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变局与澳大利亚南极政策新动向解析

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及对外部战略环境的认知影响着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这也体现在涉澳大利亚核心利益的南极事务上。作为南极的地理临近国、主权声索国以及重要参与国,澳大利亚在南极国际事务中一直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随着近年来大国战略竞争态势对澳外交政策的影响不断加深,澳大利亚更多地从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南极事务。澳大利亚将南极国际治理与全球地缘政治变革相关联,在延续其南极国家利益、追求南极主权声索权益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南极外交、强化南极能力建设、增强在南大洋的海上存在等路径,试图巩固其在南极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澳大利亚的南极政策调整,将对中澳南极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从社会文化认同的角度看西巴尔干国家对华发展经贸投资关系的态度——以斯洛文尼亚和黑山两国为例

<正>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16+1合作"平台框架下的合作日渐深入,而西巴尔干国家对"16+1合作"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西巴尔干国家地理位置优越,是中国投资和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通道。西巴尔干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其对发展与中国经贸和投资关系的态度,于今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深入分析西巴尔干国家民众的对华态度,并从中探索增进其对华认知的方法,是我们的重要关切。我们将重点关注斯洛文尼亚和黑山两国的青年人对中国的态度,聚焦于他们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两国与中国的民族差异,以及他们对双方投资和经贸关     

国之交缘何民不亲?——中德经济依存与民众好感度的非对称性分析

近年来,中德经贸关系密切,政治文化交流深入,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中国民众对德国的好感度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但德国民众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评价却比较低,且这种评价呈持续下降的态势。这说明,国家经济相互依存不见得带来民众间的好感。本文从作为西方国家的德国、作为欧洲国家的德国、变化中的德国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处于不同角色和身份的德国对中国国家形象评价较低的原因,同时从中国的多重国家身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作为东方文明型国家的中国——考察影响德国对华认知的中国因素,并对未来改善德国民众对华认知,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提出了若干建议。     

欧洲思想库在欧盟对华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介绍了布鲁塞尔思想库开展涉华研究和组织相关活动的情况,对这些思想库在欧盟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在分析了由于中欧关系的历史渊源,思想库本身对华研究的水平,以及经费来源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目前欧洲涉华思想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影响力尚显不足的同时,指出随着中欧关系的发展,布鲁塞尔思想库在加强双边关系,共同面对全球挑战方面,同样面临着很多机遇。     

印太视域下日越南海合作及其对华影响

"印太"战略出台以来,日本与越南不断推进涉南海领域的合作.两国南海防务合作逐步常态化、机制化,涉南海经济合作日益全面、深入,涉南海议题支持配合更加多元、多样.日越南海合作既有提升南海议程设置地位的战略考量,又有利用南海合作牵制中国、谋求对华战略博弈主动权等动机,对地区局势稳定和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带来切实的负面影响,但受战略需求不同、政治安全互信不足等因素影响,其合作效果会一定程度被削弱.中国在坚定维护南海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应通过地区互利合作化解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积极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有针对性地与日、越等国开展务实合作.     

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本文对美国多家机构的民调结果进行了纵向和横向比较,考察了美国民众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及其成因。多项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了更多的认知。尽管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总体印象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持有或认同"中国威胁论"的看法。不过,在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上,美国民众的观点明显出现了分化。尽管要求对华强硬的声音一直存在,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强有力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并期望两国在关键的政策领域进行更多的合作。美国人的"中国观"是由多种复杂因素交互影响下逐步积淀而成。中国要提高自己的"软实力",改善中国在美国社会的形象,也将是一项漫长的综合工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群体性反华事件探析

伴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海外中国公民数量的持续攀升,中国海外利益规模也随之上升。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与落实,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在加快,导致相关的风险急剧增加,引发了诸多针对海外中国人的群体性事件。文章根据群体性反华事件的相关动因建立了一个解释机制,并利用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反华事件进行了检验。文章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华好感度、中国公民与当地民众间的融合度与海外群体性反华事件的发生呈负相关,中国在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双边摩擦水平等与海外群体性反华事件的发生呈正相关。其发生机制为:在一国经济发展出现下滑引发国内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在该国持续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与该国较低的对华好感度作为催化剂,中国与该国的主权、经贸摩擦或中国公民与当地民众间较低的融合度作为导火索,最终引发海外群体性反华事件。文章还利用检验后的解释机制,对如何防范相关危机进行了探讨。     

“一带一路”在印尼的污名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再塑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印尼“五通”合作成绩斐然,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并明确了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然而,在这种背景下,印尼的涉华传播仍存在很多问题,与中印尼关系的正向发展背道而驰。其中的原因,一是印尼媒体涉华报道被程式化地纳入富有冲突性的“政治化”框架中,“一带一路”倡议与涉华议题遭遇污名化传播,印尼媒体负面涉华报道较多;二是中国国际传播权重不足,在外宣中存在话语体系不当、重心偏差、缺乏规划和深耕等问题,外宣成效有待提高;三是受冷战思维的影响,部分印尼人对综合实力日益提升的中国抱有疑虑,质疑“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进而对中印尼合作项目、中国企业与中国劳工提出疑问与批评。由此,中国在印尼的国家形象,印尼对中国的好感度和认同感均受到一定的影响。针对这一状况,我们可以根据国家形象理论,从不同角度提升国家形象,建构新时代国际政治传播背景下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进而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具体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多途径塑造正面的国家形象标识;二是企业坚守底线,合规经营,担负起社会责任,促进互利共赢;三是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自塑”能力,展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     

中韩建交30年:现状、问题与未来CSSCI

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30年来,中韩关系总体上发展稳定,进步巨大,长期保持向好趋势。但经济上的紧密联系,未能解决两国之间潜在的政治不信任问题。在“萨德”事件的刺激下,韩国民众对华好感度恶化。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韩国在地缘政治上作为中等强国的重要性格外凸显。美国不断强化与韩国的军事、情报、供给链合作,试图将其纳入围堵中国的战略联盟。韩国在中美之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战略选边压力。中韩建交30周年是两国重新塑造预期的关键契机。不断强化稳定健康的未来预期,是当前扭转韩国对华态度的关键抓手。中韩关系作为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需要两国以高度的责任感,携手并进,开创未来。     

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博弈

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转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双边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上升。与之相应,国际秩序已经成了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国际秩序问题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战略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然而,两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变革国际秩序的诉求又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两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虽然有合作,但竞争也非常激烈。中美国际秩序竞争的核心内容是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之争的本质是两国意识形态竞争,这种竞争目前表现为"两个秩序"之争,即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内秩序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结构性矛盾,对两国战略关系走向发挥着重大影响。破解中美秩序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需要用合作主义来指导双边关系发展,通过合作来管控在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确保两国不冲突不对抗。     

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内涵、动因和前景

澳大利亚是"印太"概念的主要倡议者,是较早将"印太"地区正式纳入官方安全利益关切的国家。将澳大利亚与印度或印度洋联结是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一以贯之的主线。中印的共同崛起、美国"重返亚洲"以及"中等强国"抱负是澳大利亚重视"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因素。印度经济的崛起、印度洋重要性上升及其衍生出的北澳大开发需要是澳大利亚直接关注"印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因素。此外,相对于"亚太"而言,"印太"的叙述框架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缓解身份认同焦虑。文章指出,澳大利亚内部对"印太"的战略内涵及其重要性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亚太第一派"基本否定"印太"作为澳大利亚新的战略地理空间;"印太最小主义派"强调利用印度制衡中国,维护"印太"均势;"印太最大主义派"强调中美日印的大国协调和共治;"印太功能主义派"强调减少能源和海洋安全联结产生的战略对抗,追求"印太海洋共治"。目前特恩布尔政府的"印太"战略思路倾向于"印太最小主义派"。探讨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的演变有助于中方更好地理解澳大利亚的利益诉求和战略走向,更加准确地把握和调整"印太"时代的中澳关系。     

试评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的均衡外交政策

霍华德政府的"均衡"外交政策,是世纪之交澳大利亚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变化.霍华德四次执政,其"均衡"外交政策的成效是重要因素之一.本文试从当代澳大利亚外交的两大支柱--澳美关系和澳亚关系的角度,评述霍华德政府均衡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发展演变的特点和原因及所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解读未来澳大利亚均衡外交的走向.     

印度洋海权竞争与印度的战略反应

冷战结束以来,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逐步提升,美国一直在印度洋维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在不同程度上介入印度洋事务.印度海洋战略的目标是主导印度洋,却对其他国家介入印度洋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反应.印度对美国由防范逐渐演变为防范与合作兼有的平衡自主型战略反应,对中国和日本分别采取了防范主导型与合作主导型战略反应,对澳大利亚则长期维持着合作缓进型战略反应.威胁认知与收益预期对印度的战略反应提供了整体性解释.对美国威胁认知的降低是印度对美国降低防范并与之开展合作的主要因素;中国军事能力的提升以及印度由来已久的关于中国"威胁"意图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印度对中国的战略反应;印度对日澳两国的威胁认知较低,但对日本较高的收益预期促使印日之间的海洋合作更为深入.     

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接近

百年变局之下,国际秩序急剧变革。权力政治回归,国际秩序动摇,中美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因素成为日本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考量。为在秩序变革期充当主动角色,维护和拓展战略利益,影响甚至主导国际秩序重塑,日欧开始从全球角度定位双边关系,积极充实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加快推进经济、安全和战略等全方位合作,日欧关系由此进入备受关注的"蜜月期"。双方在战略接近过程中,在确保现实利益基础上,注重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价值观外交。在对华谋利的同时,欲以规则来规范其国际行为;同时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从双方战略接近态势看,日欧合作全方位展开,呈现出战略性借重之态,显露出积极塑造新秩序的"战略雄心"。而双方战略接近能走多远,其雄心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仍受制于多重现实因素。中国应高度重视日欧战略接近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战略考量与经贸导向:改革开放初期联邦德国的对华政策(1978～1982)

改革开放初期,联邦德国与中国的接触迅速扩大,两国在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协商不断增多。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和美国是制约中德双边关系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但中德双方集中发展经贸交流,并在全球问题上进行协商与合作。这使得双边关系得以克服这些外在的束缚,从而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以及联邦德国的联邦制度给中德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桥梁。同时,当时联邦德国驻华主要外交官员对有关问题的冷静思考也促进了德方对中国的理解。其中,经济因素对中德关系的影响显得越发重要。     

黎刹的“遗产”与菲律宾“负面化”对华认知的转圜

本文旨在探讨如何通过举办以黎刹命名的、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文化交流项目,来平衡或抑制菲律宾越来越"负面化"的对华认知,并借此丰富中菲关系的内涵,厚植菲律宾对华关系的民意基础,为中菲关系的稳健发展添砖加瓦。201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菲之前和访菲期间,高度称赞黎刹对于丰富双边关系内涵的价值,这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中菲两国对于黎刹的共同记忆。菲律宾对中国的认知和判断是菲律宾对华关系的民意基础,这个民意基础"底子薄",更受到南海等问题的持续干扰。相比于任何其它双边议题都难以回避争议性这一事实,对于黎刹的记忆和纪念近乎"零瑕疵",堪称中菲双边唯一的共同话题,因而具备平衡并抑制菲律宾"负面化"对华认知的潜在价值。     

西方对华政策的嬗变——以七国集团为例

2021年以来七国集团的涉华议题急速增多,集体遏压中国的态势明显。七国集团从融合中国、接纳中国共同推进全球治理到转向遏压中国,这一逆转值得深入研究。以七国集团涉华文献为基础,梳理七国集团对华政策的演变,聚焦经济、安全、价值观方面的主要涉华议题,可以深入了解西方对华政策调整的特点和前景。冷战结束30年后,西方阵营重现针对一个特定大国的政策,联合应对所谓中国挑战,集团式的对华政策成形。西方阵营的对华政策与冷战时期西方的对苏政策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为了维护西方国家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对华博弈的大幕开启,其走向取决于双方未来的互动和选择。     

美国国会对华议程设置中的“污名化”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范式”转变,国会亦成为“全政府”对华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通过检索第115—117届美国国会涉华提案、抓取发起提案数量较多的议员涉华推特推文进行框架分析,发现此期间涉华专门性法案增加,议题广度前所未有,而议员涉华推文与提案之间存在一定的主题属性关联。通过对推文和提案的对比、归纳,可总结出四种框架：主权与人权议题、军事与安全议题、经济与科技议题、新冠疫情议题。美国国会对华议程设置总体呈现出“污名化”的负面倾向,其主要是由国际秩序的相对变化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所致。     

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的路径、动因及影响

近年来,澳大利亚对于南海争端的关注程度与介入力度不断增加,其路径包括在多个场合宣扬其南海政策;扩充本国军备,在南海地区显示军事存在;加强与美日菲等域内外国家的联动。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的动因有其自身安全、经济与政治利益的考量,也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作用。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带来重要影响,包括加剧南海争端的复杂性,影响中国在南海问题的话语权,阻碍中澳关系的发展及加深澳大利亚自身的外交困境。针对澳大利亚加强介入南海争端政策的现实,中国应采取相应对策,包括在部分国家政局变动与政策变化之际,坚持以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来阻止澳大利亚等域外力量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企图;扩大对澳大利亚各界的外交工作;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及中日关系的转圜,压缩域外国家联合制华的空间;以经济的软约束为主要方式辅以军事的硬威慑阻止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