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史视角下全球发展范式重构与实现路径

针对全球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习近平主席基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行动导向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发展倡议构建了以人为本的新的全球发展范式,不仅贯彻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且将联合国人类自由发展的思想具体化,并指出了解决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充分的根本途径。围绕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发展倡议以全球化和全球合作为基础,将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普惠包容作为三大实现机制,这三大机制通过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影响全球发展。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发展优先和行动导向,将全球发展共识转化为国际发展合作的务实行动,通过“围绕中心、项目引领、各方参与、加大投入、全面推进、突出重点”六个方面构建实现路径。中国不仅倡导全球发展倡议,并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发展倡议,通过全面脱贫、“一带一路”倡议和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等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贡献,对凝聚全球发展共识、促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发展赤字问题也愈加严峻,全球发展总体不充分、发展空间不平衡、发展动能不充足、发展援助不完善和发展环境不理想是其具体表现。全球发展赤字问题主要源于全球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国家治理失效的扩散、现有发展机制的内在缺陷、发展模式西方化的逆反效应以及个人主义在西方膨胀等。对此,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有助于凝聚全球发展共识、提升全球发展效能的重要举措,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全球发展机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加强国际对话交流,以实际行动为应对全球发展赤字难题贡献了中国力量。     

推动自主发展：全球文明倡议下中国对非洲治理援助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核心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模式，以平等的方式推动文明间互鉴，尊重现代化发展的人民性。中国对非援助的核心与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核相契合。长期以来，中国把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作为对非援助的核心主题，在技术和治国理政方面为非洲提供援助，助推非洲实现自主发展。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的冲击，中国对非治理援助也面临新的挑战。全球文明倡议为新时代中国开展对非治理援助提供了新思路，未来应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上，积极支持非洲走自主发展之路；在倡导平等互鉴基础上，优化治理援助项目评估；在坚持人民至上的前提下，重视培育非洲治理根基，提升非洲治理效能，助其实现自主发展。     

全球发展治理视域下的“一带一路”建设

作为全球发展治理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将国内贫困治理的有效经验融入全球发展治理的制度化进程,以广泛多元的国际合作助推经济增长新理念与包容发展新模式在全球的共享,体现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中国式发展观。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正经历转型,处在这一进程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样面临来自权力结构、运行规制、能力建设与项目合作等方面的深刻挑战。全面建设"一带一路"、推动民生改善与全球发展,需要始终将人类发展共识作为核心建设理念,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贫困治理的有益经验,积极搭建与联合国主导下的各类发展机制的合作平台,重视发挥基层治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支撑作用。     

全球文明倡议：理论内涵、世界意义与实践路径

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后,与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一道共同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全球文明倡议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严密的内在逻辑,体现了文明的多样性、共通性、发展性、实践性特征。全球文明倡议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强大支撑,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实践过程中,要进一步建立全球文明对话交流平台,加强双多边文化合作机制建设,推动全球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各国友好交往,共同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金融科技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基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的再探索

金融科技发展正推动着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而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则为厘清本轮变革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梳理分析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进而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技术性推动力和变革路径的视角,以中间阶段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为剖析对象,尝试归纳和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研究发现,关联产品（joint products）激励作用得到增强;信息器物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新老竞争”和“公私竞争”;制度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中的金融科技国际标准规则正在形成;观念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得到新发展,并引领国际金融实践。面对国际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新形势,我国应该积极推动法定数字货币跨国使用,引领新兴经济体国家参与以国际清算银行为核心执行平台的治理体系,同时设立金融科技试验区以对接国际金融科技发展前沿。     

“健康丝路”视角下的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北大核心

在多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不断提升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并加快融入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随着"健康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和推进,其效应不断外溢并对国际双边和多边卫生治理合作产生深刻影响,有力促进了区域和全球卫生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当前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既凸显了共建"健康丝路"的重大战略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对"健康丝路"的行稳致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为推动"健康丝路"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未来中国应以构建生物安全体系、完善国际多边治理架构和提升"健康丝路"机制化水平为建设路径,不断夯实"健康丝路"的基础和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     

三大全球倡议的普惠性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属于全球公共产品，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理论、历史、实践和价值上的统一性。三大全球倡议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与联合国承担的全球使命相契合，有助于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也为中国加强与联合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抓手。中国携手联合国积极推进三大倡议的落实，有利于全球合作，而且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更大贡献。     

中美摩擦的国际规则之争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美之争是全球治理陷入当前困境的外在表现。全球化发展至今,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全球治理最大的困扰,如何在全球权力结构变化之下调整治理思路、模式以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具有跨界特征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现有的全球治理具备了奥兰·扬所提出的国际制度变迁的内部矛盾、权力结构变化、外部压力等要素,已处于明显变革之中。与全球治理并行推进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以新型伙伴关系合作、多元化等核心理念获得了全球最大范围的支持,并由于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而承载着全球治理的责任。"2030议程"在理念普适性和目标务实性方面的优势,为全球治理以可持续治理为新内涵实现理念的转换和相关实践提供了机会。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主导力量不足以及公共产品匮乏的现状,将严重制约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落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进相关国家、地区的有效发展和治理。~①中国在主动提供治理公共产品的同时,不断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多方参与分享的创新理念提高相关国家的参与能力,为国际可持续治理培育和储备支持力量,并推动解决治理变革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到全球认可和支持,全球可持续治理将不断从中获得现实和潜在的改革动力。因此中国可以更多的担当,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角度,通过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充实,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背景下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重构

传统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控,受霸权主义、单边行动影响,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步履维艰。在自身经济增长乏力、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逐步暴露不足的情况下,美国等发达国家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意愿有所下降。目前,全球贸易治理处于比较严重的"治理困境"和"治理赤字"状况,全球性贸易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更加均衡普惠的全球贸易治理模式,这种全球贸易治理新模式的宗旨是共同治理,实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贸易治理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实践将有助于解决当前全球贸易治理的失灵、失衡和失序问题。     

区域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东盟旅游合作研究

区域组织如何促进成员国之间密切合作是区域研究的重点。本文以东盟旅游合作进程为研究对象,运用区域公共产品理论分析东盟在缺乏霸权国家主导和硬机制运行的背景下如何形成集体行动,有效供给区域公共产品。东盟旅游合作的动力在于全球旅游竞争环境变化催生了东盟各国对区域公共产品的需求,唯有依靠区域合作才能突破自身旅游发展瓶颈。本文对东盟区域旅游公共产品供给动力、合作机制建设和障碍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以东盟旅游部长会议为核心的协商一致对话合作机制、最大程度满足成员国旅游发展需要的包容性公共产品选择机制、以外部性特征为驱动的区域外国家渗透参与机制保证了区域旅游公共产品生产的稳定性,但区域内国家发展程度不一、资金缺乏和旅游市场激烈竞争也削弱了旅游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的信心。     

全球安全倡议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启迪及意义

全球安全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关于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理念，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全球安全倡议贯通了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三个层面的安全关系，强调安全的重点不仅包括国家安全，还包括个人和集体意义上的人民福祉。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并向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和发展领域延伸，成为多层面的安全概念。全球安全倡议与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一致，致力于解决国际冲突的根源，认为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可持续的安全观，消除不平等，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中国秉持安全共同体理念，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国际社会协力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疫情冲击下的全球治理困境及其根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凸显了国际合作的缺失。面对疫情冲击,不仅以G20为主要平台的大国协调机制和以WHO为中心的全球健康治理框架乏善可陈,欧盟、东盟、非盟、阿盟等众多地区合作框架也无所作为,各国重新回到国家主义的框架。大国间抗击疫情的合作不仅难以开展,还频频出现了责任转嫁、物资劫持、"脱钩"等现象。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治理机制设计存在赤字,医疗资源仍然集中在国家手中,国际机制缺乏调动国内资源的合法手段,造成治理能力不足。这一赤字在应对小规模的疫情方面尚可支撑,在应对全球性疫情方面明显不足,由此决定了各国在疫情冲击下除了回到国家治理轨道外别无他途。因此,疫情治理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求全球治理合作走向深度全球化的新阶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必将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基于公共性的回归

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公共危机,全球治理彰显了一种新的公共性的特征。在政治权威方面,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危机治理之中,带有公共特点的私有权威正在公共治理中崛起;在公共领域方面,公共性不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全球社会和全球公共领域之间的疆界变得复杂;在公共产品方面,公共性超越了普通公共产品所带有的工具性和经济意味,更多地体现为公共实践。由此可见,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性正在增强,但这种公共性已不再需要对其设置特定的边界,它正逐步演变为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系列实践,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归。其中,中国也努力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负责任地提出了"中国方案"以及参与或主导建立若干全球性机制等实践,推动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扩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和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国家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家决策和国际形势增加新的变量。世界之变促全球治理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为全球层面治理机制的革新、区域层面治理的深化与整合、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先削弱再增强的过程、大国国内政治与国家政策变化导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发生改变。中国一直以来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开创全新的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并广泛参与多领域治理进程。当前,为应对大变局,中国创新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包含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以“开放包容”姿态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促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和以“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并率先在认同度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逻辑根源——基于发展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比较分析

长期以来,全球经济治理由西方国家主导,遵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和竞争单方取胜的经济全球化运行逻辑,建构单方面契合西方国家利益偏好的统一规则治理模式。当前,这一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亟待变革。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以"中国道路"的成功为事实基础,顺应发展导向与实践理性相互加强的理论逻辑,践行"发展共赢"的包容性全球化运行逻辑,塑造以包容性发展机制为核心特征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对发展逻辑而非资本逻辑的遵循是"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逻辑根源。     

中美战略竞争与中国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大国关系是国际格局的重要宏观影响因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受其影响停滞不前，国际政治经济区域化趋势明显。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美国利用“离岸平衡”战略使亚洲地区合作处于离散、复合交织的状态，区域经济对外依赖始终较强，一体化发展远远不足。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下区域治理思想对当前区域化变革具有较强指导意义，其核心是大国驱动、多边合作以及完善的合作机制等。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核心表现。亚洲价值链区域化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国作用缺位和机制不完善。当前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日益提升，中国应依托自身对全球及区域治理影响，以及强大的市场优势，主动引领亚洲区域一体化，发挥大国对价值链生产端和消费端的驱动以及推进区域合作机制完善等作用，加快提升区域价值链的自主能力，不断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

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为维护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各国的开放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多边贸易体制缺乏公正性,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涌现,导致全球贸易治理出现"碎片化"趋势,非正式制度安排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的缺陷导致了诸多治理低效率问题,逆全球化浪潮就是贸易治理机制低效率的突出表现。此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地位日益上升,现行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所界定的利益分配格局越发不合时宜。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并付诸实施,将会引领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促进全球贸易治理向公正导向、发展导向转型,将整合"碎片化"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引领新的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新的多边合作平台。"丝路新秩序"为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设定新范本。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逻辑特征与时代价值

近些年，全球治理遇到诸多困境，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效能的发挥。针对全球治理赤字和西方理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及融入世界的基础上，提升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在当前的大变革时代，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从整体主义世界观出发，系统地回应了全球治理在主体、客体、规则、价值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了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解决全球性问题、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全球主义价值和人类共同价值等全球治理主张，反映了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系统性以及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     

全球治理中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与中国参与——基于WTO、CPTPP和RCEP的比较分析

世界各国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制定的不同规制造成了数据流动壁垒,但数据流动的全球性、数据要素市场的依赖性以及数字经济的整体性均呼唤国际社会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全球治理。鉴于充分的国际法治供给是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的基础,我们应当构建以"善治"为宗旨、以"规则导向"为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归宿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三维框架,借此阐释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的应然状态。当前,国际法治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是造成跨境数据流动国际法治贫困的主要原因,虽然WTO、CPTPP和RCEP等多边和区域机制对规制跨境数据流动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制度回应,但仍存在多边规制发展滞后、区域规制碎片化以及共识性合作缺乏的治理困境。本文认为,在三维框架的指引下,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应坚持从区域规制向多边规制的形式转型、从"软法"向"硬法"的性质转变,并且一定要明确宽泛灵活性规则的明晰适用机制。中国在参与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时,应将国内规则外化的接轨性法治建设与国际规则内化的对接性法治发展相结合,以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数据治理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主张能力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