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解”行动与“大调解”机制——以成都市大邑县为观察样本

大调解制度依托调解这种传统纠纷解决模式,以各种社会与政府资源的整合为手段,近几年来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对当今大调解工作机制的运作情况及实际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调解机制在减轻法院工作压力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就纠纷当事人而言,较多的人倾向于法院调解,大调解机制的运行效果不够理想。改进的措施在于,充分发挥其他调解作为自发秩序的自治力量,强化其作用。     

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检察院为例

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近年新起的一种理念,打破了国家公诉为中心的刑事司法体系,让被害人回归主体地位,在实践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作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它的出现有助于修复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环境.本文以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刑事和解司法实践为基础,从案件办理现状、不同案件适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探讨刑事和解制度在公诉环节的操作模式,以求逐步完善.     

小额贷款公司法律问题研究——以浙江省试点工作为样本

近期,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在各地迅速展开。然而,小额贷款公司在起步阶段尚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贷款利率、风险控制以及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等方面。本文从现有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出发,以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的规则和实践为样本,探讨与小额贷款公司相关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并试图得出若干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意见:在贷款利率方面,应当对小额贷款的利率最高限制加以特别放宽;在风险控制方面,应广泛利用借款人的社会资本形成熟人担保控制风险;在政府监管方面,应在未来由金融监管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实行非审慎监管。     

协警渎职侵权犯罪研究分析——以浙江省T市为样本

浙江省T市协警渎职侵权犯罪较为突出。本文以T市协警渎职侵权犯罪情况为样本,对其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剖析原因,寻找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综合治理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司法实践为研究样本

醉驾入刑以来,酒后驾驶行为的治理效果明显。但在司法实践中,醉驾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案件数量增长迅猛,持续保持高位;犯罪情节大都轻微,司法处置宽缓;各地执行存在差异,争议问题增多;司法效能严重制约,负面效应显现等。经统计分析,醉驾犯罪治理主要存在案件证据的薄弱、司法适用的实践争议和行为规制的潜在漏洞三大症结。为解决上述问题,在现行刑事法体系下,应从诉源治理的角度出发,建立刑法统一适用规则,完善犯罪打击处遇体系,释放认罪认罚制度效能,构建犯罪源头防控系统。     

探寻纠纷解决的新模式——以四川“大调解”模式为关注点

在社会变迁与国家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纠纷与矛盾日渐突出:不仅纠纷数量激增,纠纷所隐含的利益冲突也更加多元。与此同时,现有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灵。面对如此情形,从实践角度探寻新的纠纷解决模式以及具体的解纷机制     

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的实践为样本

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发端于19世纪末近代学派的行刑社会化思想,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制定社区矫正法”纳入重点领域立法范围.本文以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社区矫正为样本,对社区矫正实践中运行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措施:按照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主要靠政府、矫治主要靠社会的思路重构社区矫正工作体制,确立司法行政机关的刑罚执行主体地位,并建立社区矫正垂直管理体系;扩大社区矫正类型,增设社区服务刑;细化操作规程,完善入矫阶段的调查评估制度,加强交付执行环节的衔接,实施“互联网+社区矫正”工程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明确收监执行主体确保责任落实,以期推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土地整理领域农村职务犯罪研究分析——以浙江省H市为样本

本文以浙江省H市土地整理领域农村职务犯罪情况为样本,对其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剖析原因,寻找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省直管县”与城市化冲突消解对策研究——以浙江省为蓝本

省直管县体制的核心内容是在财政体制上扩大县级行政单位的自主权,其实质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进行实现经济社会层面的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但是,由于省直管县将财政资源进行了重新分配,较多地向县级财政进行倾斜,导致部分地方城市化进程缓慢或者迟滞。消解两者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需要从法律、金融、财税等制度层面进行机制、体制的改革,从而破解省直管县与城市化之间潜在性冲突的问题。     

司法鉴定管理机制的创新与实践——以浙江省为视角

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属性是合法性、中立性、客观性。我国的司法鉴定管理经历了职能部门管理、混合管理到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三个阶段，目前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仍存在统一管理并未真正实现、准入淘汰机制不够完善、缺乏政策扶持等问题。本文还结合浙江省的实践．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五大司法鉴定工作机制。     

司法鉴定的困境与出路 以浙江省乐清市法院的实践为研究样本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专业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国家对从事法医类、物证类、     

建设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基层示范样本机制研究——以法治毕节示范创建为例

<正>加强和创新推进市县法治建设,既是确保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决策部署落实的关键,也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更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基层政权的必然要求。贵州省毕节市辖区面积全省第三,人口总量全省第一,在贵州省区域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自2015年以来,贵州省委省政府从保障贵州高质量发展战略全局高度,持续部署开展法治创建,     

创新社会矛盾调处机制 助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以“徐州人民调解样本”为研究视角

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下,既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优势,又要根据新时期社会矛盾的特点和人民调解中存在的新问题,不断更新工作理念,开拓工作方法,整合系统资源,做好信息研判,强化矛盾调解,规范调解工作程序,深化舆论宣传,全面推进"矛盾纠纷调解网格化建设",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达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的效果,不断拓展人民调解的领域和空间,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大局服务。     

“后世博”城市生活的法律指引及思考——以“标准化”创新与推动为视角

为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正在见证全球经济复苏、城市化急速发展新阶段以及新一轮绿色科技革命这三大历史转折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注定将满载着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标准化＂创新硕果,透过＂城市最佳实践区＂精选案例中低碳生活的样板与剪影呈现,揭示出＂绿色财富＂生成与演进的国际化进路,并给出属于＂后世博＂时代上海城市生活的法律指引。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的难点问题探析——以浙江省永嘉法院为研究样本

物业服务合同案件类型较为新颖,相应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导致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遇见困难较多,本文将对当前基层法院遇见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枫桥经验”为科技强警“导航”——浙江省绍兴市科技强警示范城市创建纪实

绍兴市概况:绍兴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中北部,西接杭州,东临宁波,北濒杭州湾。下辖绍兴县、诸暨市、上虞市、嵊州市、新昌县和越城区,面积825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36万,暂住人口在100万左右,其中市区面积362平方公里,人口65万。绍兴素有山清水秀之乡、历史文物之邦、名人荟萃之地的盛誉,又有水乡、酒乡和书法之乡、戏曲之乡、名士之乡的美称,并相继获得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综合治理工作优秀市、中国人居环境奖等荣誉称号。全市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31位、同类城市第11位;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居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第33位、全国同类城市13位。     

“镇村联动式”调解模式研究——以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实践为例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的急速转型,纠纷急剧增加,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人民调解的创新和发展势在必行。在这一过程中,乡镇、街道一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在2002年以后快速发展;如何实现镇村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的有效互动成为一个完善当前人民调解制度的有效突破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在拥有良好调解组织基础和调解传统的背景下,创造了镇村联动式调解模式。该模式主要是通过建立诉前劝导机制、纠纷分类调解、镇、社区村三级联动调解来实现纠纷解决的。镇村联动式调解模式实施以来,化解了大量的民间纠纷,为人民调解的法制化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民族普法品牌的创新实践与经验启示——以广西“法治三月三”为例

2019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立足红色文化、民族文化、边疆文化、山水文化资源富集的优势,积极挖掘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库",主动对照群众法治文化需求"晴雨表",找准传统文化习俗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契合点,注重突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熏陶、教化、感召、激励功能作用,紧密结合"壮族三月三"传统节庆活动.     

浅谈“梅调对接”的法理基础——以轻微刑事案件所涉民事部分纳入“大调解”机制为视角

“检调对接”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一种创新型工作机制,它体现了从报应正义观向恢复正义观转变的执法理念,强调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积极关注,其法理正当性在于与现代社会的主体性及刑事司法之主体性特征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