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债权让与对债务人之效力——以通知与承诺为视角

本文立足于债权让与对债务人之法律效力,在比较各个国家和地区民事立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其中涉及通知及承诺与债务人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分析,力求对完善我国的债权让与制度有所裨益。     

论我国司法公开制度及其完善路径——以人民法院为视角

"没有公开就无所谓正义",司法公开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司法权威,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近年来司法改革工作的重点。虽然当前我国的司法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司法透明度也得到了提升,但从总的来看,当前的司法公开工作依然存在诸多不足,故本文拟对我国司法公开制度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     

“互联网+”背景下的司法信息公开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示范法院”为对象

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3〕26号)的实施为标志,司法信息的网络公开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潮流。司法公开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增强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各地人民法院按照司法公开的六项内容和标准,采取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等创新方式,以适应司法公开的现实需求。本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100所示范法院(包括高级、中级、专门和基层人民法院)网络信息平台建设情况,分析比较了各地平台模式的差异,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平台功能重叠、冲突,法院政务网站未实现全面覆盖;以及公开信息内容不够全面,尤其是行政类、执行类文书公开率远低于民事类、刑事类文书,动态信息之间缺乏有效整合等。为适应互联网+时代信息公开的需求,提高司法信息公开的质量,应进一步细化司法公开的操作规程,建立健全司法信息公开的申请和反馈机制,增强平台的整合性功能。     

“一房二卖”现象的法律防范

“一房二卖”现象并不可怕 ,只要采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方式辅之以违约责任制度 ,就能有效防范和治理这种现象 ;应当通过立法将不动产物权纳入民法中作统一的规定 ,从而使民法制度在这一领域得以完善。     

被害人承诺问题研究与司法适用——以强奸案为例对“事后承诺”之概念重新审视与修正

我国刑法总则未对被害人承诺作出规定,司法适用中对于涉及被害人承诺案件的认定,需要根据被害人承诺的理论基础与各国立法比较及被害人承诺的构成要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具体作出分析。"事后承诺的概念在刑法理论中一直被仅仅理解成"事后宽恕",过于限缩了"事后承诺"的涵义,有"名不副实"之嫌,应当对"事后承诺"之内涵与外延作出重新审视与修正。     

我国农地物权制度评析——基于“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视角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革,我国特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含缺陷日益突出。重塑与完备农地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已为学界认同,并成为《物权法》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以民法学的基本原理为理论起点。集合“三农”中关涉农地的现实考察,比较中国传统与域外农地制度的利弊短长．对我国农地法律制度的构建提拱若干参考：即如何强化农地权利的物权特征应为未来立法的首要权衡。     

论美国审前公开的法律限制及启示——以美国最高法院案例为分析视角

美国审前公开问题的实质是宪法修正案所保护的公正审判与言论出版自由的冲突,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美国最高法院经历了一个从侧重保护新闻出版自由的"审判有明显错误"标准,到侧重保护公正审判"推定的偏见"标准,再到重视两种权利调和的全面审查标准。全面审查标准强调了法官的主动性,这反映出在新闻媒体高度发达的今日,审前公开已经对公正审判造成冲击,迫使一贯主张司法克制的美国法院向司法能动进行转换。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的全面审查标准,在热点案件中对影响公正审判的因素进行审查,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障公正审判的进行。     

论物权优先力和债权优先权制度之间的关系——评物权法第20条的预告登记制度

预告登记制度所保障的是针对物权变动的债权请求权,该请求权被赋予了物权效力。该制度属于"债权物权化"类型,成为债权之间的桥梁,保护了已订立合同却暂时难以进行本登记的不动产权利受让人的利益,填补了债权与物权之间的空隙,体现了物权优先力和债权优先权制度的关系。     

论提单物权性——以提单属性上的物权与债权之争为切入点

作为物权凭证,是指提单能代表货物本身的性质.但提单是物权凭证这一几近共识性的观点,近年来却有学者提出质疑与否定,以此为契机对提单物权凭证功能再予思考,从债权与物权的划分中论证提单足物权凭证的观点.意在体现海商法与民法之融通,以期对凭单交货、无单放货回归到提单权属上的研习有所意义.     

论物权行为的形式——以《物权法》为视角

物权行为是德国法的创造,即以设立、变更、消灭物权为目的的行为。我国法律理论中的民事法律行为与德国的法律行为的内涵相去甚远。由于长期以来理论和实务界对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内涵外延的含混,导致我国法律体系中许多不合理的条文长期存在。《物权法》的实施对上述内容有了部分修正,再次检讨此问题,希望能明确在此问题上与《物权法》相冲突的一些法律条文,以期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司法公开的程序合法化控制——以庭审公开规范化运行规则设计为中心

当前,司法改革的一个难点即司法公信力下降甚至缺失,而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以司法公正树立司法公信则被认为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庭审公开作为司法公开的核心内容,理应成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着力点.然而,当前的庭审公开实践并未达到其应有价值,在具体操作层面还存在着诸多不足.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出台了系列关于司法公开的新举措,进一步放大了现阶段庭审公开存在的问题.庭审公开的问题与其缺乏科学合理的程序控制关系重大,需要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在庭审公开原则的基础上,明确案件公开审理的范围,并制定相关技术规范,将庭审公开置于程序控制之下,使其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     

广州中院:司法公开的“三部曲”

地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司法公开作为工作的突破口,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促公信,力争使司法公开工作成为干警的一项自觉行动,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公开审判信息甚至是院务信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各项工作走在全国法院前列。     

法律职业化:一种怎样的法律职业样式——以司法现代化为视角的考察

在司法现代化视野中,法律职业化具有以下四方面的基本表征法律职业的专门化,即法律职业的分化独立、法律职业领域的专门化、法律职业职能的专门化;法律职业的分层化,包括法律职业的内部分工、法律职业部门的彼此独立和职能独立、法律职业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法律职业的专业化,法律职业需要特殊训练,具有独立的传统与原则,拥有同质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需要特定的知识技能与执业经验;法律职业家的精英化,即素质要高而数量要精,作为社会精英的法律职业家必须同时具备深厚的专门知识功底和高尚的法律伦理素养.     

论“中间型权利”与财产法二元架构——兼论分类的方法论意义

大陆法系财产法先后经历了萌芽、对物权与对人权分野、依对象标准划分物权债权、依效力标准划分物权债权和批判发展五个阶段,形成了相对凝固的物债二元结构。但在现阶段的反思中,不具有物债典型性的“中间型权利”日益增多,使我们不能再停留于物权债权化和债权物权化的含混概括中,故本文做出原初的整理,将中间型权利分为历史形成的类型、法典确立时即存在的混合类型以及现代的转化类型三大类别。这些中间型权利的存在强烈冲击了财产法的二元架构,使我们在认识论意义上保留此分类的同时,必须在实证意义上将其弱化:设定一切权利都具有剩余性,因此权利应该“反向认定”,分别按具体标准考察权利的权能,并改变传统意思自治标准,以“当事人的知晓”为标准决定交往秩序的平衡。     

我国电子政务立法的思考——以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为视角

信息公开必然要求政务公开,政务公开必然推动电子政务的发展,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必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法制建设.为适应权利型电子政务立法的价值取向,在相关的立法中我们必须要注意通过法律的制定促进政府观念的转变,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促进政府与行政相对人信息互动,注意在立法博弈中利益的恰当取舍,妥善处理好与其他法律的关系,以多种形式实现政府公开,赋予民众政府信息请求权.     

对“不判死刑”承诺的法律思索

我国在赖昌星与余振东案件中分别做出了＂不判死刑＂的承诺。在做出该承诺的同时,我国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权限划分存在着模糊或程序不当的状况。其他保留死刑的国家,对待该承诺时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本文旨在以该种承诺为视角,探索司法机关在引渡制度中应有的法律地位。     

再论无权处分——以处分行为与物权行为的价值冲突为突破口

通过对无权处分行为制度进行历史考察、价值分析及其与相关制度的衔接问题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性质应当界定为债权行为,它的效力应当不受处分人的“处分权”的影响,它已从传统的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类型中逃离,而成为有效的法律行为。至于无权处分中的物权变动效力,在有效的债权行为的基础上,结合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和善意取得制度,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无权处分人有无处分权以及原权利人是否追认只是债的履行问题,这样就避开了适用处分行为(物权行为)这个矛盾而又费解的规则。这样的立法不仅简洁实用,而且还能够使无权处分制度很好地与其他制度协调起来。     

新时期司法公开的五个“增长点”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的新任务。当前,中国的司法公开制度改革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