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司法适用问题析解

针对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典关于污染环境和破坏自然资源两类犯罪的新规定，本文就与环境犯罪定罪相关的如下问题作了分析探讨：１、环境犯罪对象的认定；２、定罪情节的认定；３、主观罪过形式的认定。     

网络经济犯罪情节认定中疑难争议问题浅析

犯罪情节对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对跨时间、空间的案件的犯罪数额认定、无形资产的价值认定和危害后果严重程度的认定是目前网络经济犯罪情节认定中颇具争议的三个疑难问题。研究这三个问题,对公安、司法机关准确打击此类高科技经济犯罪有一定参考价值。     

定罪之研究

定罪是指对犯罪的认定。犯罪论体系主要是围绕着定罪而展开的,犯罪构成为定罪提供了法律模式。本文就定罪原则和定罪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深化我国刑法理论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浅谈偷税罪数额的认定问题

偷税罪数额,是指偷税犯罪涉案金钱或物品的数量。偷税犯罪中数额的认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利益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直接影响司法机关的办案质量。犯罪数额是新型经济犯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之一,准确地认定经济犯罪数额,对于准确地认定新型经济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单罚制单位犯罪中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在对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单罚制的理论基础及单罚制中犯罪单位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单罚制中犯罪单位自首的认定与处罚；单罚制中犯罪单位追诉期限的认定；单罚制中犯罪单位直接责任人员的变更以及定罪量刑问题进行探讨。     

论诈骗罪定罪和量刑过程中数额的认定——以对“诱价成本扣减”的借鉴和批判为视角

诈骗罪是交易型的财产性犯罪,为便于本文的分析区分了诈骗罪定罪层面的＂诈骗数额＂与量刑层面的＂诈骗罪的犯罪数额＂。关于诈骗罪数额认定理论上的三种学说只是对其定罪层面的诈骗数额的认定,未有学者对其量刑层面数额的认定做深入讨论。本文认为量刑层面的诈骗罪犯罪数额应与定罪层面的诈骗数额采用同一认定标准,即实质意义上的个别财产损害说。在此基础上,对学者提出的诱价成本扣减问题借鉴的基础上予以批判,回归实质意义上的个别财产损害说的理论,以诈骗罪所保护的法益——交易目的的实现为标准,正确认定诈骗罪的数额。     

假酒犯罪刑法应对的实证研究

我国当前对假酒犯罪主要以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罪名予以规制。调研分析发现:假酒犯罪定罪中存在定罪量刑普遍偏轻、对假酒产业链的刑法覆盖不全、销售额和共同犯罪认定中存在偏差等问题;假酒犯罪处罚中存在缓刑适用多数未按照食品犯罪适用、财产刑的惩罚不力、职业禁止几无适用等问题。对假酒犯罪刑法应对应做如下调适:应加强苏、皖、川、黔等省市对假酒犯罪的司法力度;增加以制售假酒次数定罪;将为制造假酒收购空酒瓶、包装盒等行为入刑;销售50万元以上假酒,应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假酒犯罪应按照食品犯罪处置。     

非法集资单位犯罪的认定

认定非法集资单位犯罪要从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单位主体资格、单位意志、单位行为、单位利益五个方面要件进行判断，“以单位名义”不是单位犯罪的要件之一。利益归属单位是认定非法集资单位犯罪的关键。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交织时，要分别定罪处罚。     

定罪过程的逻辑分析

定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要很好地解决它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关于如何正确地定罪,国内外的许多刑法学者都作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本文作者试图从逻辑的角度来对定罪过程进行分析,以避免因定罪推理的错误而导致错案的发生。 一、定罪和逻辑 定罪是“认定犯罪”一词的简称。关于它的概念中外学者的见解不尽一致。前苏联定罪理论的奠基人库德里亚夫采夫把它定义为,‘定罪就是认定特定的具体行为同刑法规定的某些犯罪构成要件相互一致”。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定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从一般到个别、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 在定罪过程中,法律规定的犯罪是事物的一般和抽象,而实际发生于社会上的具体犯罪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定罪标准——基于吉林省269份判决书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司法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审判中存在定罪标准不合理与不统一的双重问题,在持卡人认定、催收认定、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恶意透支金额计算标准等问题上存在法律适用差异,"同案不同判"现象凸显。应以罪刑法定原则、比例原则和有利于刑法功能实现原则为指导合理划定犯罪边界,确立合理、统一的定罪标准,以助力司法公正的实现。     

谈贪污罪的主体及犯罪对象的变化

打击贪污犯罪是我国新刑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认定贪污罪主体及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有利于准确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被罪，对正确定罪量刑有重要作用。     

网络传销犯罪之认定、处罚标准研究

定罪量刑标准的统一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亦是实现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处罚标准也应该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当前网络传销犯罪在立法方面存在不够完善、对接错位,以现实社会传销为靶子制定的法律标准难以应对网络传销的问题;在司法方面存在司法人员重点关注客观方面而忽视犯罪构成其他方面,忽略违法性认识在定罪中的影响、量刑标准混乱等问题。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网络传销犯罪数量激增,完善网络传销犯罪认定、处罚标准势在必行。具体来说,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提倡刑法谦抑性、制定司法解释要符合刑法原意、调整传销组织的认定权、加强司法队伍的质量建设。     

工具型网络犯罪的实证分析与刑事政策应对

网络新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犯罪急剧异化。工具型网络犯罪是利用网络创造便利或条件,并借此实施犯罪,近年来这类犯罪日益严重,且明显呈团伙化,其可分为网络财产犯罪、网络交易犯罪、网络经营犯罪等具体类型。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犯罪的处理存在共犯认定不统一、刑罚适用标准不尽合理、具体罪名认定不尽合适、新型违法行为定罪不足等问题。为有效应对此类犯罪,我国应及时调整相关刑事政策,增加或变更刑事立法,统一司法标准,正确发挥刑罚的作用。     

拐骗儿童后实施出卖或勒索行为之定性

对拐骗儿童后以出卖或勒索为目的进而出卖或勒索钱财的犯罪应如何定罪,刑法分则条文没有明确规定。根据罪数认定理论会出现二种不同的定罪结果。这就造成司法实践中罪数认定困难,是并罚还是不并罚难于断定。因此,为了实现刑法的     

防卫过当功能的再认识

防卫过当并不以正当防卫为前提和根据,如果确定防卫行为由于限度超过而成立防卫过当,则当然排除正当防卫的存在。防卫过当不具备犯罪构成的实质定罪功能,其定罪导向意义在于,为成立防卫过当的基础行为认定为犯罪提供一个方向性引导。防卫过当的正当防卫排除、定罪导向和量刑参照三项基本功能在逻辑和司法适用上呈层级递进关系。对防卫过当功能层次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窃用计算机服务犯罪的几个问题

窃用计算机服务犯罪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其与计算机犯罪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本质区别。目前对窃用计算机服务犯罪的定罪量刑尚存争议 ,司法实践中对窃用计算机服务犯罪定罪亟待解决几个问题     

我国单位犯罪的司法需求和立法重构

在定罪上,单位犯罪认定标准虚化、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认定标准不合理、国家机关犯罪司法非罪化不理性。在量刑上,单位犯罪刑罚配置不均衡、刑罚种类单一、量刑情节不明确、裁量制度缺位。针对前述司法难题,以现行体系为基础的解释路径已经无法回应司法需求,为实现单位犯罪范围的合理性、刑罚安排以及量刑的妥当性,为破除法官实践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藩篱,应当从立法层面进行重构。具体而言,针对定罪需求,应当明确单位犯罪的本质、增设单位犯罪罪名、排除国家机关犯罪主体。针对量刑需求,应当配置均衡的刑罚、增设资格刑、明确量刑标准、构建裁量制度。     

数额犯科学性之探讨

犯罪数额在刑法学理论体系上的归属问题历来就存有争议,但是犯罪数额不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也非客观的处罚条件,而应当归属于犯罪情节中讨论的命题.因此罪量因素在功能上具有重大局限,刑法中犯罪数额的规定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如果过于绝对化,则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应正确认定数额在定罪量刑过程中的作用.     

犯罪情节探析

我国刑法中的情节,既有定罪情节,也有量刑情节,它们是定罪和量刑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的客观事实因素。其中,定罪情节只能是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的事实情况,它具有区别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功能。量刑情节是定罪事实以外的具体事实情况,它影响着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具有决定处刑的从严从宽的功能。总之,定罪情节是认定具体犯罪不可缺少的要件,而量刑情节直接影响着量刑轻重。     

扒窃入刑问题刍议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单独规定为盗窃罪的一种行为方式,不再附加数额较大的要求,具有合理性。扒窃未得手的,在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目标或者具有严重情节时可以认定为盗窃未遂而定罪处罚。当对象为数额较大甚至较小的财物时,扒窃未遂的认定不能拘泥于数额的限制,应该结合其他犯罪情节综合予以认定,不排除刑法"但书"条款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