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理解和把握好“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对于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社会治理中的情感治理:理念、能力与路径——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惯式,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有待厘清。在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时,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策略的情感治理,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激活社会治理的情感治理能力,而核心则在于社区的情感治理能力建设。在治理路径上,发挥基层党建和技术治理作用的同时加强情感动员,共建情感共同体,对于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小区党建: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锚点"及挑战——以深圳市罗湖区为例

小区党建是基层党建破解"悬浮化"问题、引领社区治理的"锚点"。深圳罗湖区将党支部建在小区上,通过搭建以小区党支部为核心的治理架构、对小区自治主体赋能、破解小区治理公共性困境,从而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效能。面对小区党建模式的可复制性及其对社区自治功能的影响等挑战,应加强小区治理的制度设计,增强资源投入与保障,同时,应注重社会自治的培育,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     

新时代社区治理的示范样本 全国10个优秀社区工作法经验分享

社区工作法来自于基层探索实践,完善于基层改革创新,是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必备工具,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新时代群众工作方法,是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治理是一个"大概念",而社区治理是微观层面的基层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治理困境与组织化回应：党建引领如何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基于成都市X街道Y社区H小区业委会成立的个案研究

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既有关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研究往往将重点聚焦于治理结构较完善的社区，而较少关注城乡接合部社区党建引领基层自组织发展对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输入—转化—输出”分析框架和成都市H小区田野调查发现：在个人自利动机驱动下，小区居民的原子化、个体化、异质化特征凸显，公共参与中“搭便车”行为使得小区集体行动陷入困境。在组织自利动机驱动下，缺乏监督的物业公司在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存在独断专行、不作为、暗箱操作等问题，小区物业服务质量低下，物业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社区治理难题。面对社区治理挑战，成都市X街道Y社区党委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诉求为切入点，以推动业委会成立与运作为关键抓手，完善了H小区治理结构体系，解决了小区治理难题，减少了社区治理中个人与组织的自利行为，打造了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有效激发了社区治理活力，由此探索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的实践路径。     

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近年来,常熟以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聚焦城市基层治理难点重点,在“一核双联、先锋领治、多网融合、多元共治”上持续用力,积极推进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强化“一堡垒双联”,筑牢组织扎根、资源下沉的主心骨。     

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分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参与社区治理和提供社区服务方面有重要作用。自身存在的问题及现行管理体制的制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效果。在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合理定位和良性互动,有效整合资源、重塑居民社会价值应是推进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利用大数据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路径

基层治理数字化日益成为社会管理的"强力推手",但由于基层治理思想观念亟需革新提升、大数据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如何"向大数据要效率"成为基层治理亟待破解的难题之一,影响了数字化基层治理的水平和效率。实现数字化基层治理目标,需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以大数据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并借助大数据建设和完善智慧社区,培养基层大数据专业人才,"智造"数字化的基层治理。     

以基层治理完善夯实社区防疫共同体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社区防控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和短板。要认真总结疫情防控经验、教训,多措并举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夯实社区疫情防控共同体。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北京市N社区“基层议事共治”机制创新为例

北京市朝阳区N社区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同社区实际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创设出“基层议事共治”机制，形成了议事平台体系化、议事主体多元化、议事主题精准化、议事规程制度化、共治机制灵活化的“五化”格局，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参与和沟通议事渠道。这一机制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先进理念转化为基层民主制度创新，进而在实践中推动基层党建、基层民主、基层治理现代化协同并进，有效破解以往社区治理中面临的诸多困境，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提高了居民的主体意识、成就感、满意度和幸福感。     

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确实发挥了重大功能

我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将疫情暴发之势控制住,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即我国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发挥了重大的功能和效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工作模式有四个突出特征,很值得深入思考、总结和发扬光大。     

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探讨——基于社会工作介入H村社区建设的研究

通过社会工作介入基层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实践是探讨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通过分析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构成与运行情况，设计出符合实际情况、满足现实需求、解决妇女参与困境的服务方案，能够有效激发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潜能。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建立以村两委、村民小组、社会工作组织、村民代表、妇女等多元治理主体参加的农村社区治理平台，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有序运转，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数字化助推基层治理模式创新

<正>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邳州市戴圩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和邳州经济开发区实行“区街合一”体制，下辖19个村、6个社区，社会形态多元、人员结构复杂、共治力量不足，群众诉求呈现多样化特点，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戴圩街道推进基层治理的一项重大课题。     

国内社区治理研究知识图谱分析:基于CSSCI论文(2005-2015)北大核心CSSCI

近年社区治理相关领域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利用CiteSpace软件对1204篇CSSCI论文分析发现,既有的研究集中在社区民主建设、社区自治建设、社区实践建设、社区治理结构四个方面。但目前研究主题之间的关联性不足,研究成果相对独立,尚未形成对现实有较强解释力的社区治理分析框架,定量分析成果偏少。建构现代社会基层治理体系,多学科协作研究微观议题应成为下一步社区治理研究重点。     

三元共治,社区有活力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是“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首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近几年,解放区将基层党组织延伸至楼院,凝聚群众、做好社区基层服务和管理,实现党委政府、居民群众、社会力量“三元共治”,有效解决了楼院居民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党建+”: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模式在根本上由国家与社会关系决定并体现了权力在基层治理格局中的分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逐渐由纵向管控向横向互动转变。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所具有的引领作用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于新时期社区治理便形成了“党建+”社区治理模式。该模式承继了党组织在以往社区治理中的经验与智慧,遵循了新时期的社区治理逻辑并契合了社区治理目标,赋予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建设以新的时代意蕴,是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开拓与创新,是基层治理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生成产物。可以说,“党建+”社区治理模式的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表明社区治理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推进“三社联动”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新要求。社区、社团、社工“三社”工作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但同时又面临着力量不足、资源不够、活力不强、负担过重等问题。如何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联动发展，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近年来，平湖市在“三社联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同何以可能——公共政策执行的作用

当代基层社会治理正迈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新阶段。然而,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学术界更关心“协同”的功能,却相对忽视“协同”如何可能。有鉴于此,基于公共政策执行的基层实践,推想与归纳塑造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同的政策执行路径,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主题。历时性的考察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市—社”协同可在公共政策执行中被造就,并且这一过程将受到制度设计、社区动员、信任和数字技术的影响。在其中,制度设计和社区动员是前因组合中的决定性成分,制度设计是根本性前提,社区动员是必要保障和重要环节,信任与数字技术能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它们在多元主体协同的生成过程中各有其位,融合成为一个统一体。     

广西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成效与启示

正面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要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2000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工作,充分利用社会变革、城市转型的重要契机,积极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找准政府在推动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位置如何处理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关系,是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一个难题。在推进社区治理创新中,广西很好地破     

解决好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关键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切实解决好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当前,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表现在"头重脚轻",具体表现在城乡社区区划格局及组织倒置。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组织再造,即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通过重建利益协调机制激发基层治理活力,以新时代家庭伦理建设完善基层社会的"免疫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