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因与化解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因主要有:地方政府预算失控和投资过度;地方融资平台绕开监管大规模举债;地方债管理混乱无序;经济和社会风险转嫁至地方政府。针对我国地方债务可能带来的风险,应从建立地方政府硬预算约束制度、推动市政债融资模式改革、完善财税体制、强化债务风险管理及创新政府投融资机制等方面着手,有效控制债务规模。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因与化解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因主要有：地方政府预算失控和投资过度；地方融资平台绕开监管大规模举债；地方债管理混乱无序；经济和社会风险转嫁至地方政府。针对我国地方债务可能带来的风险，应从建立地方政府硬预算约束制度、推动市政债融资模式改革、完善财税体制、强化债务风险管理及创新政府投融资机制等方面着手，有效控制债务规模。     

“后土地财政”时期地方政府负债风险与对策研究

在土地财政逐步退出阶段,依赖土地经济的财政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依旧存在且风险日益凸显。后土地财政时期地方政府负债的成因是:现行财政体制中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不规范,致使地方政府财力不足;预算软约束激励了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行为;财政融资方式存在缺陷,投融资渠道单一;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有限,偿债意识淡薄。带来的风险表现为:地方政府财政收益方式由显性方式向隐性方式过渡,隐性债务风险难以预料;通过过度举债弥补财力不足形成长期风险;税收排挤破坏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进一步降低政府未来预期的财税收入和偿债能力。为此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数量,强化偿债能力,规范金融制度。     

应赋予少数地方政府创新特许权

我国加入WTO以后 ,地方政府只有不断推进体制和制度创新 ,才能有效应对加入WTO的挑战。地方政府应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重构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 ;以市场改革和社会服务为基本导向 ,合理设置地方政府机构 ;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推动地方政府的综合性制度创新。为此 ,应在加强对地方政府体制和制度创新的领导、指导和协调的基础上 ,赋予少数地方政府创新特许权 ,发挥地方政府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努力形成地方政府体制和制度创新的推进机制。     

要闻

国务院研究部署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5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一、抓紧清理、分批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生产经营活动和资质资格许可等事项。制定实施严控新设行政许可和规范非许可审批项目的措施。二、下力气推动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形成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势、成因与应对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得到多方关注，但整体来看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成因，但都与发展型政府内在的扩张机制及政府预算约束的缺失有关。理性看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全面辩证系统地看待地方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树立起防范化解风险的信心。要全方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最有力的支持；守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底线，为高质量发展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关系，从根本上切断地方政府的企业债务融资通道；加快预算改革，进一步加强预算的约束力和全口径预算管理。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现实影响因素分析

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影响因素较多,本文从政府职能、宏观经济政策、财政体制、政府行为、预算软约束以及民众财政幻觉层面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动机做探讨,以图为科学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做参考。     

如何监管地方债

严防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央、地方政府和企业形成的"三维市场体制",为中国高速增长奠定制度基础。但这一机制也累积了一些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就是其一。加强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工作是未来的重大挑战。     

论人大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

2009年以来，国家审计署连续两年披露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问题成为热点，引发了人们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总体担忧。从权力监督制约角度看，地方政府债务“黑洞”的形成，凸现了人大监督的缺位，显示了人大财政监督制度的不足。南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约束机制，消解地方债务的风险隐忧已成为共识。鉴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属性，人大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理应成为对地方政府债务约束机制中最具正当性的、最基础的举措。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体制文化分析

季燕霞在《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2期撰文认为，地方政府债务膨胀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一个隐讳的事实，是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特定体制文化演绎的产物。其中，政府信用与国家信用混同，经济人现实与政治人理想冲撞，垄断权力扩张与政府预算约束缺失，建设型政府的职能定位与地方政府间为财政增长而形成的竞争，权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结盟等等，是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深层次体制文化原因。     

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的责任和职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政府的责任和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调整和规范政府职责 ,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制度创新的一项紧迫的任务。为此 ,必须搞好政府部门自身的建设 ,规范并充分发挥政府的各项职能 ,提高政府的效率 ,以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 ,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

本文从中央与地方这一空间维度审视地方政府创新实践及其对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在当前中央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背后,存在一轮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地方政府创新实践,这些地方实践各有特色,并经过相互竞争和学习,在管理目的、理念、主体等方面形成一些共同取向。对创新的动力进行分析发现,各地的创新探索既非社会需求自下而上的压力驱动,亦非源自中央自上而下的指示和动员,而是地方党政领导思想解放、主动创新的结果。本文认为地方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央层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进程,具体而言有三种机制,即改革预期包围、改革意志传递和改革备选政策供给。     

民族乡的体制特征、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民族乡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族团结与平等的制度保证,有其独特的特征与作用.然而,目前民族乡存在着对自身特征认识不够全面深入、法制不健全、制度不落实以及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进一步重视民族乡的特性研究,加大法制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力度,解决民族乡行政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     

国债、国债规模及其管理: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来,宏观管理国债规模的研究,呈现出行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交融的新趋势。本研究将重点关注政府宏观管理体制下,国债规模管理与预算赤字、国家税收和政府支出等关键变量的联系。文章梳理了宏观管理国债规模的主要研究进展,并分析了既有研究的内在联系及可能存在的研究空间。研究认为,在目前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政府运用好国债工具是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经济手段,同时也是政府经济执政能力提高的重要标志。     

加入WTO后公共行政路径选择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战略机遇 ,同时也促使政府管理体制发生深刻变革。政府行为选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要加快政府职能的全方位转变 ,形成高效率的制度安排 ,实现政府职能和市场经济体制对接。     

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管理创新

政府管理创新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世界性课题。对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来说 ,要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效发挥作用 ,不断提升管理能力和行政绩效 ,增强地区发展竞争力 ,就应当因应行政生态环境的变化 ,正视全球化对我国地方政府管理带来的严峻挑战 ,认真剖析当前地方政府管理面临的种种问题 ,积极推进地方政府管理的适应性创新 ,以期建立起一个与国际接轨、既适应世贸组织规则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现代新型地方政府 ,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理、有效、规范管理     

The 1998 State Council Organizational Streamlining: Personnel reduction and change of government function

The two goals of the 1998 State Council organizational streamlining were personnel reduction and a change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It is argued that the methods being used to achieve personnel reduction do not constitute a real reduction but largely involve transferring staff to other public institutions. Real personnel reduction could not be achieved without a major change of government function. Institutional reforms of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ince the 1980s have been adaptations to the changing economic structure from a planned to a market economy. Government functions have served both existing economies. Cadres cannot be reduced unless the government function of direct management of state-enterprises is completely severed. The major contents of the 1998 institutional reform are examined and evaluated. The prospect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reform are also assessed.     

日本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随着我国公共财政管理框架的初步建立,财政改革的焦点开始集中于全面反映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政府会计和政府财务报告建设方面。我国现行预算会计体系在反映政府资产与负债信息,评价政府活动的成本绩效,防范潜在财政风险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日本为解决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事件,推动了一系列政府会计领域的改革,有选择、有步骤地改革政府会计主体、政府会计确认基础等,完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本文在介绍日本政府会计制度改革背景、改革历程的基础上,就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方向与路径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以绩效预算制度为核心的财政预算交易成本控制研究

财政预算的本质，是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围绕预算资金使用和公共产品供给进行的委托代理交易。作为交易，财政预算存在交易成本，即财政预算的运行程序成本。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过高会降低交易绩效。那么财政预算的交易成本过高也会降低预算绩效。为了控制财政预算交易成本，应当在预算法中构建一种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保证预算执行主体的本位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挂钩，促进预算执行主体自觉地以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运用财政资金，即绩效预算法律制度。     

行业院校划转地方后的办学策略与发展战略——以辽宁高校为例

行业院校划转辽宁后,立足地方,贴近行业,科学定位,全面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不断创新办学举措。未来时期,应从构建特色学科体系和优势学科群,全面提升行业划转院校的核心竞争力;打造重大科技平台,增强行业划转院校的科技贡献力;组建协同创新战略联盟,重点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壮大;推动行业划转院校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形成新的协同创新体制机制;深化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五个方面继续探索行业划转院校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