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的表述应修改

我国刑法第10条把“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列为犯罪行为之一。然而,公民持有财产的来源十分广泛。有的是利用合法手段获得的财产;有的则是非法所得,如投机倒把、偷漏税款、走私、盗窃、诈骗钱财等等。在适用刑法时,侵害公民合法财产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对侵害公民非法财产的行为也应视为犯罪行为。对公民的非法财产,只能经过法定秩序,由司     

事后抢劫罪的成立条件

正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了理论上所称的事后抢劫罪。事后抢劫罪的发案率较高,但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对本罪的成立条件仍然存在不同认识,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盗窃、诈骗、抢夺罪,是事后抢劫罪的前提犯罪。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客观上可能盗窃、诈骗、抢夺数额较大的财物,主观上具有盗窃、诈骗、抢夺数额较大财物故意的行为,符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条件。第二,"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应当限定为犯第264条的盗窃罪、第266条     

盗窃车牌后索财的行为应定敲诈勒索罪——对《盗窃车牌后索财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一文的商榷

盗窃车牌与勒索财物是两个行为。车牌只是车辆使用凭证载体之一,与其所代表的上路行驶权是分开的,其本身价值甚微,且无法单独流通,不属于刑法上的财物。单纯盗窃车牌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车牌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故盗窃车牌也不能认定为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非法占有财物的客观方式,是区分财产犯罪罪名的关键。此类案件的刑法评价点在于后续的索财行为。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多次敲诈也是敲诈勒索罪的入罪要件之一。此类案件构成"多次敲诈"的敲诈勒索罪,数额应累计计算。前面的盗窃车牌与后面的索财行为并不存在牵连关系。     

对转化型抢劫罪问题的两个思考

一、“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是否应做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必备前提 实施了盗窃、诈骗或抢夺行为,但未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即未构成上述各罪名而行为人又当场实施了刑法第269条规定的后续行为的,怎么处理呢?如果严格按照刑法第269条操作,则不构成转化刑抢劫罪。因为衡量一种行为是否构成了犯罪,一条最根本的标准就是看该行为是否具备社     

对诉讼诈骗有关问题的法律思考

一、诉讼诈骗行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争论虚假诉讼包括诉讼诈骗和诉讼欺诈等,本文着重讨论诉讼诈骗问题。诉讼诈骗,系指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通过虚构法律关系、伪造证据等方式欺骗法院,导致法院作出错误裁判从而获取非法利益,妨害司法机关正常司法秩序的行为。诉讼诈骗行为能否构成刑事犯罪?构成何种犯罪?观点不一。第一种观点认为,诉讼诈骗行为不构成犯罪,主要理由是诉讼诈骗的主观故意、客观行为与侵害的客体都不符合传统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诈骗罪的被害人与受骗人具有同一性,且被害人系自愿地交付财物,而诉讼诈骗的对方是法院而不是被害人,被害人系慑于法     

这是盗窃还是诈骗——由一则案例引起的对盗窃罪与诈骗罪区别的思考

盗窃与诈骗行为相交织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但仅根据我国刑法法条对两罪罪状所作的描述,我们难以对这些盗窃与诈骗行为交织的案件进行准确的定性。因此,区分两罪意义重大。     

累犯是否应作为诈骗犯罪的其他严重情节加以规定

笔者在审查判决中发现有这样两例案件:一例被告人郜某某伙同他人盗窃价值6000余元,数额较大,且系累犯,一审判决有期徒刑四年半;另一例被告人薛某某诈骗他人财物折价1.135万元,数额较大,也系累犯,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二年半。两被告人均系累犯,触犯的都是《刑法》第五章     

盗窃与诈骗行为交织的财产性犯罪定性研究 由几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盗窃罪和诈骗罪是侵犯财产罪中的传统犯罪,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对典型意义上的盗窃罪与诈骗罪的认定一般不太会产生争议。但如果在犯罪活动中既有盗窃行为又有诈骗行为时,不管是刑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都存在对相同的案件事实作出不同的定性意见的现象。本文拟以几例盗窃与诈骗行为交织的案例为视点,以诈骗罪的客观行为特征为基点,再次审视现有刑法理论并对照司法实践的现状,提出盗窃与诈骗行为交织的财产性犯罪定性的关键不仅在于考察行为人取得财产所采用的直接手段,而且要考察行为人取得财产的结果是否需要他人为对应的处分(交付)财产行为,…     

试论“扒窃”单独入罪与刑法体系化

《刑法修正案(八)》在修改时在盗窃罪的用语修改等其他方面也做了较大变动,将刑法第264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根据扒窃行为与其它盗窃罪类型的关系,扒窃行为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与刑法谦抑性的关系,刑法总则所规定的"但书"等部分出罪条件适用分则各个条款,对于适用出罪情节作为扒窃罪构成要件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刑法体系的完整性与一致性,选取其中几个角度对刑法第263条加以分析。     

转化性抢劫罪浅谈

根据我国《刑法》第153条规定:行为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其行为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改变,从单纯地侵犯财产的犯罪转化为侵犯财产和人身的犯罪,本质上已具备一般抢劫罪的特质,社会危害性比其基础行为的盗窃、伤害等更为严重。这种转化性抢劫罪的成立独具特点:在客观行为上,有一个从侵犯财产到公开侵犯人身和财产的转化过程;在侵害对象上,不以事主本人为限,     

对刑法中“盗窃金融机构”的重新解读及完善思考

对“许霆案”的认定要求我们合理解释“盗窃金融机构”的内在含义。刑法是通过刑法规范来保护法益，有关“盗窃金融机构”的规定保护的是金融机构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在此基础上，笔者将银行分为动态的银行与静态的银行，前者是指交易中的银行，后者是指非交易中的银行，而且仅当行为人盗窃静态的银行方可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盗窃“地下钱庄”的资金钱款不属于《刑法》第264条第1项所规定的范围。从刑法需要完善的角度而言，《刑法》第264条有关盗窃金融机构的刑罚配置有其内在缺陷，同时，将银行财产与公民财产分开保护的立法体例也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与人平等、物与物平等的现代法治原则。     

限缩与扩张:财产性利益盗窃与诈骗的界分之道

从我国刑法规定来看,应当承认财产性利益属于盗窃罪的行为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财产性利益盗窃的行为构造和实体财物盗窃的行为构造完全一致。尽管两者均体现为对他人财产支配领域的破坏,但实体财物盗窃的行为构造是拿走,而财产性利益盗窃的行为构造则是僭权。前者的表现方式是占有的破坏与新建,后者则是权利的消灭与再造。在利用信息网络非法获取财产性利益时,通常并不存在僭权行为,因而无法认定为盗窃。由于我国的刑法规定并不要求行为人与被骗者必须存在交流沟通,可以运用预先推定的同意理论来解决被骗者必须是自然人的问题,从而将上述行为作为诈骗类犯罪来处理。当既存在非法获取相关信息数据的行为,又存在使用行为时,由于后行为才会导致被害人财产的直接减损,以诈骗类犯罪处理更为妥当。     

刑法第153条的法理浅析

我国刑法第153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条文,为了在理论上弄清它的含义、界限和范围,以便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运用,本文试作如下探讨:一、适用153条的前提条件.适用这一条,必须以行为人构成了盗窃、诈骗、抢夺三个罪中的至少一个罪为前提,而不是以具有盗窃、诈骗、抢夺等一般违法行为为前提.这里所说的三个罪,其法律依据是刑法等151条的规定,换言之,只有构成151条的     

合同诈骗能否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实例分析——兼论类行为的犯罪转化问题

刑法第269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罪其前提条件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在司法实践中犯诈骗罪转化为抢劫的事例很少发生,而因实施合同诈骗犯罪并且处于未遂状态时的行为能否转化为抢劫罪的事例和引发的争论更为少见.本文借助一个极有争议的案例,具体深入地讨论因实施合同诈骗能否发生转化的刑法理论根据和实践应对措施,并就类似盗窃、诈骗、抢夺犯罪的类行为能否转化、在怎样的情形下才能发生转化的问题附带作一理论上的深入思考.     

浅谈盗窃罪中新增扒窃行为方式

扒窃行为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并列,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构成盗窃罪的行为方式;扒窃的客观要件是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且所盗财物与被害人人身有紧密联系;在司法实践中扒窃构成盗窃罪要受到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必要限制。     

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几个问题的探讨

在司法实践中,对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行为说,即只要有盗窃、诈骗、抢夺的行为,为窝藏赃物、拒逮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就可以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二是构成犯罪说,即必须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犯罪,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可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本文倾向第二种观点,并认为:     

对刑法设立惯窃罪的质疑

对刑法设立惯窃罪的质疑傅树朝惯窃是指盗窃已成习性，并以盗窃所得为其挥霍或者生活的主要来源的犯罪行为。惯窃具有盗窃恶习深，连续作案时间长，盗窃次数多，盗窃数额较大等特点。我国刑法第１５２条规定：＂惯窃、惯骗或者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处５年...     

浅析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

本文从《刑法》第269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何能转化为抢劫罪出发,对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中盗窃、诈骗、抢夺罪所包括的范围及是否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是否必须构成犯罪既遂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析。     

试论冒用明知系他人盗窃所得信用卡的定性问题

信用卡诈骗并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罪名,其构成要件相对于其他经济犯罪来说较为清晰明了、易于辨析。但是,由于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的存在,使得信用卡诈骗罪和盗窃罪产生了交叉,易于发生定性上的争议。本文从两个真实的案例入手,从法理层面进行分析和辨别,力求理清冒用明知系他人盗窃所得信用卡的定性问题。     

浅议转化型抢劫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新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定罪处罚。从这一规定可看出，转化型抢劫罪的前行为必须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后行为(即暴力、暴力威胁)必须是“当场”实施的，才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在司法实践中，转化型抢劫是否存在未遂；对前行为盗窃不够罪，但使用暴力或以暴力威胁，“情节严重”如何理解，法律规定中的“当场”如何认定等，普遍存在一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