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文本与历史记忆:明清时期洱海地区白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历史变迁

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族群研究理论已揭示出族群身份认同在族群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在今天云南白族的形成过程中,其所具有的稳定自我认同的族群历史过程,并非止步于南诏与大理国时期,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变化。13世纪以降,随着国家力量的深入,洱海地区的白族知识精英对祖源的追溯,经历了从认祖于九隆到追祖于南京应天府的转变。与此同时,遵循着白人上层最初的九隆祖源,在白族准精英引领下的民间社会,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白"的认同。自清末民初起,白人认同内部的这一张力由于其上层集体身份意识向"白人"认同的回归而趋于消解。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之前,白族已经成为具有稳定自我认同的自觉的族群。     

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

英文ethnicgroup这一术语引进中国后 ,普遍共识的翻译为“族群”。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在理解这一术语的含义和应用这一术语的实践中 ,存在对“族群”概念理解片面和应用泛化的现象。辨识ethnicgroup翻译为中文“族群”的准确性 ,同时针对台湾和大陆学界有关理解和应用“族群”概念中存在的问题 ,对“族群”应用的漫散无边和替代中文话语的“民族”等问题进行分析和质疑 ,可以为全面理解和准确应用这一源自西方发达国家以“认同”为核心的术语 (eth nicgroup)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作为方法的华南:中心和周边的时空转换

"中心"和"周边"是两个灵活的、相对的概念,从儒家文化的视角着眼,"周边"并不限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涵盖了包括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华南区域,"周边"的概念在汉族社会内部的不同民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等各族群的互动中,又有着新的内涵和外延.从这一研究视角出发,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以宗族为中心的华南汉族社会结构的研究、华南族群与互动的研究、华人和东南亚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窥视华南视野下中国研究的特点.可以认为,华南研究已经具备了方法论的含义.     

文化多样性表象下的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形式

多元文化主义,是由于民族多样性与族群多样性的存在,造成的文化多样性这一现象。在处理文化多样性的过程中,多元文化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处理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矛盾、冲突的有效模式,对当代世界发展有重要意义。     

泰国曼谷的客家神庙与客家族群认同探析

泰国客家总会下辖六座神庙,分别为汉王庙、三奶夫人庙、关帝庙、本头公庙、吕帝庙和南海观音庙。曼谷客家族群的精英群体和普通大众均与这六座神庙有着深刻的关联。其精英群体通过神庙事务的作用与神庙产生互动关系,而普通大众则通过对神祗信仰的情感体验与神庙产生互惠关系。精英与神庙间的互动关系以书写文献的方式得到体现并形成集体记忆,大众与神庙间的互惠关系则以具体的行动实践表达族群认同。集体记忆与行动实践造成了族群认同方式上的差异,因此曼谷客家族群的认同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精英为主体的,接近"工具论"的族群认同方式;一种是以大众为主体的,接近"根基论"的族群认同方式。前者通过神庙事务的具体事件,对族群认同施加影响;后者则通过既得的宗教情感,对族群认同和族群认同的边缘范围产生影响。故此,一个族群认同的方式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很可能通过两个或多个认同方式及渠道,达成一个族群整体的认同。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政党现代化的风险化解

从传统以民族为场域的族群治理转向以民众为主体的政府治理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政党治理的显著特征。其中,民族地区特有的族群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理念、文化习俗等无疑会增加马克思主义政党现代化的执政风险。所以,从政治结构、公平模式、民族问题、宗教信仰、群体性事件等角度逐一剖析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政党现代化的风险,提出既符合全国整体发展趋势又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性的风险化解思路就成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政党现代化的重要议题。     

论多元文化主义视阈下的正义思想

多元文化是对拥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的事实性描述,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关于不同民族文化的政治观。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涵摄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关于民族国家内族群文化差异性、平等性以及族群间关系的政治理论,其二是一项处理民族国家内族群文化多样性以及族群矛盾、追求各种文化和族群和谐共处的具体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正义观强调集体权利,这是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批判。与罗尔斯的个人权利至上的主张明显不同,多元文化主义正义观所要求的是一种居于群体权利之上的正义,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正义,一种承认正义。由此可以看出,多元文化主义正义观对于宏观政策的制定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     

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在云南大学的演讲记录

"何为中国"这一话题,在历史上有三个时代成为焦点,分别是北宋、20世纪上半叶以及当下。不过,这三个时代虽然都关注"何为中国"这一话题,但聚焦点却稍有差异。北宋关注汉族中国文化的正统性;20世纪上半叶关注国家、族群与疆域的统一性;当下则关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内外与认同。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国家、疆域和族群,应当承认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不断变化。现代中国国家、族群与疆域的形成,应当看成是一个曲折、复杂和漫长的历史过程。说明这一点,不仅可以回应中国历史学界、中国政治领域和国际学术界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提醒我们,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转型中,中国还面临相当多的问题。一个兼有有限国家形态和天下帝国历史的现代中国,面对棘手的内、外问题如何处理?这既需要史学家寻找问题来源,更需要政治家具有理性和智慧。     

西方国家元首的权威从哪来

在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设计中,影响一国全体国民和各个阶层、族群、地区统一与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元首这一政治机关能否超越各种技术和政策层面的纷争。从世界各国比较来看,维护社会和国家统一性的一个重要制度设计,就是要保证一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超越社会各集团、群体、阶层、部门、地区之间的利益和价值争夺,成为全社会和完整政治社群的代表。     

重庆民族地区的族群互动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

族群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概念,学术界多有争论,其中重要的争论点是关于族群划分、族群认同以及族群互动。论文从梳理国内外族群相关理论入手,探讨重庆民族地区族群互动的特征、模式及其与社会和谐稳定之间的关系,以期在分析重庆民族地区族群互动的社会意义的基础上,把握民族互动的基本规律,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非正式规则在反腐败中的作用

集体腐败不仅是指腐败官员之间的窝案联合,更有可能上升为一个地区甚至全国的腐败,形成腐败文化。而为了遏制这一现象,不仅要从法律等正式规则上进行规制,还要从非正式规则上入手。     

蒙元际族群畛域关系模型略论

蒙元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游牧族群主导下的全国性封建王朝。这一体验使统治阶层产生了强大的族群优越感,从而采取了一系列族群畛域政策来巩固统治。对此,国内外学者多基于族群畛域的"不进步成分"加以批判,较少触及之中的族群关系结构。事实上,蒙元帝国的族群政策有着复杂深刻的历史文化土壤,是对蒙元际多族群现实的客观描述。我们可以从族群矛盾的历史演绎变化中洞窥并建构族群关系的模型,从而为现实问题研究提供参照与导引。     

记忆中的花山节与苗族族群认同

苗族花山节的起源传说和参与花山节的现实体验激起人们对族群的原生认同。族群通过强调某些记忆或赋予记忆褒贬色彩来增强凝聚力,构建或维系成员对族群的归属感和族群对成员的认同。     

广西苗族民歌中的族群记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由于苗族没有文字,口口相传的苗族民歌成为苗族文化的主要载体。虽然苗族在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不断向不同地区迁徙,并最终形成了苗族的分散居住格局,但是大多数地区的苗族民歌中依然保留着一定的族群记忆。广西苗族民歌不仅保留了苗族民歌的基本特征,也在内容、价值观、主题等方面延续了族性的阐释,形成了特有的族群记忆书写。这些族群记忆的存在不仅能够促进当地民众的文化认同,也有利于苗族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成为苗族人和其他民族区别的重要标志。因此在广西苗族民歌的传承过程中还需要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书写族性,延续族群记忆,以苗族民歌中的族群记忆保留促成苗族文化的传承。     

“吃肉骂娘”现象剖析

<正> “端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对于这一并非偶然的社会现象,不少人大惑不解:既然有肉吃,为什么还要骂娘?为了创造有利于深化改革的社会氛围,对这一社会现象,不能不进行思考和分析。据社会心理学家分析,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除了解决“吃”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之外,还需要人身安全、社会交往、精神享受和政治参与等。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人们对后者的要求越来越高。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如果因势利导,可以使其成为建设社会     

变“资源诅咒”为“资源话语权”——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增长的战略博弈选择

本文在对＂资源诅咒＂现象及其成因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尝试从理论上探讨破除＂资源诅咒＂的可能性。论文从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切入,认为资源富集地区可以在区域经济战略合作中采取博弈行为,充分运用自然资源这一杠杆来获得所需的资本、技术等要素,推动本地区经济的增长。文章以澳大利亚、非洲和俄罗斯等国家与地区为例,说明资源富集地区通过强化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战略博弈行为,完全可以变＂资源的诅咒＂为＂资源话语权＂,有效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     

苗瑶民族的"祭鬼"与古代汉族的血祭比较研究

苗瑶民族传统宗教中的祭鬼与汉语典籍<周礼>中的血祭,在主要内容以及多种方言的读音上都有相似之处,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为苗瑶民族的来源研究提供新的证据.     

文化传承与集体记忆构建:当代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的功能分析

后苏哈托时期见证了印尼华人的族群意识与文化复兴,其中华人历史纪念馆的兴建成为华人族群文化意识复兴的一个重要象征。本文在对印尼华人纪念馆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后苏哈托时期华人历史博物馆兴建的动因、机制与意义。印尼华人博物馆的兴建,不仅体现了华人对族群历史文化的追溯与传承,同时也反映了华人与当地的融合与政治认同的变迁。更值得指出的是,华人历史博物馆通过华人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的展示重新塑造了华人的集体与文化记忆。     

双语教育视角下秘鲁华侨华人的社会融合研究

从19世纪中叶起，大批中国移民抵达拉丁美洲，秘鲁是最早一批接收华人移民的拉美国家之一。该国的语言政策受宗教运动、政治转型、民族构成等多种因素影响，且反过来可以影响本土居民对外来文化的看法。从存在主义视角来说，初至秘鲁的华人是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低下。为改变原本受歧视的状态，华侨华人通过两条纽带塑造自身形象，尽力融入主流社会，这两条纽带分别是以宗教皈依为代表的族群外纽带和以社团关系为基础的族群内纽带。族群内外纽带在双语学习的背景下进行，并在此文化基础上发挥更大的交互作用。在吸纳外来移民的过程中，秘鲁的语言政策也适时更新，语言政策与不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之间是一套周期性的完善过程。     

芭蕉箐苗族村民车辆消费生成机制的人类学阐释

经济贫困的芭蕉箐村的苗族村民们形成了车辆的“过度”消费现象.村民们对车辆的集体消费偏好并非经济效用所能有效解释,而是源于想象的生产力、特定的传统消费偏好以及现代性象征价值的获取等动力因素.加之财富的即时转化逻辑,内外两种借贷制度的保障以及抗拒彼此借用等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这一现象的产生.它们所构筑的消费生成机制植根于该族群的传统生计模式,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社会机制的、群体联合的策略化与个体家庭的独立化运作之中.这种消费的实质由此展现为藉由某种物的消耗而表达的,历史进程中特定共同体社会构建要素的结构性运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