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三打两建”工作深入开展的原因探析

“三打两建”工作对维护社会稳定、规范市场秩序、保障经济健康运行意义深远.今年以来广东省“三打两建”工作成绩突出,但也存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脱节、媒体过早介入影响案件查处、取证难、取证不到位、案件定性不准等问题,可以从完善“两法”衔接、加强舆论引导、提高执法水平、提高鉴定准确性等方面促进工作深入开展.     

试论基层检察机关如何服务“三打两建”工作

作为服务于“平安广东”和“幸福广东”的有力保障,2012年1月6日,在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广东在全国率先提出2012年要组织开展以“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为内涵的“三打两建”、建设幸福广东的活动.本文针对检察机关如何服务“三打两建”工作略陈浅见.     

对“三打两建”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法律思考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广东地区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而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却成为短板。尤其是近年来,欺行霸市、制假售假、商业贿赂严重地扭曲了我省的市场机制,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了公平竞争和正常交易秩序,阻碍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成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毒瘤"。广东省委、省政府科学判断我省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阶段作出开展"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的"三打两建"专项行动这一重大工作部署,是当前一项重要的经济工作,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更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事关我省科学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长治久安。无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来看,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都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但是,随着"三打两建"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三打"工作中暴露出一些法律问题,引起我们的思考。本文试就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求教各位同行。     

基层检察机关开展“三打两建”宣传工作之我见

当前,全省"三打两建"工作已全面铺开,基层检察机关要充分利用检察机关媒体资源和互动平台,积极宣传省委区、省政府关于"三打"专项行动重要部署,宣传基层检察机关开展"三打"专项行动的具体措施和有效成果。通过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支持检察机关"三打"专项行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两法”衔接机制的总体构想与实践——以广东省“三打两建”中的探索与实践为例

长期以来，“两法”衔接机制运行中存在着沟通渠道不顺畅、协作配合不规范、案件移送不及时、法律监督不到位等问题，大大削弱了打击违法犯罪的合力。广东省以开展“三打两建”专项行动为契机．在“两法”衔接机制方面作出了一些探索与实践，本文试图以此为例，探讨如何不断完善“两法”衔接机制，提高执法与司法的整体合力，有力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谈检察机关如何全面开展好“三打两建”工作

当前,检察机关如何发挥检察职能积极投入“三打两建”工作是检察机关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打”工作中,检察机关应当做好加强组织领导、明确打击重点、落实责任分工、统一办案标准、强化检察宣传等五项工作；在“两建”活动中,检察机关要可以从促成问责机制、用好检察建议、开展行贿档案查询等六个方面入手开展工作.     

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以广州市花都区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为视角

侵犯知识产权案件逐年上升,严重影响了广州市花都区的经济秩序.本文通过对广州市花都区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统计分析,透视广州市花都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基本特点,分析犯罪的原因,提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     

监所检察参与“三打两建”工作的思考

随着我省“三打两建”工作的深入开展,该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大批犯罪嫌疑人纷纷落入法网,导致监管场所羁押了大量人员,增加了监管压力.强化监管场所监督,实现案件后续跟进.为确保“三打”涉案人员顺利交付起诉、审理和执行,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应针对“三打”案件“窝案”、“串案”多,同案人数多特点,专门开展分管分押制度监督.全力服务“三打”工作,保障“三打”工作顺利开展.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打早打小刑事政策之适用与反思——以网络犯罪治理为视角

基于网络犯罪的代际发展和技术性特征,打早打小刑事政策可以适用于网络犯罪的治理。这也是由“源头治理”的总体要求、“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轻罪化刑事立法模式所决定的。在打早打小刑事政策的适用过程中,应当恪守罪刑法定原则,不能打得过早过小,要坚持形式入罪和实质出罪,避免打击扩大化。适用打早打小刑事政策要处理好打击网络犯罪与促进网络技术发展、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两对关系,实现犯罪治理、人权保障与技术进步的高度统一。     

当前欺行霸市犯罪案件反映城乡结合区域管理五大难题值得重视——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城中村、城乡结合区域与中心城区紧密相连,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结合区域地处城市的边缘,是农村和城市的接壤地带,也是城市扩延的必经之地,还是城市人、财、物大量进出、流散的区域.因此,城市的边缘常常是社会控制的死角或盲区,是违法犯罪特别是欺行霸市犯罪高发的区域.番禺区是广州市南拓的重点区域,有很多地方出在城乡结合区域.辖区内有广州火车南站、大学城、亚运城和大量批发市场.流动人口超过一百万.本文试对番禺区城乡结合区域的欺行霸市犯罪案件进行分析,从中归纳出城市管理的五大难题,并提出解决的相应对策.     

论刑法规制“道德难题”的原则——以“聚众淫乱”犯罪化之正当性分析为例

用刑法来规制“道德难题”的困难在于,“道德难题”是较为模糊的概念,它牵涉到“伦理性个人自决事务与道德性个人自决事务”“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对于伦理性个人自决事务和愿望的道德,刑法的干预是不正当的。就“私下多人聚众性行为”的犯罪化而言,问题在于该行为很难说是道德性个人自决事务与义务的道德。在这个问题层次上,法律道德主义原则因为其自身的理论漏洞,无法胜任保护个体权利、捍卫自由与法治的使命。而自由主义式的规制原则则有着充分的理由与更加周全的考量,所以自由主义式的规制原则应当成为刑法规制“道德难题”的合理原则。在南京换偶案及其类似“聚众淫乱”案件中,根据自由主义式的规制原则,私下的聚众性行为不应当成为刑法规制的对象,而应当寻求其他类型的法律规制的可能性。     

城市公安派出所“三岗合一”警务运作模式初探——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

结合天河区的治安实际,从"三岗合一"的理念、基本内涵来研究当前社会环境下的城市公安派出所警务运作机制,提出了"三岗合一"的基本理念。"三岗合一"实现了基层派出所指挥调度、视频监控、信息研判等三个不同岗位的一体化运作,优化了资源配置。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现状——以“重庆打黑”为视角

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和环境依然存在,黑恶势力犯罪活动仍然比较活跃。特别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种社会消极因素和矛盾明显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助长黑恶势力的滋生和发展。因此在此背景下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概念,现状及其规制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未成年人抢劫犯罪中几个问题的思考——以广州市番禺区公诉案件为考察视角

抢劫罪作为一项多发的暴力性犯罪,是刑法重点打击的对象,未成年人抢劫案件频频发生,作为主体的未成年人却又是法律从宽处理的对象,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成为一项值得探讨的课题。本文主要从司法实践出发,对办理未成年人抢劫案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严打“两抢一盗”政策评析——以被害调查为视角

当前中国盗窃、抢劫和抢夺犯罪形势严峻。严打行动的开展，对于遏制该类犯罪的高发态势有着积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治理犯罪，保护民生，需要多策并举、多措并举。     

私有产权保护的意义追问——以“李约瑟难题”的法律解答为例

李约瑟提出了著名的近代西方为何兴起与近代中国为何衰落的“李约瑟难题”,并从东西方自然法观念差异的角度进行过简要解答。笔者借鉴法律经济学的理路认为近代东西方私有产权法律保护观念和机制的缺失与奠立是破解这一难题的锁钥。通过“李约瑟难题”的法律解答追问私有产权保护的巨大经济意义,启发人们深入领悟和践行我国当前通过修改宪法以强化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以“三方机制”为视角的集体谈判权研究——以《武汉餐饮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为例

实现产业民主达成劳资双方利益的公平分配需要劳资双方良好平等的对话机制,但由于劳资利益对立中劳方具有先天的弱势性,就要求通过立法的倾斜保护和集体谈判机制两种方式进行调整,在劳资双方博弈中追求双方利益的最优分配和企业收益的最大化,以期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结合。集体谈判作为一种平衡劳资实力的有效机制,以劳动者的集体谈判权为基本前提。2011年武汉市餐饮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成功签订也是我国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具有标志性的成功范例,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到诸多问题的存在:工会组织缺乏独立性,政府的监管不力,行业协会对企业约束不足,立法的模糊指导,劳动者维权意识淡薄等等。本文将以《武汉餐饮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为研究起点,以"三方机制"为视角对集体谈判权进行分析,审视我国现实"三方机制"的不足,提出三方角色改进的途径。     

新型城市化建设中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的实践探索——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为视角

当前新型城市化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也是我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应运而生的课题.城市化就是城镇化,包括都市型居民点的镇和市.本文以新型城市化的含义为切入点,谈谈当前检察机关在构建新型城市化中应如何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无被害人犯罪”研究——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无被害人犯罪”是指没有具体的被害人,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一直都把“无被害人犯罪”视为规制和惩罚的对象。虽然从我国国情看,不宜贸然对“无被害人犯罪”实现全面的非犯罪化,但是从刑法谦抑性的视角出发,顺应国际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可以尝试对“无被害人犯罪”进行更加精细的分类,对其中危害性较小的“无被害人犯罪”可以实行非犯罪化。     

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应对——以“两高”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

2013年5月2日“两高”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对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应对，明确犯罪界限，强化司法认定都具有重要作用。从而贯彻了我国“重典”治理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确保了食品安全犯罪的效果。该《解释》是应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猛药但未必就能成为刑法应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