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执行当事人的变更与追加制度的完善

民事执行程序是为保障主体的民事权利而设的,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现行法律对执行当事人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为保障胜诉者的权利,使生效判决不致成为一纸空文,在当前“执行难”问题一直困扰法院的情况下,完善我国执行当事人变更和追加制度显得更加具有意义。     

台湾地区当事人诉之变更、追加权之扩张——以程序利益保护原则为视角

台湾地区诉之变更、追加制度在促进纷争一次性解决理念以及集中审理主义的指导下有了较大的修正。一方面,放宽当事人进行诉之变更、追加的限制条件;另一方面,加重法官有关诉之变更追加的释明义务。上述内容不仅使修正后诉之变更、追加制度符合诉讼经济原则,而且符合程序利益保护原则。加重法官释明义务并不会影响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的行使,相反法官释明提供诉之变更追加的资讯则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赋予当事人自主追求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机会则更加延伸了其程序主体权。这对大陆完善诉之变更、追加制度以及准确理解新民诉法司法解释扩大诉之变更、追加适用范围具有参考价值。     

公诉变更制度之完善

公诉变更制度作为公诉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涉及的追加、变更、撤回起诉使起诉权中的提起并支持公诉权变得立体而丰富。但由于相关程序规范的不健全,公诉变更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发挥出其应有功效。建议从程序上对追加、变更、撤回起诉予以细化和充实。     

执行异议之诉当事人的立法完善

建立执行异议之诉是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亮点之一,但仍存在立法缺陷。文章根据执行异议之诉当事人的规定及理论基础,提出了立法完善建议,以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     

浅论如何破解当事人视角下的“执行难”

文章以执行工作的实践为出发点，简要阐述当事人视角下的“执行难”是什么，论证人民法院破解当事人视角下“执行难”的方法，并提出笔者的建议。     

论刑事变更执行的检察监督

在刑事变更执行逐渐成为刑事执行领域的中心和其中矛盾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对刑事变更执行进行法理剖析,引入诉权制约刑权的基本原理,加强和完善检察监督的权力联动,实现对刑事变更执行过程的理性制约,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预算执行变更的表现形式与行政裁量界限

获批预算虽然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约束政府的收支行为,却不同于法律的执行效力.预算的计划性及其执行效力的弹性,本身就赋予行政机关和预算单位在预算执行中的裁量空间.除此行政裁量空间之外,要将预算执行中任何经费变动都报经立法审批,既不合立法审批的现实,又不符行政执行效率的要求,需要通过立法授权、设定条件等方式,进一步赋予行政机关或者预算执行单位在预算执行变更中的裁量空间,从而使行政权更好地配合预算的有效执行,使预算执行变更的行政裁量与立法控制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之内.收入预算的超、短收,支出预算的经费流用与划转、经费追加与削减、经费扣押等,应当是执行变更的主要形态,也是设定裁量界限的规范重点.     

执行程序中变更执行主体范围、条件及程序

被执行主体是执行依据所确定的被执行人。变更被执行主体是指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所承担的是给付义务的,因发生死亡终止、分立合并等无法履行义务的特殊情形而需要转由其他主体来履行义务。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变更执     

当事人陈述制度之管见

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存在于民事诉讼领域,但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陈述作为独立的证据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当事人陈述性质混同、二律背反等诉讼程序与证据制度相脱节问题突出。对此,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听取当事人和询问当事人制度,同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规定,采取多元化的措施,逐步完善我国的当事人陈述制度。     

刑罚变更执行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对刑罚执行变更活动实行监督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职能,实践中,由于目标价值的缺失、立法滞后等原因,导致刑罚变更执行监督职能弱化,影响了监督效果的实现。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制约刑罚变更执行监督有效开展的原因,构建科学、合理的刑罚变更执行监督机制,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未成年人缔约能力制度刍议

未成年人缔约能力制度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当今各国均依罗马法模型建立了自己的未成年人缔约能力制度,但各有特点。本文通过对法国、德国以及英美等典型国家的未成年人缔约能力制度进行比较,并结合我国法律规定,提出完善我国该制度的建议。     

论警察执法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现阶段,警察执法活动中存在的违法乱纪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焦点,而建立和完善警察执法监督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笔者从我国现行警察执法监督机制的特点入手,剖析了目前警察执法监督机制存在的重大缺陷,总结了新的历史时期对警察执法监督机制的要求,最终提出了建立、健全警察执法监督机制的一些可行性措施,以求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警察执法监督机制。     

韩国金钱债权执行制度概述

在韩国,对金钱债权1的执行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对债权的押留阶段和现金化阶段。在金钱债权的押留阶段,韩国主要利用押留命令限制第三债务人对债务人清偿,同时禁止债务人对该债权的处分和领受。在金钱债权的现金化阶段,韩国主要利用推寻命令和转付命令对被押留债权进行现金化,将被押留债权转化为金钱,用所得价款清偿执行债务人的债务。我们需要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和借鉴韩国关于金钱债权执行制度的法律规定和相关实务经验,不断完善我国关于债权执行制度的相关规定。     

民事执行理念的反思与更新

民事执行工作的好坏往往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与稳定和谐,对实现社会管理目标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国民事执行制度及其运作所体现出的传统民事执行理念是公法秩序的维护优先于私法秩序;说服教育的办法优胜于强制措施;实体结果的公正优越于执行程序公正;民事执行的开展专属于法院司法职权.在反思传统执行理念的基础上,应树立和大力倡导新的执行理念,包括优先保障私权理念、强制在先理念、程序正义理念以及联动执行理念.     

从执行改革看人身执行标的拓展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均认可了人身可以作为执行标的,但要正确引导当前的执行改革,还要法律的明确规定。同时在执行改革中要避免人身执行标的范围的扩大化,这就需要严格遵循合法、合理的原则。     

论我国刑罚执行监督制度

刑事司法活动中,刑罚执行作为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后续司法活动,在法学界和实务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刑罚执行监督在法律监督体系中也面临同样的尴尬。理论储备的不足和刑事司法的行政化,使刑罚执行监督制度明显不能适应现代刑事司法体制的需要。一个完善、合理、可操作的刑罚执行监督制度是保障刑事裁判得以完整、科学、公正、规范执行的关键,也是维护罪犯合法权益的最有效的司法途径。     

法治视野下死刑执行方式的抉择

死刑是一种处罚犯罪人的最高刑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注射等方式执行。”这样,在我国就出现了两种死刑执行方式并存的局面。然而,这与刑罚的目的、刑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谦押精神是相背离的,从死刑执行方式发展的历史上看也是不符合其规律的。因此,将死刑的执行方式统一于注射成为今后我国执行死刑的必然趋势。     

关于监狱行刑法治化的思考

监狱行刑法治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监狱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它要求监狱必须有完备的行刑法律体系,具有执行刑罚的单一功能;行刑活动必须遵循行为规范的要求。同时,领导思想价值理念的现代化,监狱权责的明晰化,是实现监狱行刑法治化的关键和保障。     

构建我国刑罚推迟执行制度的思考

以刑罚推迟执行制度取代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是一种理性的必然选择.鉴于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构建刑罚推迟执行制度时,应从实体规则和实施规则两个方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