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防控与治理——基于140例极端个人暴力案件的实证分析

自2000年以来，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时有发生，给稳定的社会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受犯罪侦查手段、治理理念及畏难思想影响，一些地方单纯以见警率、管事率为抓手，在科学用警和警务技术应用方面较为薄弱，对极端事件的防控治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基于智慧警务建设形成的大数据优势，警务部门以治安要素异常行为管控为抓手，多维度收集汇总关联数据，以大数据预警方式查找潜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人员。在治理理念上，将预防个人极端暴力案件扩展到防控个人极端暴力案事件。在找准矛盾源头多部门协同化解、高效快捷矛盾排查流转机制构建、线上线下结合的“枫桥经验”优化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完善潜在个人极端案事件源头防控与治理路径。     

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泄愤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社会学思考

近年来,泄愤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我国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学术界对泄愤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研究多是从心理学和犯罪学等微观角度来进行,较少考察社会因素对犯罪主体的重要影响,鉴于这一情况,应着重探讨泄愤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宏观社会背景,从社会排斥理论出发,分析泄愤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发生机理,进而从社会融合理论的角度提出化解泄愤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路径,实现对受社会排斥的社会群体的融合,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职业领域内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分析 ——以15起案件为例

通过对15例职业领域内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发现,职业领域内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具有作案直接、诱因简单、施暴行为征兆性弱、作案对象无辜被害、作案危害后果严重等特点。职业领域内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暴露出对极端人员监测化解难度大、极端人员作案模仿性强、被害人防控意识与能力弱、应急快反协同处置较迟滞等社会安全隐患。有鉴于此,亟需从健全职业领域监测干预机制、阻断极端人员作案学习渠道、提升被害人防控意识与能力、加强应急快反协同处置建设等方面,科学设计与有效落实职业领域内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防控策略。     

泄愤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探析——以犯罪主体为考察视角

近些年,全国各地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案件频发,以侵害对象不特定的泄愤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更为猖獗。根据泄愤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人的自身特征、社会属性及心理特征,认为其作案的原因主要是精神或身体上具有某些障碍或缺陷,长期存在负面情绪,法律意识淡薄,反社会人格突出。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备,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经常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表达和解决,也容易引发泄愤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公安机关的应对措施应以控制、打击、防范为主,以避免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探析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是一种严重暴力犯罪,具有侵害对象的不确定性、作案手段的极端暴力性、作案人一般单独作案等明显特征,社会危害极大。目前我国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呈多发态势,分析其原因,既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作案人的个人因素,也有惩治措施不到位的问题。要有效遏制这类犯罪,必须科学施策,完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强化社会治安防范,健全心理疏导服务体系,规范新闻媒体报道,净化公共文化,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枫桥经验”的多维探究

"枫桥经验"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东方经验和智慧。"枫桥经验"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枫桥经验"的理论内涵虽然不断变化,但其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精神始终没有变;"枫桥经验"不仅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枫桥经验"具有多重社会价值,是社会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模式,体现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经验总结、理论提升和发展,应立足于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并形成中国方案。     

西方社会结构视阈下性别因素与暴力犯罪的关系剖析

尽管女权运动警示学者们社会科学的发展应当以性别平等为前提,但是关于暴力犯罪的研究仍然存在性别歧视的现象。西方犯罪学家梅塞施密特主张:"犯罪行为是男性表达男子气概的手段",[1]并指出对极端男子主义的理解是剖析暴力犯罪的前提。然而近年来,女性暴力犯罪数量大幅增加,尽管越来越多的犯罪学者试图从女权主义学理论中寻求指引以期剖析社会性别结构并探究性别与暴力的关联,但是针对女性主义与暴力犯罪的文献仍相对较少。因此,尽管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索均证明极端男子主义与暴力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是要形成对暴力犯罪的全面认知,极端女性主义也必须被纳入研究的范畴,即全面认知暴力犯罪不仅需要解构极端男子主义,同时也需要探索极端女子主义。     

社会治理视野下的“枫桥经验”研究——以宁波的实践为例

"枫桥经验"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面旗帜,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党委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时所作的重要批示,结合各自实际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其中也存在认识不到位、发展不平衡、参与不充分等问题,制约和影响了社会治理效果。进一步践行"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需要强化对"枫桥经验"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枫桥经验"系列讲话的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运用"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的自觉性,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几大关系,完善机制,固化成果,深化创新,推进社会治理。     

游刃于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非诉纠纷解决模式的另类解读——基于枫桥经验

2008年浙江省举行的"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大会,再次掀起学者对"枫桥经验"的关注.通过解读和分析游刃于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枫桥经验是如何运作的,一个或许还需要继续探讨的结论是:为私权利的运作腾出更大的空间,是将游刃于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枫桥经验"个案化的关键和诀要.     

浅谈报复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预防

当前社会矛盾处于多发期和凸显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报复型个人极端暴力事件频发,对此类暴力事件的犯罪行为必须以预防为主.从近年来发生的个人极端暴力事件以及最近一段时间广为关注的几起校园凶杀案可以看出,个人极端暴力行为已经从自杀型向报复型转变.报复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的类型分为报复性杀人型和泄愤性攻击型两种,要在对典型案...     

基层社会管理法治化与人权保障——浙江“枫桥经验”的成效与完善

"枫桥经验"是政法工作方面的人权保障经验,是浙江人民的经验,是全国人民的经验,也是全人类的经验。"枫桥经验"在推广过程中,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又创造了新的经验,为基层社会管理法治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权保障等积累了新经验。这是"枫桥经验"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     

“互联网+”时代犯罪防控的理念与方法——基于“枫桥经验”的启示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枫桥经验"蕴含着丰富的犯罪防控经验。"枫桥经验"顺应了犯罪防控从管控到治理的历史潮流,具有广泛社会参与、源头治理、贯彻复原性正义的犯罪防控特色。互联网+时代基于"枫桥经验"的启示,应当坚持犯罪防控社会化理念,利用互联网优势,构筑从事前到事后完整的犯罪防控体系。加强必要的法律制度建设,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权,提升民众参与防控的专业水平,确保社会防控的合法、有序、专业,为防控社会化理念的贯彻保驾护航。     

个人极端暴力案件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

个人极端暴力案件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具有独特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犯罪动机进行动态(纵向)的分析,从源头上探讨其独特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策略,从而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发生。     

“枫桥经验”推广中地方传统文化治理经验整合路径探析——以H省B村为考察对象

"枫桥经验"是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然而,学界对非枫桥地区传统文化治理经验缺少深入研究。通过对"枫桥经验"传统文化治理资源的梳理总结,以H省中部B村为考察对象,深刻揭示非枫桥地区传统文化治理经验和路径。研究发现,非枫桥地区在新乡贤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乡俗民约等方面具有潜在治理优势,但也存在缺乏政策机制保障、法治思维规范和先进价值观引领等困境,需要通过机制保障、法治规范和价值引领等路径,重构乡村传统文化治理资源,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发挥重要作用。     

报复社会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历史演变与综合防治(1978-2013)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中,报复社会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从之初的个别省市偶发逐渐蔓延至全国且逐年攀升,并呈现出以男性犯罪人为主、以纵火和爆炸为主要作案手段、公共场所及中小学校园成为主要作案地点、私人恩怨和个人需求未得到政府满足为案件主要起因、以不特定公众为主要侵害对象、危害后果严重等特点。为了有效防控报复社会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需要全面提高罪前的综合防控与预测预警能力、罪中的现场处置与应急反应能力以及罪后的严厉打击与妥善处置能力。     

“枫桥经验”与群防群治

"枫桥经验"是群防群治的重要起源之一,群防群治随着"枫桥经验"的发展而发展。群防群治既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工作原则,也是"枫桥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一些地区对群防群治重视不够,弱化了其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作用。当前应当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工作中深入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群防群治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中的作用。     

社会资本视阈下基于“枫桥经验”推进邻避治理研究

"枫桥经验"是新时代国家坚持发展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治理经验。"枫桥经验"蕴含并培育丰富的社会资本,后者有利于开展理性沟通、推进集体行动、提升制度绩效,是"枫桥经验"有效运行且历久弥新的重要因素。分析"枫桥经验"与社会资本的内在关系,对邻避治理具有重大启示作用。邻避治理危机实质是社会资本危机,坚持与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本秩序与社会结构中培育社会资本,通过提升公共信任、促进有效沟通,引导参与合作、拓展决策网络,完善制度规范、提升治理效能,实现邻避困境的有效治理。     

“枫桥经验”的解纷功能简论

"枫桥经验"历经五十年的发展,成为一种基层纠纷预防和解决的有效模式。"枫桥经验"通过网格化的组织建设,细致的档案管理,丰富的宣传教育,以及主动的纠纷预防和解决工作,形成了以"党政带头,群众参与"和"预防教化,情理调解"为特点的工作模式。多年的实践证明,"枫桥经验"这种"政府-公民"的互动模式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完善并推广"枫桥经验",也是解决适用地区基层纠纷的有益尝试。     

贫困大学生极端暴力犯罪心理的生成及预防——以“贫困生劫匪”黎某抢劫案为例

近年来,伴随着大学生犯罪现象的日益严峻,以经济问题为主要原因所导致的贫困大学生极端暴力犯罪现象也随之暴露。贫困大学生极端暴力犯罪心理的生成主要基于如下两个原因:一是因经济问题所引起的紧张心理,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心理问题导致低的社会控制。针对个体面临的客观问题,贫困大学生应当形成理性的挫折反应和准确的角色定位,努力平衡自身的需要结构,让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扬长避短,实现个人的顺利发展。     

风险社会视角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治理研究——以江苏省丰县爆炸案为切入点

风险社会中,频发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案件敲击着中国社会的风险认知能力,丰县爆炸案的发生对犯罪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犯罪生成结构的复杂化与犯罪控制疲软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犯罪治理策略存在系统性风险,通过研究风险社会中犯罪发生的机理,形成犯罪风险与犯罪治理相契合的影像,从而有效地规制与惩戒极端暴力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