰是，“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不仅要追求公平正义的结果，而且要确保过程的公平和正义。     

和谐社会的程序正义分析

程序正义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是司法的公正平等和公民自由权利的维护与尊重,这一理念的最终目标必然是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探讨程序正义的内在价值以及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反思中国程序正义之现状,建构和谐社会之程序法治,对于从法律维度促进和谐社会目标的最终实现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程序正义视野下的侦查公开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代表了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双重性，同时也是侦查制度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侦查公开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必然要在兼顾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之间寻找一个最佳平衡点。本文从侦查公开的法理基础、侦查公开的必要性角度出发，引进行政法的相关原则来探讨如何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寻求这样一个平衡点。     

刑事法律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辨析

程序正义近年来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引起许多争论与探讨，就刑事诉讼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关系，各种观点百家争鸣，而该问题不仅为诉讼理论问题，且关系到诉讼中人权保障、诉讼模式等一系列实质内容，若抛开法律文化背景与法制现状，一味强调程序优先或过分坚持实体优先，均有失偏颇。在刑事法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博弈中，如何能够使得两者不会由于陷入“纳什均衡”而导致法律功用的削弱，就成为我国能否真正走向法治化的关键。     

程序正义之中西差异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随着我国法制化建设的加快．程序正义已成为学界的重要命题。在西方法律思想体系内，程序正义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制度已经存在上百年，成为社会生活中一项司空见惯的法律制度。正确认识西方法律思想中程序制度的内涵、特征及其产生基础，研究程序正义的中西差异，对于不断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切实推进程序正义的实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程序正义问题的内在逻辑阐释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一直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议题,必须依靠公开公平公正、合理有效自洽的制度和程序。程序正义本质上是一种过程正义,强调程序在制定和适用过程中的正当性。采用什么样的程序、形式、规则对党政领导干部职位职务进行分配,直接决定到干部选拔任用结果的正义性,程序正义理论无疑为观察和审视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正义性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视角。追寻完善的程序正义是人类的政治理想,通过发展程序的独立标准、建立完善必经程序、及时矫正非正义行为、不断修正调适必经程序,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完善,必将进入"设计程序—实践检验—行为纠偏—程序调适"的螺旋上升轨道,最终使实质正义得到切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