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协商民主的几个维度

发展协商民主要提升协商主体的表达、认知、提出建议等参与能力;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协商组织,在协商民主运行过程中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协商原则;从各地各领域实际出发,开拓多种形式的协商渠道;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可行、操作性强的具体的协商制度;完善相关法律,依法规制协商民主;建构科学合理的协商民主运行程序,并实施切实有效的监督。     

深度契合与有限疏离:人民政协与协商民主的关联性研究

人民政协与协商民主具有深度契合性:协调与宽容的品质、合作与共识的精神、求同与存异的理念.人民政协与协商民主存在有限疏离性:协商主体理性程度不高,协商各方不平等;协商程序规范不健全,协商机构非专门化;协商过程较少公开,协商结果落实有难度.当前,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拓展路径是,提高协商各方平等化程度.培养协商主体理性化思维,提升协商程序法制化水平,加强协商机构专门化建设,实现协商结果有效化落实.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具有中国特色,是国家层面协商民主的经典形式.     

政治体制改革视野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思考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民主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论断,既表明党领导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创新性的成果,同时也表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将是党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方向.要有效地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还必须着力破解体制上存在的参与渠道不畅、表达机会失衡、协商主体地位不够平等、协商程序不够规范、协商民主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等诸多问题,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性安排,努力在推进协商渠道多样化、协商主体平等化、协商程序制度化、协商制度法律化等方面下功夫,进而保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达成具有合法性的共识.     

机遇和挑战: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功能的拓展

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具有独特的优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益显示出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等方面的优越性。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其理论优势、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十分明显。然而,当前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主体"平等性"不足、协商"参与性"不足、议题"专注性"不足、过程"程序性"不足、结果"实效性"不足等问题,为此应当扩展协商主体、发布协商信息、集中协商议题、完善协商程序、保障协商成果、发展基层协商。     

互动与融合: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协商治理,协商治理的趋向是良政善治。国家治理的旨意与协商民主的内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即利益均衡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一致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相同的价值取向,主体平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同一的根本原则,公民精神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共同的理念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商民主提供承接载体,反之,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架设运作平台。即,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为国家治理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决策的质量,有利于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疏通协商渠道、拓展操作场域、提供坚强保障。因此,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契合,二者在结构上是一种互动与融合的关系。     

论邓小平协商民主思想的人民性

邓小平的协商民主思想形成于他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生涯,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人民性是邓小平的协商民主思想的本质特点,具体表现包括:协商主体的多元离不开"人民"的属性;协商宗旨的核心是为着人民的利益;协商途径的多样性充分保证人民的参与权利。邓小平的协商民主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论协商民主视阈下的群众工作机制创新

传统的群众工作机制具有主体的不平等性、规范的原则性、保障的自觉性等特性,使群众工作在新时期产生一定的问题。协商民主与群众路线有着内在契合性,其优势可以弥补群众工作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新时期群众工作机制创新应立足于制度保障、着眼于社会多元群众主体、落实于面对面的平等协商。     

基于协商民主理论视角的政策制定研究——以"重庆出租车事件"为例

从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视角,从公共政策问题出发,"重庆出租车事件"可以作为有意义的例证.通过对重庆出租车行业政策制定系统三要素的分析,特别是对政府、出租车运营公司、出租车司机和市民等相关利益主体的探讨,构建了出租车行业政策制定的协商对话模式,各政策主体通过协商对话的民主形式平等参与政策制定,以此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利益诉求趋向多元化,基层民主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取向。选举民主在我国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了人民的权益。同时,在基层治理中,选举民主也暴露出诸如侧重于民主"准入"程序、忽视程序之后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等问题,这难以保证人民群众广泛平等常态化的民主参与。而协商民主可以让人们平等、自由、常态化的参与,通过协商议题的确定、协商程序的设计、协商人员的吸纳及协商过程的控制,实现多元权利和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这些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高度吻合,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实现基层协商治理的要点是在制度设计中把党的领导置于关键位置,广泛吸纳优秀人才、社会资源,扩大党组织的有效覆盖面。     

协商民主: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新思考

协商民主为多元权力主体间提供了一种有效、稳妥妁博弈方式。以制约行政权力的膨胀，从而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有效实现，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有益的思考路径。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对发展基层民主的高度重视等因素有利于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政治的发展。目前．发展基层协商民主仍需要加强主体平等性、民主程序等方面的建设。     

协商民主:农民组织过程中的困境与反思——以南农实验欧村合作社为个案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不同利益主体和社会成员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迫切希望将自己的意志输入政治系统。协商民主承认并接受多元社会的现实,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同时它还能够有效地消除分歧和差异,形成共识。协商民主在中国农村基层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以农民组织为视角,以欧村合作社为个案,总结实践经验,探讨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现的路径选择。     

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价值意蕴、潜在风险与规避策略

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实践的深度应用，为协商民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在协商议题设置、协商主体选择、协商程序展开以及协商结果形成等维度释放出了巨大的价值意蕴。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同时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风险，如爆炸式的议题增长、去中心化导致精英俘获、崇尚数字从而产生算法黑箱以及追求最大公约数从而对少部分人利益的忽视等。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既要充分释放技术效能，也要合理规避其潜在风险，需要在议题规范、主体参与、协商程序机制以及共识决策反馈等方面做出动态调整。由此，更好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论构建我国刑事协商制度的理念支撑

刑事协商制度是指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为前提,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与合作,在充分考虑对方诉求的基础上相互妥协,就刑事案件的程序、实体等问题达成共识,注重对话、合作与互惠而非对抗的一种司法制度.建构刑事协商制度必须具备适合的条件,最根本的条件是刑事协商的价值理念是否得到普遍的认可.在法治化背景下如何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犯罪人利益及公共利益并最大限度地实现它们之间的平衡是当前刑事法治观念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刑事协商制度的建构即顺应了这一思想潮流.在刑事协商制度的建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人们观念的转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妨碍刑事协商制度建构的正当性.     

对协商政治的几点思考

协商政治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仅体现了当代政治生活的一个特点,而且代表了未来政治生活的一个可能的走向。协商政治的哲学理念认为政治主体是理性的,通过协商沟通,能够使利益得到合理安排,使矛盾得到和平式解决;协商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同时,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它从多方面体现着政治文明的价值,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理论内涵及其价值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其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其载体是以人民政协为主体的各种形式的民主协商。在当代中国,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有利于实现公民广泛而有序地参与政治、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与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中村级议事协商的逻辑、困境与出路——基于主体、制度、程序三维视角的思考北大核心

村级议事协商作为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具有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拓展民主参与渠道、提升协商民主质效等重要价值。从主体、制度和程序的逻辑分析框架看,当前村级议事协商存在参与合力不足、制度不够精准和程序运行低效等现实困境。为此,要推动村级议事协商从问题解决到主体能力提升的功能性转变、从宏观的制度安排走向微观统筹、从形式上的程序理性走向实质有效,为乡村振兴事业注入治理新动能。     

包容性协商：中国社区的协商系统模式与有效治理趋向——以天长市“11355”社区协商共治机制为例

包容性协商概念是从中西学术争论和中国实践困境中提出,并在已有五种理论源流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建构的。作为现代治理新理念的包容性协商扬弃了包容性民主和协商系统论,是在治理中由多元主体尤其是公众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平等表达方式参与协商以解决利益关联性问题的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协商的主体、场所、实体、传播、决策、执行等要素和过程都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在社区协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的群众性表达方式和参与性治理方式。基于对全国第一批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天长市"11355"社区协商共治机制的剖析发现,无论是"1+N+X"的协商组织架构,还是"五步五单"的协商议事流程等都具有鲜明的特点,而从国际上最新概括的协商系统六要素出发识别,其社区协商具有整体的包容性。包容性协商既是对西方相关民主模式的超越,也是对中国协商系统经验模式的概括;既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一些地方的城乡社区会产生协商共治和有效治理的局面,也将成为我国城乡社区有效治理的模式和趋势。     

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防范:协商民主的分析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以利益矛盾为主的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公民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公共参与缺失造成的制度供给不足、应得权利失衡和权力缺少有效监督。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扩大公共参与和实现协商治理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适宜选择。     

纵向介入何以破解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责任困境？——基于案例比较的探索性研究

受属地管理体制、地方保护主义和宏观治理情境等因素制约,地方政府间协商存在一定程度的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和行而不果等责任转化难题。针对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责任困境,现有研究多围绕横向府际关系进行分析,较少关注纵向治理体系对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规范价值与约束作用。运用案例比较法,通过对纵向介入促进地方政府间协商合作的责任转化机理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介入选择和干预力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间协商的文化情境、制度架构与行动过程,对破解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责任困境具有积极意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上级政府通过政策文件、领导参与等方式开展话语建构,引导地方政府在协商合作中树立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体负责观念;二是上级政府凭借组织权威完善地方政府间协商的制度架构,以制度化的方式明确地方行政主体在集体行动中承担的差异化治理职责;三是上级政府的绩效考核与过程监督,能够有效约束地方行政主体的治理实践,增强地方政府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职责履行效力。     

人民团体与立法协商:功能结构及其限度——以全国妇联参与《反家暴法》立法为例

立法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运行"场域"。妇联作为旨在代表、维护妇女权益和促进男女平等的人民团体,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构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尤其是,其在参与《反家暴法》等立法协商方面充当了利益之统合、协商平台之构建、智库使命之担当诸重要角色。妇联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践表明,人民团体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形态,在协商民主建构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发挥独到的效应,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之建构及其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主体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