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二二八”研究述评

1947年,台湾爆发了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官方将事件定性为"奸党煽动"、分裂国土、追求独立的"叛乱"事件.这一定性严重背离了历史的真实.70年代后,岛内外"台独"势力利用国民党官方的错误定性,把"二二八事件"歪曲成为"台湾人反抗大陆人","中国人镇压台湾人"的省籍矛盾甚至是民族矛盾.80年代,台湾统派学者为反驳"台独"势力对"二二八事件"性质的歪曲以及国民党官方的错误定性,掀起了搞清历史真相的"二二八"研究的热潮.这一研究也促进推动了对"二二八事件"的平反.然而,今天台湾的省籍矛盾与族群冲突不是弥合、消除,反而愈演愈烈,这是和李登辉上台后台湾的社会大环境分不开的.     

二二八事件中的本省人与外省人

台湾“二二八事件”已经得到“平反”,本省人的受难者得到赔偿,但外省人中的受害者却尚未得到公正的待遇,其中涉及一些历史真相问题。本文就当时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关系做全面的考察,试图说明其复杂性,并澄清一些被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加以掩盖或歪曲的事实。着重指出,作为当年本省人与外省人关系的主导面,一般老百姓是和平相处,互相帮助的;外省人的受害者是国民党政府的替罪羊,理应由现在的国民党做出正确的处理。     

族群性的陷阱与族群冲突

族群冲突是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延伸 ,冲突双方往往以“族群”来定义自我和相互定义。族群认同构成不仅包括客观特征 ,还包括主观情感与信仰 ,这些主观因素有助于凝聚特征 ,甚至创造或构建特征。冲突不会由于群体的差别而自然发生 ,而是由附着于这些差异本身的特殊意义所致。     

从电文往来看“二二八事件”中的陈仪和蒋介石

陈仪和蒋介石在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及其善后过程中,有许多电报和信函往来。本文在介绍这些电文的基础上,从陈仪对“二二八事件”的判断、蒋介石和陈仪对“二二八事件”处理的原则、陈仪在台湾驻防兵力问题方面的反思、陈仪的辞职和对继任人选的推荐、陈仪对“二二八事件”的善后以及对台湾前途的看法等方面,分析他们是如何处理“二二八事件”及其善后的,以及他们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态度的异同。     

电波中的权势转移——以“二二八”事件中的台北广播电台为中心

“二二八”事件之初,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在安抚民众无效后寄希望于借台省精英之力尽快平息事端,台省精英则趁机迅速使用广播抢夺对事件的宣导权。由台省精英主导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处委会)一面试图通过控制电台新闻的播送来主导宣传,一面借广播呼吁恢复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动员,展现对社会的控制力,向长官公署及国民政府施压。处委会俨然成为当时的政治权势中心。国民党增援部队抵台后,长官公署重新掌控台北广播电台。事件期间在广播中出现的权势转移现象,一方面反映了长官公署官员与台省精英对于现代广播系统认知的不同,另一方面则体现了长官公署与台省精英在政治、军事资源占有上的巨大差异。     

从矛盾冲突到共同发展——云南黑树林地区族群关系"百年干戈化玉帛"的启示

云南黑树林地区"百年干戈化玉帛"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地区族群矛盾成功化解的个案,其经验及其理论启示具有研究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在特殊情况下,民族内部矛盾也可视为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地域认同会高于民族认同;民族工作队在化解民族矛盾过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国家权力在协调民族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官民冲突与“国家困境”

仇官,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常见的社会心态。《清史稿》中就有记载,在18世纪末的四川、湖北,因政府在各种社会政策方面的失误,导致老百姓＂益仇官＂。＂益＂者,更加也。有＂益＂字,说明仇官的社会心态早已存在;加上＂益＂字,不过更形严重而已。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写史者说：＂乱机四伏矣＂。     

官民矛盾、信访制度与社会管理创新

当前中国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制度设计的缺陷,官民矛盾表现出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新型状态,尽管存在诸多表达管道,但信访渠道仍然是民众现实利益表达的首选方式。可信访本身存在功能错位问题,却承担了过分矛盾容量的压力,使路径依赖下的信访制度并不能有效化解官民矛盾。基于此,社会管理创新就显得十分必要,其关键在于制衡权力,着力恢复制度正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民主与民生、公权力与私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与冲突测量方法综述

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部门等各种社会群体关系的不协调与矛盾。转型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测量有两大方法:客观测量和主观测量。客观测量法分为两种:一为社会结构测量法;二为经济差异测量法。主观测量分为三种方法:满意度测量方法;主观幸福感测量方法;社会意识与社会态度测量。     

简析孙犁小说中的矛盾心理冲突及其成因

熟悉孙犁作品的人都知道,孙犁的小说大多是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为题材,围绕着农村生活而展开的。然而,我们发现,在孙犁的许多以婚恋为主题的作品中,作家一方面通过描写年轻妇女的爱情来反映时代的进步、妇女的解放,赞美她们人性的美好,但另一方面又折射出了潜伏于作家头脑之中的强烈的贞操观念,显现出作家难以调和的矛盾心理。因此深入剖析和探究孙犁作品所表现出的这种“解放”观与“贞操”观的矛盾冲突,对更加全面地深刻地了解孙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界冲突”: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

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在中国部分县域地区频繁爆发,凸显县政治理危机。本文提出边界的分析框架,认为在利益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有必要将农村群体性事件放置在特定的时代背景进行深入考察,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县域社会边界秩序混乱诱发的严重的对立冲突,是地方社会发展非常态的表现。因此,有必要从县域的特质入手,从制度的层面构建合理的边界秩序,实现县域政治的长治久安。     

矛盾、冲突是社会常规化的组成部分

回顾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可以发现是一条波动的曲线：2005年前呈上升趋势,2006年、2007年有所下降,2008年重新上升。怎么判断这个趋势呢？     

公共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再看“周口平坟”事件

沸沸扬扬的“周口平坟”事件历时一年多,人们一直诟病的是行政行为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在“周口平坟”事件中,其实是两种公共利益的冲突:其一,丧葬文化;其二,平坟复耕.丧葬文化与平坟复耕两种公共利益,在“周口平坟”这一事件中,互为对立,本该都受到法律保护的公共利益,因为“平”与“不平”的问题,让法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事件的结果是政府权力的孤行失败.笔者从丧葬文化(或称祖先崇拜)与平坟复耕这两种公共利益的冲突与协调角度来分析这一事件,希望能为类似问题的处理独辟蹊径.     

社会矛盾冲突的制度分析

新制度不会轻易确立,旧制度也不能简单替代,特别是那些仅仅追求效率的经济制度,一旦冲击那些稳定地维持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制度且得不到有效协调时,群体事件就会以各种形式爆发,这是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五大矛盾迷思困扰“传花”官员

矛盾击鼓传花现象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人对社会矛盾和冲突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因此,提升冲突管理能力,首先必须消解惯存于官员头脑中的一系列迷思     

冲突事件中的警察角色——以社会敌意研究为视角

敌意作为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不是对事件作政治上的定性,只是指事件得以发生的内在动因。将“社会敌意”这一概念作为观察警察与冲突事件的一个新视角,同时把它看作是一个中介变量,即社会敌意的存在方式、表现方式、发生机制以及严重程度都会对警察干预冲突事件发生重要影响。社会敌意是双向度的,可以对冲突的双方造成负面影响和侵犯后果。在冲突干预过程中,警察的角色扮演与社会敌意是在互动中完成的。对社会敌意发生过程中的诸种特性的认识是正确应对冲突事件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     

群体性事件中的县政治理透视——基于政策冲突视角的分析

县域政权处于政策决策与政策执行的接点部位和触点区域,成为各项政策博弈的集结地”和基层矛盾的直接冲击对象.县政在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的博弈中纠结,在经济政策和生态政策的取舍中挣扎,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冲突中迷失,致使治理的接点部位”成为矛盾的燃点区域.也正是基于政策冲突对县城群体性事件生发的重要影响,从而为群体性...     

当代西方社会冲突理论与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矛盾的消解

社会冲突是自人类社会产生就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作为社会主体间相互作用的一种基本行为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同时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变迁。如矛盾一样,社会冲突既有积极功能也有消极功能,可控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冲突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积极作用;反之则起到消极破坏作用。因此,如何处理好当前我国乡村社会冲突即农村社会矛盾,进行有效控制、化解,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当今社会矛盾的特点与解决途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就是近一二十年,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也是一些非对抗性矛盾演化为对抗性矛盾的突发期.有一个时期,犯罪率很高,大案、要案居高不下,青少年犯罪十年翻番.     

晚清地方政府群体性事件的处置——1908年汉口摊贩罢市风潮中的警民冲突探析

中国近代城市化的演进导致城市经济的多样化,摊贩作为城市中非正式经济和非正式就业的典型群体,给城市带来了快捷、便利的服务和生机勃勃的街头文化,但同时也带来了城市管理和治安控制等社会问题。晚清警察成立于城市近代化初期,对非正式就业人群管理经验显然不足。1908年的汉口摊贩罢市风潮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起因便是摊贩与警察的冲突,风潮最终虽在官府和商绅的联合调解下得以平息,其间警政腐败、地方政府反应迟钝、处置手段生硬、舆论疏通不灵等问题反映出中国城市近代化初期市民社会的群体诉求与政府市政管理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