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法律思想角度看亲属作证特免权的立法正当性

2012年4月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经人大表决通过,此修正案在诸多方面尤其是证据的诸多法条都进行了修改,其进步性得到了大多数法律人士的肯定,但是证人的出庭和证人的权利保障问题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如"证人作证的特免权"问题并没有具体明确地表述出来,仅在第188条中后半句有数个字的除外规定。证人作证制度是证据法制度体系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证人证言对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其理论研究为证据学理论丰富有着重要的意义。     

亲属拒绝作证权的立法分析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以下简称刑诉法草案),亲属拒绝作证权初露端倪.完善这一权利的相关规定是平衡刑事诉讼申的利益,维护个人领域免受公权力侵害的必要措施.虽然偶见于民事诉讼法领域,该权利的主要舞台却是刑事诉讼法,因此本文只对其在刑诉法刑事诉讼法中的理论和规定进行研究,下不赘述.     

“亲亲相隐”与我国证人作证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律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至今对我国证人作证制度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一方面梳理“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渊源,并且从立法背景分析该制度,另一方面,分析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发展及立法背景,试图分析出这两制度的契合.     

“亲亲相隐”与近亲拒绝作证规则

“亲亲相隐”．发端于西周，春秋时期由孔子提出，汉宣帝时期作为一项司法原则被正式确立．从此沿用两千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为止。港澳台地区继承“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因素．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近亲拒绝作证”规则；世界很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都设置有“近亲拒绝作证”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应该继承“亲亲相隐”的合理性因素，设置“近亲拒绝作证”规则．既能体现法律的人性化，与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潮流相符合，又能保障人权，与刑事诉讼基本目的相统一．而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积极的意义。     

亲亲相隐制度的批判与借鉴

亲亲相隐是我国法制史上一个古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它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正式确立于西汉,在唐代臻于完善,而又淡化于明末清初,并最终消失于新中国。对于这样一个饱受争议的制度,其实可以从中挖掘出充满人文关怀的法律精神。我们应抛开历史的成见,以发展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它,并寄希望于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它能重新焕发出我国传统法文化的独特光芒。     

暗合与差异——论亲亲相隐与证人作证义务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律的重要制度,对亲亲相隐制度的优劣,历来争论颇多,尤其在刑事立法领域。本文一方面梳理了亲亲相隐制度的渊源,从词源的角度分析了该制度的含义,并分析了该制度产生的立法背景;另一方面,介绍了现行证人做证义务的立法规定和该制度产生的立法背景,试图从立法背景这一视角审视这两制度的暗合和差异。     

亲属权利的法律之痛——兼论“亲亲相隐”的现代转化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是一种亲情伦理立法,现代东西方主要国家法律都确认由亲属身份而自然获得的某些例外特权,这是一种亲属权利立法。我国现行法律在否定"亲亲相隐"的亲情伦理立法以后,却没有确立亲属权利立法原则,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导致诸多尴尬和悲剧,"佘祥林案"中佘母的不幸遭遇即为典型。本文阐释古代"亲亲相隐"亲情伦理立法和现代亲属权利立法的各自特点,论述法律确认亲属权利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探讨古老"亲亲相隐"对确立我国现代亲属权利制度的正面价值及其在现代人权理念之下的创新转化。     

亲亲相隐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彰显了法律对亲情及人性的关怀。重构"亲亲相隐"制度以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如何重构"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引入"亲亲相隐"的内涵提出建议。     

从"亲亲相隐"制度看近亲属免证权在我国立法的可行性

"亲亲相隐"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已在我国存在了两千多年,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它被当作封建糟粕而遭到全盘否定。我国法律应当继承"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部分,设立亲属免证权,这既有利于保障人权,同时又对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亲亲相隐”与作证义务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根据此条,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我们长期以来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势必将被"部分"颠覆,简单地说,"大义灭亲"今后不再是义务。那么,这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为何要免除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出庭作证义务?又为何说"大义灭亲"的司法政策只是被将"部分"地颠覆了呢?     

从“亲亲相隐”看刑事诉讼亲属作证豁免的法理价值

文章着重于社会学理论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重新诠释了中国传统礼法文化中的"亲亲相隐"制度,并将传统观念引入当代的刑事诉讼框架,为亲属作证提供法理依据。结合我国法律文化实践,只有基于人性选择的制度建设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刑事诉讼理念的创新。     

传承与移植的失却——对我国亲属作证义务的反思

<正>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对我国本土资源的充分利用,离不开对外国法治经验的大胆借鉴,尤其是不能丢掉我们传统中固有的、优秀的法文化财富。本文仅就亲属作证的规则为例,从宏观的比较、分析中,揭示我国立法中存在的偏差,以期引起学界和立法者的注意。 作为制度的法律体系,世界各国不可能完全相同。我同意苏力先生的观点:有关法治的知识体系具有地方性。但也正因为如此,跨越时代、跨越国度的法律规定的趋同性才更显珍贵。比较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与现代西方国家的亲属作证特免权,不     

"亲亲相隐"制度及其刑事立法化

"亲亲相隐"原则其在中国法制史上存在达两千年之久,并非全然是封建糟粕,它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同时也有对家庭伦理和"孝""悌"等因素的考量。目前诸多发达国家都有类似"亲亲相隐"的规定,亲亲相隐具有其合理性、可行性。我国承袭"亲亲相隐"以完善我国亲属作证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的构建

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是法治国家普遍建立的一项制度,我国古代也对其有所规定。但我国现行立法由于受国家本位主义的影响,除律师法对证人作证特免权有零星规定外,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都未规定证人作证特免权。本文在对我国证人作证特免权规则的历史考证及域外立法简介的基础上,尝试从立法的角度,对我国的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的构建进行初步探讨。     

汉代亲亲相隐制度及其人权保障价值

汉代的亲亲相隐制度顺应了人的本性,对于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和国家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人权的视角考察这一制度,合理继承和弘扬汉代亲亲相隐思想,对于构建现代刑事法律保障人权的法律机制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亲亲相隐及其现代化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一项道德原则与法律制度。作者通过对亲亲相隐的历史考察 ,分析、探究它的正负价值 ,并基于此 ,提出亲亲相隐在中国的现代化的命题 ,分别从继承我国传统文明 ,吸收、借鉴西方法文化两个方面 ,探讨现代容隐权的构建。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据报道,15年后的今天,刑事诉讼法迎来了第二次大修,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将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据悉,此次刑诉法修改对于证人作证方面或有较大的突破,比如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但近亲属仅限父母、子女和配偶。这样一则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理性审视“亲亲相隐”

我国现行刑法将亲属列入窝藏包庇罪的主体范围,民众面对亲情与法律,很难做出立法者所预期的选择,该条款的应然功效在亲情这个弹性地带成为一种姿态。那么为回应司法实践,须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对该罪主体范围以理性界定。     

关于“亲亲相隐”的研究

对于“亲亲相隐”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已渗透到诸多领域，然仍需回答亲亲相隐为什么能绵延古今中外，仍需进一步探讨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以及法律与人情的关系，为亲亲相隐的入法修直道路。     

亲亲相隐回归刑事法律的思考

亲亲相隐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从强制相隐到允许相隐再到禁止相隐的演变过程。宽宥亲亲相隐可防止变相株连,利于人权保障,有助于罪犯的改造与回归,能促进刑事法律的社会认同感,增进家庭和谐与社会的长治久安。故此,亲亲相隐应当回归刑事法律。总体设想为:在《刑事诉讼法》中赋予亲属拒绝协助抓捕权和拒绝作证权;在《刑法》中给予亲亲相隐定罪但从宽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