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坚持党的纲领的理性基础

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党的终极奋斗目标、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任务和行动路线的科学而集中的概括。在实践中坚持党的纲领 ,必须建筑在深刻理解共产主义本质内涵和现实表现形态相统一的科学理念上 ,建筑在共产主义必然性、阶段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科学理念上 ,建筑在最高理想、共同理想和个人理想相统一的科学理念上。     

汉代拘捕制度考

汉代拘捕组织机构有亭长、游徼、县尉和都尉,在拘捕管辖方面以属地主义为原则、以属人主义为例外,确切的犯罪事实是拘捕的前提条件.汉律禁止夜间实施拘捕,在实施拘捕时要五人为伍,以不伤害被拘捕人为原则,同时要确保自身和同伴不受伤害.汉代悬赏缉捕盗贼和通缉令的使用较为广泛.汉律对拘捕盗贼的奖励有晋爵和物资奖励两种,对拘捕失职行为的惩罚有罚金、夺爵、戍边和死刑等.     

论授权立法的法理性基础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授权立法,是指宪法享有立法权的立法主体通过授权法的形式,将自己的部分立法权限授予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来行使其权力的法律制度。它反映着法律的一般原则和精神。授权立法的产生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它具有维持分权原则与政府职能扩张之间张力的一种平衡精神。我国授权立法的突出特点是：授权立法的主体不够明确,授权对象较为多样;无具体授权形式;授权权限较大。解决授权立法现状要明确授权立法基本原则,明确授权立法的范围和期限,加强对授权立法的监督。     

汉代谳狱制度考论

谳狱制度是疑难案件的请示制度，西周、春秋、战国时已经存在。汉代谳狱制度在汉初时已基本形成，并逐步完善。谳狱适用的对象为疑难案件，在程序上为逐级上谳，处理谳狱的专门机构为廷尉。谳狱制度的实施有利于统一法制，确保法律的公平实施，体现了汉代统治者的慎刑原则，同时也促进了法律的发展。     

平衡:西方制度理性选择的基点及其对当代中国制度理性构建的启迪

西方制度理性选择的基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个人与国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其博弈的结果就是个人与国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相对平衡。西方制度理性选择的基点:"平衡主义"为当代中国制度理性的构建提供了诸多启迪。     

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理性培育:实践逻辑与发展理路——以浙江省深化“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为例

当前我国语境下的基层协商民主尚处于民主政治运行的探索时期,有关社会风险化解、参与平台构建以及意识能力强化等方面要素仍不健全。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建构与执行的主要载体和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核心力量,必须加强对基层协商民主的现实主张。事实证明,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成长发育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发展历程。基于权力主导与权利本位互嵌整合的发展逻辑,地方政府应通过转变认知取向、寻求价值认同以及塑造公共精神等多维路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理性,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切实建立起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进而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警察理性认知的建立

人们的认知模式影响着人们对于事物的分析与判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情绪体验,进而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非理性认知对警察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对警察的健康、素质、战斗力,以及整个警察队伍的声誉等都有极大的影响。而警察理性认知的建立,有利于提高警察的心理素质,预防因认知不当而产生心理困扰;有利于警察提高面对危险和困难的勇气和能力,在工作中机智、冷静地应对所面临的问题,提高工作效率;还有利于警察摆正自我的位置,积极地工作、愉快地生活,达到个人理想,实现自我。     

理性：限制公权扩张的基础

在社会转型期，缺乏限制的公权扩张是中国社会最为严重的负面拉动力。而公权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理性的缺失。因此，要限制公权的扩张，就必须增进个体理性和培育集体理性，通过社会成员理性的共同提高来促进权力理性的运用。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及其解答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式。无论人们如何理解理性 ,理性总意味着人们对自己存在状态的一种正确把握。人的存在状态首先是需要的状态 ,对需要的正确认识表现为人的理性的基本诉求。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差异和矛盾首先就体现在这两种基本诉求的差异与矛盾之中。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现实解答是一种广义的制度。     

论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民主观上的差异

民主是理性的产物,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建构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形式。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建构原则,理性具有认知含义与价值含义,前者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能力对政治问题得出具有认知合理性的见解,后者意味着每个人的上述见解都应得到同等的政治对待。这两点内容在实践中就表现为了以决策参与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同时满足了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要求,也使民主成为一种好的治理方式。另一方面,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紧张,围绕这种紧张,精英民主理论与协商民主理论展开了不同的理论叙事,对民主是否一种好的治理模式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两汉时期警政制度的特点

暴秦的速亡,促使汉代统治者重新选择警政思想,由此出现警政思想的儒家化,并影响到整个封建社会。在警政职能和机构设置方面,汉承秦制,又略有区别。王国和豪强大族的存在,使中央政府对地方警政权力的控制力有所减弱;汉代的常规警政管理措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警政人员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     

汉代司法官吏管理制度

汉代没有专门司法官吏选拔制度,被选任的普通官吏因明了法律或处事公道才能被任命为司法官吏。汉代有较为完善的司法官吏考核制度,它既包括对兼具司法职能的州牧、郡守、县令、长的司法绩效考核,又包括对专职司法官吏御史大夫、侍御史、廷尉等的考核;司法责任的主体是享有司法职能的司法官吏,承担责任的原则有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连带责任原则;责任的种类有鞫狱故纵、鞫狱不直、鞫狱不实、受赇枉法和失刑;责任的形式有死刑、赎死、免官、贬秩、徒刑和罚金。     

汉代法制中的人文精神

汉代是传统法转型的时期,不啻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与秦朝分野,在法律制度上多有改革,它继承和创制了许多具有人文精神的法制原则和法律制度,是一个在传统法延续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时代。从人文视角探究汉代法制的理性元素,诸如矜老恤幼、容隐制度、录囚制度等内在的价值,挖掘传统法文化遗产的优质内涵,可以为现代立法提供镜鉴。     

中国历史上的汉国号

“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号之一。自刘邦首用汉国号以后,出于寻求正统的心理、现实政治的考虑、文化取向的需要等复杂情形,汉国号为后世诸多汉族与非汉族建国者反复沿用,而中国古代家天下的政治特征,因此表露无遗。汉国号所具有的特殊象征意义,又使得“汉”成为域外有关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并逐渐演化为此后直至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     

汉平襄县位置考

两汉平襄县古城位置何处?迄今有六种说法:一曰今甘肃省甘谷县南或西南三十里,二曰今甘肃通渭县西南,三曰通渭县西北,四曰通渭县城北,五曰今通渭县东南十二公里的碧玉关,六曰通渭县城内或西侧。笔者利用文献与考古资料综合分析,认为第六种说法较可靠。     

从出土文献看秦汉时期刑事司法协助的请求

秦汉时期,县道是基层司法机关。当罪犯逃出辖区时需请求协助,请求的对象是其他的县道。如不属同郡,则需通过自己所属之郡转达。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实施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在于以人为本;评价科学发展观的最高标准要体现以人为本;一切科学发展的成果取得归功于以人为本。     

论西汉社会腐化与反腐机制的缺失

西汉崇奢风尚日渐盛行,上流社会的腐化堕落引发了官僚贵族的贪贿狂潮。尽管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抑奢惩贪的反腐措施,但由于监察制度的缺陷、官吏立法不完善、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等因素,贪贿之风仍屡禁不止,西汉王朝也因此一步步走向衰亡。     

从出土文献看秦汉时期的刑事侦查制度

通过对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及传世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秦汉时中国的刑事侦查制度已具雏形,刑事侦查活动已有了比较细致的分工和比较科学的措施、方法。同时,这些措施和方法逐渐发展成为法律制度。     

汉代儒生义利观新探——以盐铁会议贤良文学的义利观为代表

先秦时期孔孟的义利观只是局限在伦理道德范畴的讨论.西汉昭帝时的盐铁大会上,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就义利关系展开了盐铁是否专卖的大辩论赋予了义利观新的特定的内涵.贤良文学以儒家义利之辩为准绳,打着国家导民于义的旗号,要求盐铁私营,实为工商业者利益的代言人,并非真为民请命,是以义之名行利之实.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汉代儒家的义利观看作是先秦时期义利之辩的恢复或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