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的独立性

《法律科学》98年1期登载了裴苍龄同志的《论证据资料》一文（以下简称《裴文》）,其独特的论证角度令人耳目一新。但对其中一些观点,也有商榷之处。一、关于“模糊了勘验、检查和鉴定的性质,也模糊了勘验、检查人和鉴定人的性质”问题《裴文》认为：“勘验、检查笔录是由勘验人、检查人通过勘验、检查活动制作出来的;鉴定结论也是由鉴定人通过鉴定活动制作出来的。”因此,把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就“模糊了勘验、检查和鉴定的性质”,“就意味着勘验、检查和鉴定都是制造证据的工作,也意味着勘验、检查人和鉴…     

论勘验、检查笔录的采用标准

勘验、检查笔录的采用标准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问题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法官对某特定的勘验、检查笔录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依据,是勘验、检查人员制作勘验、检查笔录的“行动指南”,也是刑事诉讼参与人质疑其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依据。从关联性、客观性和合法性三个方面探讨勘验、检查笔录的采用标准,以期为刑事诉讼实践,尤其是勘验、检查主体制作笔录提供理论方面指导。     

勘验、检查笔录规则研究

本文从证据学、心理学等角度阐述了勘验、检查笔录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以新的视角——勘验、检查笔录特点、形成过程、证明作用及诉讼证据的内在本质——重新认识其证据属性,提出仍应保留勘验、检查笔录这一证据形式的观点,并就勘验、检查笔录的证据规则及程序规则进行探讨,以期对刑事证据立法和刑事诉讼实践提供理论方面的参考。     

现场照片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地位及规则探讨

现场照片作为法定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现行的相关法律始终把现场照片证据视为勘验、检查笔录的辅助记录内容,其地位的边缘性导致了现场照片证据规则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刑事摄影技术的发展。     

论刑事辨认笔录的证据能力

辨认人的感知、记忆、辨识以及辨认笔录的制作均可能存在错误,而辨认错误是导致刑事误判的一项重要原因.英美法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辨认笔录证据能力规则,其中,美国以传闻法则、律师帮助权和正当法律程序对审判外辨认进行规制,英国则通过传闻法则与证据排除规则对先前辨认陈述予以规制.我国辨认笔录的证据能力规则极为不完善,辨认人及辨认笔录制作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亦极为疏漏.为此,有必要从准入规则与排除规则两个层面对辨认笔录的证据能力规则予以建构.     

传闻法则与直接言词原则之比较研究

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法则原则上排斥传闻证据的适用,只有符合例外情形时才允许采纳传闻证据。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法官亲自参与审判,不得以间接的证据方法代替直接的证据方法,除非符合法定的例外情形。传闻法则与直接言词原则虽因法律传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两者所欲达成的目的一致,并非对立的概念。我国由于既没有确立传闻法则,又没有规定直接言词原则,导致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不受规制,传闻证据大行其道。这样既侵犯了被告方的诉讼权利,又不利于案件真实地发现。为此,我国宜确立传闻法则,但同时应借鉴直接言词原则的成功经验。     

笔录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

笔录证据的正确适用对于防范冤假错案及实现庭审实质化都极为重要.笔录证据具有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双重身份,在证据属性方面属于言词证据与传闻证据,可划分为展示型笔录证据、确认型笔录证据与行为型笔录证据三种类型.美国通过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先决问题规则规制笔录证据的可采性,德国通过直接审理原则、证据禁止规则与自由证...     

刑事诉讼中书面证言运用问题探究

书面证言是指证人在法庭审判之前对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和辩护人作证所形成的证言笔录及亲笔证词.不管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证人证言都有着广泛而普遍的应用,证人证言也是我国刑诉法规定的七大法定证据之一,在我国证据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我国实际庭审中,证人出庭率之低令人震惊,我国刑事审判呈现出证人基本不出庭,而以书面证言代替的不正常状况已经成为审判之常态.在此情况下,我国对书面证言的使用规则和法律规制却是缺失的.因此,有必要在理论及实务等方面研究书面证言的理论和相关规则,综合考量目前普遍的发力要求和我国诉讼实际,提出较为合理和可行的规则,完善我国证据制度和诉讼制度.     

侦查实验笔录、搜查笔录、辨认笔录证据能力探讨

刑事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将特定事项记入文本,这类文本在刑诉讼活动中称之为笔录。从证据属性角度来看,一般可以将笔录分为三种。第一种属于法定的证据种类,如讯问笔录、询问笔录等。第二种是一般均不作为证据使用的笔录,如开庭笔录、审查批捕案件承办人的阅卷笔录①。第三种是在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中未明确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但在司法实务中往往都作为证据材料移送至法院的笔录,如侦查实验笔录、搜查笔录、辨认笔录(以下简称三类笔录)。本文拟重点探讨第三种笔录,这三类笔录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以及如果具有证据能力应当归属于何种证据种类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在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有无证据能力,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刑事证据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司法实践问题。它既关系到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与采纳,又关系到对不同诉讼价值理念的选择和对不同诉讼主体权益的保护。本文作者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考察入手,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提出我国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所应采取的基本态度。     

刑事诉讼模式新论

通过对刑事诉讼模式概念的梳理提出区分理论模型意义上刑事诉讼模式和社会存在意义上刑事诉讼模式的观点,认为理论模型意义上的刑事诉讼模式只是一种研究工具,更具方法论意义;社会存在意义的刑事诉讼模式因其文化特质不同而各有其精神与灵魂,我们面临的制度移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诉讼模式与文化模式的结构找到了契合点。     

A New View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Model

通过对刑事诉讼模式概念的梳理提出区分理论模型意义上刑事诉讼模式和社会存在意义上刑事诉讼模式的观点,认为理论模型意义上的刑事诉讼模式只是一种研究工具,更具方法论意义:社会存在意义的刑事诉讼模式因其文化特质不同而各有其精神与灵魂,我们面临的制度移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诉讼模式与文化模式的结构找到了契合点.     

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证据

诉讼中的当事人具有诉讼主体和知情证人的双重属性.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对此的立法存有较大的差异.比较和研究这一差异,指出应当将当事人作为诉讼证据的证据形式,以便充分利用其通过大脑记忆的案件事实的有关信息来帮助查明案件事实.由此,还对诉讼当事人作为证据的条件和分类作了研究.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证明

在我国,虽然初步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司法解释得以确立,但是由于未建立起配套的保障规则,特别是未建立非法证据的证明制度,致使该证据规则在司法实践中远未得到有效实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执行,往往以对非法证据的证明为基础。为此,我国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较为成熟的经验,科学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明制度,以确保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人权保障价值。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提取与检验

近年来,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已逐步渗透到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特别是在当前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案件过程中,包括各类贪污、行贿受贿、经济诈骗、敲诈勒索、贩卖毒品、信用盗窃等,均越来越多地涉及到能够证明其犯罪事实的电子证据。如何打击此类高智能、     

新刑诉法证据制度的修改对公安侦查取证的影响

新刑诉法对证据制度作出了重大修改和完善,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行为,必须根据新证据制度的要求作出调整,严格规范侦查办案的每一个环节,迎接挑战,抓住机遇,更新执法观念,提升执法技能和水平,依法履行职责,接受监督,在打击、控制犯罪的同时,将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犯罪故意认定的证据法学解读

实体法上广为讨论的犯罪故意认定问题,最终要在司法证明过程中进行.在罪过难辨的疑案中,裁判者应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区分故意与过失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故意这种“无法定义只能描述”的复杂心理现象,以实体法上的抽象概念去界定不如以证据法上直观的类型化判断来把握.故意“概念的类型化”,是以认识程度和意志程度之强度互补的弹性组合...     

刑事诉讼中DNA证据运用的实证分析——以北大法意数据库中的刑事裁判文书为对象

在23427起刑事案件中,有288起案件涉及DNA证据的运用.据此相关数据及288起涉及DNA证据案件的刑事裁判文书,可以发现DNA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存在如下问题:DNA证据在指控犯罪方面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DNA鉴定结论的表达方式极不规范;辩方对DNA证据的质证意识和能力尚需提高;DNA鉴定在错案发现和纠正方面的功能有待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