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解读

以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进而推进改革的命题,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重新定位。这既可提升法治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是下一步改革的指导思想。如何准确地理解法治方式,进而理顺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跳出改革的"转型陷阱",化解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结构紧张"关系,是理论法学的重要任务。法治方式不是"你治我"或"我治你"的工具,而是一种公共治理的理性思维决策方式。改革与法治都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危机处理方式,但无论哪一种方式的单独运用都可能会出现偏差,因为停滞改革或过于猛烈的改革都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而法治走向僵化不仅会放缓改革的步伐,而且也可能强化固有的矛盾。中国既需要改革,也需要法治,改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展开。我们需要在改革、法治与社会的三重关系中理解"以法治方式促进改革"的意蕴。     

可量化的正义:地方法治指数评估体系研究报告

随着法治话语获得广泛认同,如何以指数评估衡量一国一地的法治发展水平,通过中立化技术方式促进法治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重大课题。当前,法治指数在中国具有独特意义,各地兴起的地方法治实践中以量化指标方式推动法治发展已逐渐成为重要手段。通过对国内外法治指数的综合研究,可以发现,"客观与主观"、"封闭与开放"、"特殊与普遍"之辨是地方法治定量中的三对基本矛盾;在评估方法选择方面,德尔菲法具有一定价值;指数计量方面,求平均值法可以作为主要方法。法治指数是一种技术、一种工具,因此,地方法治评估过程中需要理性看待评估,突出地方特色,同时最大限度扩大公众参与。     

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原因、意义及完善趋向

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解释当代中国法治发展何以较为成功的重要范式。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源于"央地"经济分权、国家法治的引领和流动经济的压力。地方法治竞争兴起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有利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地方竞争的正向化激励;另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也已成为中国法治发展模式中较具特色的部分。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虽然意义深远,但也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是增强地方法治建设中法治价值的独立性;二是扩大地方法治建设的民主参与性;三是进一步推动经济要素流动以增强地方法治竞争的压力与活力;四是积极促进区域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竞争的形成以实现地方法治竞争的规模升级。     

法律思维的法理学分析

法律思维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进步状态,它与法治相互关联,融为一体。因此有必要在法理学层面就其法律思维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应然性和实然性加以考量和探讨,并从法治与法律思维关系方面,即从法的经济本源、正义和规则、程序等涉及法的价值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发现法律思维实乃法治的应有之义。     

社会经济政策合宪性审查的司法介入点及判断标准——以香港判例法为视角

随着福利行政的发达,传统的法治主义已发生动摇,但"社会国"不可脱离"法治国"而存在。社会经济政策的合宪性审查如何进行是无从回避的问题。为确定司法介入点、即回答法院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展现尊让的问题,香港法院发展出了一套由"有理可据验证标准"/比例原则与"明显地没有合理基础"/抵触"核心价值"/"一个不证自明地不合理的点"两大阶梯构成的判断标准,较好地处理了法治、人权与公共福祉之间的关系,可为内地借鉴。     

论哈贝马斯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构成性联系理论的意义

纵观古今,中西方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论述不胜枚举。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法律与政治两者之间是"构成性联系"的观点并从他的商谈理论出发对法律与政治的构成性联系进行了独特的论述。哈贝马斯认为,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具有合法性的法律,使政治权力与交往权利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一种法律与政治权力的互相构成。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构成性联系是一种良性循环关系,即两者彼此没有先后和高下之分,两者互为前提、相互支撑。哈贝马斯的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以重要的启示:即在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不能以政代法,而应当讲法治与讲政治并举。     

从居正法治思想看法治的变革与现代性运动

"变革"是中国法治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在古今中西的十字路口,民国时期的法治使命更多地被渲染了探索与抉择的色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近代法治建设在反思传统治理图景与面对西方客观法理冲击之际,寻求"现代性"理念的时代表达。从民国时期法学家居正的法治思想中,可以发现法治变革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深刻地蕴含着近代中国折中融西、古今异宜的时代背景。法治变革在时代的召唤下,有着其内在的理路,即在古今中西之间建构一个指向未来法哲学发展的时代任务。     

法治与小康社会

本文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法治与小康社会的基本论述为依据,通过解读十八大报告对小康社会提出的法治建设新要求,即"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小康"的概念。作者在文章中指出,"法治小康"是对"法治"建设状况与"小康社会"社会发展目标两个方面的期待与要求。作者通过对"法治"价值的基本内涵、"法治化"的最低制度与行为要求,指出了"小康社会"对"法治化"所提出的法治水平最低要求,包括法治"供给"与法治"需求"之间关系的基本适度和平衡;不同法律之间的相互协调,特别是法律制度自身的"统一性";通过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来彻底否定人治,弘扬法治,真正地实现"宪法法律至上"的价值目标;通过"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来凝聚成"法治文化"形态的法治精神等等。本文还全面地考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治"价值内涵的逐渐形成、完善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指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实现"小康社会法治化"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的法治发展战略目标与机遇。     

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及改革顶层设计

法治与改革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在法治与改革关系中筹划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是对"任何改革都必须于法有据"的历史及现实意义的解读。在全面开启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深化改革之际,法治与改革在思维倾向上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人们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也不到位,既不能在改革与法治统一中叙说法治,也不能仅在两者的对立中谈论改革。无论社会转型、社会改革,还是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都要准确定位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同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又决定了无论是改革还是法治,都难以单独地进行下去。我们需要分清两者的对立,更主要的是找到两者的联结点,共同促进法治中国目标的实现。也只有坚持法治中国的目标并不断改革才能有社会转型的成功。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治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国家治理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其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类法治理论的有益元素,对法治理论做了七项创新发展,即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三个核心要义"、坚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与实现依规治党、着力实现制度现代化、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还对法治理论做了十五项拓展深化,即关于依法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法治为民、法治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权力监督、德法并重、改革和法治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政法机关职能、法治环境建设的拓展深化。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系列成果,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了世界法治理论精华,且勇于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实践。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建立我国行政复议听证制度之构想

本文主要阐述了建立我国行政复议听证制度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     

Grouping of ammunition types by means of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GSR

An attempt was made to build a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gunshot residues (GSR) samples originating from four types of ammunition, collected from shooters' hands immediately after shooting. The secured material was examined with the use of SEM-EDX method in the automatic manner. The obtained results were expressed as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particles assigned to various chemical class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most discriminative of these features the Mann-Whitney test was performed. Cluste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grouping the analysed samples according to their origin, i.e. the type of ammunitio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samples of GSR originating from Browning 7.65 mm and Luger 9 mm ammunition can be fairly eas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remaining samples, whereas samples of GSR originating from of Makarov 9 mm and these of Tokarev 7.62 mm could not be differentiated using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particles in the selected chemical classes.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是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     

关于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反思——以无单放货案件的处理为视角

提单的管辖权是正确处理无单放货等提单纠纷的首要问题。提单的管辖权条款属于协议管辖,是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物。无单放货案件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所谓的“侵权纠纷一般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的规则并不能当然适用。根据现行法以及民事侵权的基本法理,分析中国法院用于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侵权诉因”及“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两个主要事由,认为以“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背法理;而以“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作为否定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之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也过于极端。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提单管辖权条款问题的三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