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经验的分析

推进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就是推动行政决策向公众参与开放,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过程",表现为公众与政府互动,由"政府决策"走向"公众与政府共决"即公共决策,实质是以公众参与权制约政府决策权.基于中国经验,通过构建"开放?嵌入?互动"的过程模型,认为开放的实质是"赋权",嵌入的实质是"充权",赋权"越充分且"充权"越充分,行政决策过程中公众与政府互动程度即公众参与度越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度由广度、深度和力度构成,影响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度的因素,一是参与权利不对称,二是参与权力不对称.     

俱进而非失衡:政府决策中的精英与公众

政府决策是一项面向社会公众甚至面向国际的活动,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某种精英主导或垄断取向由来已久,在现实生活中表现明显。当代中国精英垄断政府决策主要是断裂社会的阶层固化导致既得利益集团能够在正式机构内按非正式程序进行变通性运作,具有强烈的"内输入"特点。在精英内输入的政府决策模式和凝闭型政策体制的双重作用下,公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形式大于实质。事实证明,凡是政府具有吸纳公众参与决策过程的主动意识并且引导公众积极有序有效参与决策过程,往往都能获得共赢效果。因此,从精英垄断的现实情形出发,充分考虑公众参与的现实条件,通过规范的程序构建公众参与渠道,倡导并建立一种精英与公众共同主导政府决策的俱进道路,势在必行。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三种模式比较—基于服务型政府理论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公众表达个人偏好实现自我利益的重要渠道,也是公众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从当前服务型政府理论框架出发,分析服务型政府的内涵、特征,提出三种公众参与模式,即:"公众一利益集团"参与模式、"公众-决策者"参与模式和"公众-精英"参与模式.适合我国当前服务型政府理论和实践的应是"公众-决策者"参与模式.这可以从四个方面证实:"公众-决策者"参与模式是服务型政府彻底实现以人为本政府的重要途径,是服务型政府完成任务和使命的必由之路,是促进与公众融合的重要方法,是增强政府责任意识的直接方法.     

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开放型政府建设

传统行政管理组织的不透明性、严格的等级制度等,造成了一系列的政府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府,即"开放型政府"。开放型政府是一个信息输入与输出的循环体,公众参与即输入的过程,信息公开则是输出的过程,而"开放"就是由一个输入和输出构成的不断互动的环路。建设开放型政府是全球化和知识产业化的必然要求,是民主的必然要求,是世界各国政府建设的必然趋势,它对中国意义更加重要。目前开放型政府建设还存在诸如信息公开不足、公众参与不够等问题,因此,要加强开放型政府建设应该从这两方面入手:通过转变观念、加强立法等促进信息公开;从扩大基层民主、拓宽公民参与渠道等推动公众参与。     

论公共危机决策中的信任问题

公共危机决策中的信任问题,其实质上是公众在信息不完整或结果不确定的条件下,对政府能否通过危机决策提供给公众安全所持有的一种合理期待与信心,这种期待与信心构成了人们在危机中交往的基本情境。现阶段,我国公共危机决策还存在着诸如决策机构分散、权责不清,决策信息系统不完善,决策主体能力与水平不高,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等影响公众信任的因素。因此,政府要获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危机决策体系,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并支持政府的公共危机决策。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服务型政府背景下政策问题构建模式的探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中国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涉及服务理念、服务方式和服务体制的全方位变革。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在政策问题构建过程中坚守价值取向的公共性,政府的主动性,提升政策问题搜寻能力,健全公民意见、利益输入渠道,完善各种意见、利益的综合过程。针对中国传统单一主体问题构建模式的缺陷,提出多主体互动型的政策问题构建模式,能够促使政府主动强化服务意识和提升服务能力,使具有多元利益需求的公众能够与政府进行互动,从而促进政策过程良性循环。     

环境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及其应对

环境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特征表现为:其目的主要是通过网络造势赢取声援,其内容主要是对政府、警察、解放军、官员的妖魔化,其后果多表现为加剧社会对抗。谣言产生的心理动机是争取舆论支持,其发酵与传播基于刻板印象的"强弱"情景构建,其扩散基于从众心理下的集体行动。着眼于谣言的发生机制对其进行治理,要从源头上预防网络谣言,为公众提供可供查询的环境信息,建立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长效机制和环境补偿机制;在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及时进行阻截,要建立官方"第一发声"反应机制,依靠社会力量多方联动净化网络谣言;还需提升公共理性。     

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基于中国公共政策转型一类案例的分析

回应式议程设置是指政府在短时间内将"议程设置"作为回应社会需求、或处理某一突发事件与社会问题的工具。近年来,回应式议程设置已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公共议程设置过程的常态。在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下,社会问题步入议题合法化的过程被政府压缩或精简,社会焦点事件的发生方式和剧烈程度对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性往往超过了政策议题本身内在的重要性。政府议题选择更符合公众议程的偏好排序,能够及时回应公众的需求,契合了新时代的治国理政观。但由于公众偏好容易受到短期社会焦点事件的影响而呈现不稳定性,过度依赖公众偏好也隐含着议程设置理性科学分析不够、不利于政府主导能力的培养,甚至有可能导致事实上的无效回应等问题。加强政府决策自主性,对公众需求进行适当引导是防止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持续固化的有效措施。     

当代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决策互动关系演化过程分析——基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选址决策案例的考察

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政府能否与媒体、公众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将直接影响政策的质量、政策方案的可接受性和执行效率。基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决策个案分析发现,在"决定—宣布—辩护"式的公共决策模式下,政府垄断公共决策权力使得决策信息严重不对称,政府、媒体、公众等三方之间的互动缺失,其关系极不平衡,爆发影响面较广的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在事件中,三者之间虽然互动较多但关系仍不平衡,政府略显被动,媒体普遍偏向民意,公众抗争不断。在垃圾处理议题重启后的参与式治理决策模式下,媒体和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三方互动关系实现平衡。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现代社会的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信任关系的中介。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复杂、多元的影响。本文总结出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并分析互联网作为公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媒介,对其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对一项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的政治涵义。当控制住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研究还发现,传统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的功效极其微弱,体现出新媒体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挤迫效应"。本研究的结果提请相关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有效的政府-公众沟通,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随机样本,同时需要对政治信任概念的测量更加精细化。     

权威性沟通及其变革——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传播制度变迁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历史进程中政治传播制度变迁的梳理,探讨中国政治传播实现政党沟通需求的动态过程。中国政治传播呈现出"权威性沟通"模式的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起点,并由于路径依赖使后续的制度变迁形成独特的发展路径。同时,伴随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国政治传播通过制度变革回应了多元社会与现代制度权威建构的新需求。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威性沟通"模式出现三种变体:其一是一元化沟通模式,该模式以意识形态权威为其观念支撑,以归口管理体制、组织通道为制度表征;其二是混合型沟通模式,该模式以民主权威为观念支撑,表现为政治传播系统中新闻发布与民意回应等制度的设置;其三是整合型沟通模式,该模式以现代制度权威为其观念支撑,体现在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化建设与职能整合改革中。以上制度变迁反映了中国政治传播的"权威性沟通"模式在不断吸收"表达性沟通"模式的优秀经验的同时,亦在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经验。     

风险社会视域中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的环境分析

在社会风险中,因全球化的冲击,经济发展状况的国际比较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经济资源,西方民主政治诱导战略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政治资源,西方文化渗透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主流意识形态资源.而来自网络社会的考验主要体现为:网络民意的兴起考验政府回应民意能力,公共舆论事件的频发考验政府应对危机能力,信息传播模式的改变考验政府阳光执政能力.社会转型的挑战带来的社会风险对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影响尤为突出,即因社会信任缺失而导致失信文化弥散,因公民意识觉醒而引发维权事件增多,因社会阶层分化而导致利益冲突加剧.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只有在清醒地认识到社会风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依法执政、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的能力,才能在化解种种社会风险中巩固和提高公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     

政府遭遇不利网络舆论的主要原因和应对原则

当今社会,政府可以借助互联网便捷、快速地与公众进行政治沟通,也可以通过网络舆论及时了解舆情民意。但是,受网络信息的传播机制与舆论本身的非理性因素影响,网络舆论很容易一边倒,往往不利于政府一方,使政府置身于巨大的压力之中。     

政府公共决策与网络公众参与互动机制的构建

网络的兴起与普及推动了政府公共决策与公众参与之间的互动,目前在政府公共决策与网络公众参与互动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构建政府公共决策与网络公众参与互动机制,应建立适合网络公众参与特性的辅助决策机制;加快对网络公众参与行为的法律规范;构建地方性的网络公众参与长效机制;建立快速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     

完善政府公众诉求回应体系,打造回应型政府——以九江市政府“民声直通车”为例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不断完善公众诉求回应体系,建设回应型政府,大体形成了以电话热线为主的民声快递模式、以民众参与为主的开放式决策模式和建立在网络平台之上的网络问政模式等三种模式。江西省九江市政府以完善"民声直通车"为抓手,形成了一整套高效的公众诉求回应体系,在打造回应型政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十二五"期间,我国地方政府应贯彻公民导向、顾客导向、结果导向的原则,在突出特色、解决问题、体现实效、赢得民心上狠下工夫,建立电话热线、网上问政双平台,融合民声快递、参与式决策、网络问政三种模式,打造全国一流的公众诉求回应体系。     

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进程中的公众参与——基于杭州综合考评个案的二维审视

近年来,"公众参与"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进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杭州的综合考评正是与之相关的典型个案。通过对杭州案例中公众参与的广度及深度的考察,可以获得一些启发性的结论:一方面,此类公众参与有助于促进政治沟通,增强政府的责任与回应性,优化政府决策,从而达到改善公共服务、提升治理绩效的目的,甚至也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准备条件;另一方面,它在本质上仍属于邀请性参与、行政吸纳型参与,参与进程处于政府的调控之下并受到严格限制。此外,参与者的能力、参与机制、信息管制等因素都制约着公众参与的深入发展。     

聚集网络民意促进社会和谐

网络民意具有许多传统民意表达所不具备的优势和特点。网络民意对中国公众的民意表达、便捷而有效地维权反腐败、改变政府的决策以及推动民主政治与公民社会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对和谐社会建设有重大影响。网站论坛的工作人员应采取一系列的操作手段聚集真正的民意,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再分配、政府质量与政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生产主义福利"到"民生导向"适度普惠性福利制度的转型。福利制度通过国家实施的再分配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公众提供了理解政治过程的机会窗口,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是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基础来源。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要求福利制度从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到社会反馈的全过程体现代表性、程序公正和廉洁性等政府质量要素。本文基于实证研究,通过考察政府质量对国家再分配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发现政府质量在福利制度生成政治信任时发挥着关键调节作用,代表性、程序公正和廉洁性均显著地影响着再分配项目对政治信任的强化效应,政府质量的中介作用在选择性福利和普惠性福利之间存在异质性效应。总之,共同富裕的政治逻辑要求构建具有代表性、回应性的福利制度决策过程和程序公正、廉洁高效的制度运行过程。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公共政策的公众价值导向性、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代理人失范行为的预防、国家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要求公众有序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当前存在着政府与公众缺乏互信、公众参与的意识与技能的不足、参与的渠道不畅通以及参与机制的短缺等影响公众有序参与政策制定的问题,应从转变思想观念、培养参与能力、建立开放的政策制定模式、完善法律法规等入手,优化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