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治理的三种理论模式、价值诉求及其实现机制

跨界治理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治理主体,基于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追求,共同参与和联合治理公共事务的过程。跨界治理主要包括跨公私领域治理、跨地域边界治理和跨政府部门治理。文章以此理论为依据,构建了基于跨公私领域视角的合作伙伴关系治理、基于跨地域边界视角的协同治理和基于跨政府部门视角的整体治理三种治理模式,并分析了相应的价值诉求和实现机制。     

跨域治理视角下环渤海区域合作发展的治理路径研究

如何突破“组织边界”带来的治理壁垒，走出一条跨域治理的新路径，是有效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对环渤海区域合作发展的跨域治理现状、面临困境的深入分析，可以明确价值共识整合度低、组织运行效率不高以及合法性、保障性支持不足的困境挑战，进而提出运用跨界治理思维，强化党的领导和“元治理”要素，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发展的治理路径。     

从“问题迭代”到“协同演进”:毗邻党建的逻辑转换及其治理网络建构

基于长三角地区毗邻党建实践的历时性观察来看，跨界治理中的毗邻党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根据跨界治理问题阶段性的差异，可以将其分为作为初阶问题的“专项问题”和作为高阶问题的“综合问题”。目前，毗邻党建已经从1.0版升级为2.0版，在迈向2.0版的过程中，其运行逻辑从聚焦跨界“专项问题”治理转换为聚焦跨界“综合问题”治理。为了克服跨界治理边界效应带来的协同难题，毗邻党建通过“以党领政”“党领共治”等方式建构“党政协同”“多元协同”两种典型的“政党引领型治理网络”。与逻辑转换相对应，在面向跨界“专项问题”治理时，毗邻党建1.0版着力打造“党政协同”治理网络，并通过“战略借势式协同”“双线工作式协同”“小组统筹式协同”“组织联合式协同”“项目助推式协同”“问题会商式协同”“数字赋能式协同”等机制推动“党政协同”治理网络的有效运行；在面向跨界“综合问题”治理时，毗邻党建2.0版着力打造“多元协同”治理网络，并通过“战略借势式协同”“小组统筹式协同”“组织联合式协同”“项目助推式协同”“数字赋能式协同”“资源整合式协同”“产业协调式协同”“文化连接式协同”等机制推动“多元...     

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的四种类型及其运行机理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在我国一些毗邻地区,通过党建引领跨界治理实践探索出毗邻党建这一新型的党建模式。目前,既有相关研究主要包括跨界治理的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对策性研究以及跨界治理与毗邻党建的关联性研究。针对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的类型分析及其运行机理这一主题还缺少深入研究。基于“跨界性—层级性”的分析框架,可以把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分为战略引领型毗邻党建、问题导向型毗邻党建、高位推动型毗邻党建、整体联动型毗邻党建四种类型。揭示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的运行机理,需要基于“典型案例—类型匹配”的基本原则选择匹配性的案例进行具体呈现和深入剖析。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机制创新

制度是程序规范,治理是集成行为,二者互为依存、互为补充,通过中间机制完成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时代命题,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更好发挥制度与治理正相关促进作用的必然要求,是更好应对新时代改革开放新特点的必然要求。转化需注重五个维度机制的综合运转：内在衔接核心在于制度与治理体系整体化建设;外在转化聚焦价值理念与时代背景引领下的理论与实践综合作用;纵向对接强调形成中央和地方的治理合力;横向协同注重跨主体、跨部门、跨领域各要素间协商互动;动力平衡要求治理效率和治理效能并重。五大机制环环相扣,协同发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才能行稳致远。     

“超越平台”:数字化协同的创新模式及其突破——基于“小河网驿”的经验观察北大核心

平台型治理因通过联结多边公共平台,从而促进多主体协作创新与合作共治而备受关注。然而,平台型治理较为关注多边公共平台的网络整合,而忽视整合后组织结构调适和运行机制创新,高效协同治理的实践效能不彰。基于“小河网驿”公共平台的深度考察,挖掘数字化协同的新模式及其运行逻辑。可见,数字化协同通过价值引导、功能协调、政策反馈、考评监督等方式,突破了平台型治理的既有局限,推动了治理价值的共识重塑、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以及治理机制的长效运作,实现了平台技术与协同共治相结合。为促进多边协同互动与治理持续创新,需打破传统治理领域界限,兼顾主体价值共创与平台技术应用,以适应数字化治理发展的新需求。     

新时代边疆公共安全治理研究

边疆公共安全治理性质独特，有别于一般公共安全治理。边疆公共安全治理属于国家安全治理的全局性问题，具有明显的跨界性、跨国性与艰巨性。在边疆公共安全治理原则上，要统筹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统筹公共安全治理与社会治理、统筹各领域公共安全治理、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治理。在边疆公共安全治理思路上，要完善统筹边疆公共安全的领导体系、各公共安全治理的综合性治理体系、基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边境地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整体安全体系、兼顾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指挥体系、跨界应急协同与应急援助机制、涉外公共安全治理体系。     

地方治理理论视域下PPP模式在中国的运行困境及优化路径

PPP模式指政府与私人部门通过签订长期协议,共同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公私合作模式。PPP模式下,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呈现多元化特点,公私部门间关系趋向平等化,且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PPP模式的内在价值与地方治理理论的本质内涵相一致,可以将PPP模式置于地方治理理论的视域下进行分析。权力资源主体多元化、公私部门间关系平等化及利益目标追求多样化是地方治理理论最为重要的三个向度,PPP模式要实现良性运行,就必须充分符合这些向度。然而,我国PPP模式却遭遇了项目权力配置失衡、公私部门关系失调以及风险利益分配机制缺失等困境。要优化我国PPP模式,需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双向监督体制,并完善风险利益分配机制。     

基于协同治理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研究——以沈阳市为例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社会治理理论,强调在公共服务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以沈阳市和平区为例,基层医疗服务存在服务网络建设不完善、配套设施老旧、医务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服务理念和服务质量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等问题,需要通过协同治理改变原来将政府主导等同于政府唯一主体的治理格局,用政府部门间合作、区域合作、央地合作、公私合作提高治理成效,适应医改政策导向,满足居民所需。     

应用强度:技术治理效率悖论的一种新解释——基于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一定能带来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既有的技术限度、技术缺陷、制度供给和应用边界的视角未能充分解释这一效率悖论问题,通过对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提出应用强度的新解释视角。基层治理可以分为基层政府自主进行的“一阶治理”和上级政府转办基层政府进行的“二阶治理”两个层次,“12345”热线是“二阶治理”的一种实现形式。在常规应用强度下,“12345”热线主要回应“一阶治理”的溢出事务,在基层治理中发挥补充功能;而在高强度应用下,“12345”热线大幅提升了“二阶治理”的回应性,使其吸纳了大量的群众诉求,产生了对“一阶治理”的替代效应,进而导致基层治理的效率损耗,具体表现为高治理成本与事务细碎性的矛盾以及治理压力加大与治理重心上移的悖论。从技术治理应用强度的视角可以发现,通过技术治理增强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进而强化基层政府回应性的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行政管理与基层政府治理自主性之间建立平衡。     

跨域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式流域治理

流域治理中所面临的问题是跨域问题的典型表现,具有跨越边界的外部性、不可分割的公共性、政治性、层次性等特点.我国流域治理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层级差异,在跨省域治理层面是中央调控下的派出机构层级管控模式,在省域治理层面则主要表现为省政府调控下的地方政府协调模式,在城市内的流域治理主要为城市政府主导下的层级考核模式.总体而言,中国式流域治理在当前针对跨域问题时,仍然呈现出对层级组织的高度依赖、公众参与不足等特点,这也体现了跨域治理理论在当下应用中的限制.     

《社会治理》栏目约稿

<正>2015年本刊改版后增设《社会治理》栏目,旨在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国家社会治理水平的治理目标,为推动社会治理领域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理论研究平台,为地方政府创新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供政策咨询和理论支持。本栏目选题方向侧重以下方面:社会治理基本理论的新观点、新视野、新成果;政府部门社会治理的典型做法和经验总结;社会领域治理实践的新探索。     

基于全球与地方交互治理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 ——以永康休闲运动车产业集群为例

区域产业发展进程中，全球和地方的作用是双向度的，而且影响是一个“全球地域化”的历史地理过程。本文以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地方产业集群治理这两种不同空间尺度的治理为分析视角，分析两者对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提出两者在产业集群升级过程中存在一般性的四个交互作用阶段。通过对浙江省永康市休闲运动车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发现在新产业领域和电子商务发展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产业集群完全可以摆脱发展中国家“逐底式”的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产业升级。     

边界重构与尺度嵌入：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的逻辑进路

风险社会背景下,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在适应风险情景与应对高频风险方面非常适配,成为有限治理资源约束下政府进行网络内容风险治理的理性选择。综合工具属性和治理目标的双重考量,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适用于定期主题类、精准锚定类、网络平台类等风险治理场景,但在应用过程中显现出治理效果间歇反复、治理价值难以评判的局限性。基于W市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的案例分析,实现网络内容风险整体性治理需要消除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的弊端。通过跨尺度视角推动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调适转型,协调其与常规化治理的关系;优化中观尺度“风险链”形塑治理向度;引入微观尺度“网络信息生态链”转换治理空间,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     

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地方治理可区分为全能治理、自主治理、整合治理、协同治理四种类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整合治理依托于公共部门及其组织体系,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整合治理不同于中国改革之前的全能治理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立合作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存在社会组织行政化的问题。推进政府向社会赋权,将是新一轮地方治理改革的基本诉求。     

在领域融合中构想合作治理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出现了领域分化开始逆转的迹象。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打破了地域界限,却又在工业社会的行进中进入了领域分化的进程,形成了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三个基础性的领域。我们既已拥有的社会治理就是建立在领域分化的前提下的,关于社会治理的一切安排和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依据领域分化的现实做出的。全球化、后工业化则呈现出领域融合的趋势,这就要求社会治理变革必须根据这一新的趋势去开展行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场席卷全球的改革运动之所以没有使社会治理的状况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反而把人类社会引入了风险社会,这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根据领域整合的新趋势去进行改革。我们现在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认识社会发展中的这一领域融合趋势,并据此去构想社会治理变革的自觉行动方案。     

治理的界面与界面的治理——对“界面治理”的反思性阐释

20世纪后期以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治理”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实施变革创新行动的全新理念和方式,发展至今,合作治理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共识。近年来,学术界在对合作治理的发生机理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现了“界面”的简化功能,开启了对“界面治理”的理论探析。然而,既有研究基本上都是悬置了对界面治理的知识学认知前提而去建构“界面治理”的分析框架,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界面治理”语词的推广,但是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界面治理”得到科学的理论确认的。事实上,从人的社会性本质出发,可以发现,“界面”的产生是边界行为的结果,它普遍存在于由不同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性系统之中,是各要素交互作用发生的地方（或载体）。治理界面是界面在治理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本质上是一种“治理工具”,发挥着化繁为简的治理功能。界面治理是基于治理界面而开展的跨界合作行动,是合作治理的重要实现方式,因而对界面治理的研究应当被纳入到合作治理理论的建构范畴。     

“跨界民族”相关概念厘定

在研究视角多元化、国家发展战略趋势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学术领域中关于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国民族相关概念的争论从未停滞。在跨文化交流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视域下,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于跨界民族理论体系下对三个不同性质的概念进行辨析。"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同",厘定相关概念对我国边疆民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网络谣言及其治理模式的创新——以哈贝马斯商谈论为视角

面对网络谣言这一新型的谣言形态,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以言论自由权为其辩护,一种以公共利益受损对其抨击,这首先给政府治理网络谣言产生了理论上的挑战.同时网络谣言作为一种跨边界传播的危机,对政府现有的管理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面对理论和实践中的困境,迫切需要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方式进行创新,以此消除其对社会的危害,流行于学界的哈贝马斯商谈论可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在商谈论指引下,根据商谈原则,构建多元主体协商机制,减少谣言发生的可能,从而走出网络谣言治理的困境,实现治理模式的创新.     

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特征、困境与对策——基于MSAF分析框架的探讨

近年，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显著成效印证了纵向“权威型”跨区域协同治理方式的有效性。基于“激励—结构—行动—反馈”框架的分析表明，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存在政治激励、中央统筹、运动治理和中央督查反馈等特征，并相应地存在动力差异、结构不合理、缺乏合作以及逃避监督等问题。为进一步优化治理机制，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应建立包容性的激励机制、多主体参与的跨域环境治理机构、可持续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和多元化监督途径，不断推进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立高效可持续的协同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