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贵州石门坎苗族信仰基督教原因浅析

100年前由柏格里引发的石门坎苗民短时间内大规模信仰基督教的史实,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     

基督教在海南苗族聚居区传播始末

明朝中期,随着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用,基督教开始传入海南岛,并从岛的东部和西北部逐步向黎苗族居住的五指山腹地延伸。基督教的传入对苗民的生活、社会与精神各方面均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基督教在黔西北苗彝地区传播的族群性基础

清朝末年基督教传入黔西北民族地区,对该地区少数民族尤其是苗族和彝族社会文化影响深刻。在此,分析探讨了基督教在该地区传播的族群性基础。     

近代基督教在西南彝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基督新教在不平等条约的帮助下强行深入中国内陆传教。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新教在川滇黔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展开活动。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对川滇黔三省彝族社会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彝族民众困苦的物质生活;促进彝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彝族近代知识分子的培养;促使彝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彝族的宗教观念、生活习俗、社会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     

基于互联网的基督教传播:以大学生为对象

本文以大学生为对象,考察了基于互联网的基督教传播的情况,发现境内外的教会组织、网络宣教士、网上基督徒、神棍和网络水军是网络基督教传播的主体,门户网站、社区论坛、博客空间、社交网络是网络基督教传播的基本形式,教义和文化、重大新闻资讯及评述、现实生活的感悟和指南、线下活动的信息和通告是网络基督教传播的主要内容。这样的传播,使宗教网络化的轨迹日益明显,对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出了挑战。     

试论自然环境对明清苗族经济模式的制约

苗族在适应西南山区特定的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山地农业为特征的经济模式。自然条件不仅制约苗族产业结构的发展,促成了各经济部门的特点,而且成为对外交流的障碍,对苗族经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苗族社会经济长期滞后,很大程度上与自然环境以及由此决定的生产条件的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     

明清之际民间宗教信仰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影响

明清之际基督教与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接触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的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与基督教的差异以及明清之际民间宗教信仰对基督教的同化、对抗与排斥,认为民间宗教信仰对基督教当时在华的传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二者的接触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命运。     

关于对矿区基督教问题的思考

目前，大同市矿区范围内有基督教活动点25个，主要分布在厂、矿、家属住宅区周围。据了解，矿区共有基督教徒5800名，职工的家属占一部分，另一部分是社会闲散人员。大同煤矿集团公司职工有196名，31％为退休职工。基督教在矿区有所发展是近十几年的事。从总；的情况看，基督教活动．是正常的。职工虽然人数不多，但职工家属与职工有着不可分的联系。     

贵州省苗族地区中小学民族文化课程开发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在对贵州省苗族地区中小学民族文化课程开发现状的个案调查基础上 ,发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课程开发停留在浅层面 ,学校课程尚未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主渠道 ,地方课程资源开发不力 ,致使学生对民族文化疏于了解。就此认为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民族文化课程的开发应从观念层、政策层面、支持系统及实践层面等方面进行 ,以推进民族文化课程的实施。     

多元文化中的苗族话语研究——用当代话语理论对苗文化的阐释

本文以世界话语为背景,运用当代话语理论阐述了苗族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观点：苗族文化是世界第三种经济文化类型;苗族文化是由一个文化母体演绎而成的复杂文化系统;苗族文化超越许多世代具有极大的历史穿透力。文章并根据这些观点分析了苗族文化的若干事象。     

中华基督教会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播研究

西南边疆是文化教育落后的地区,同时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和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鉴于这种状况,基督教会在这些地区大力推行和发展教会教育,以教育传播教义,发展教会势力。     

晚清广东闱姓述评

闱姓是晚清广东地区影响最广、危害最大的一种商业性赌博,历经了由缴费罚款到援案效尤,并最终走向公开弛禁的过程。随着闱姓的泛滥和广东财政的匮乏,闱姓的财政意义日渐凸显。它为广东和清廷筹集了上千万的财饷,海陆防饷、新政建设、偿还外债等各项经费赖其支持较大,对晚清广东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末巡警部创建的历史考察

20世纪初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进行了一场旨在维护其统治的"新政"改良运动,改革警政便是其内容之一,并于1905年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警务机关——巡警部,以指导全国的警政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警政近代化。     

论民族文化背后的晚清乡绅社会反教情绪及表现样态

晚清乡绅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变化的关头,他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困境,在民族心理上难以接受这种猝然而至并欲以主人地位取代民族文化的外来的异类文化。而仅凭过去的思想文化资源,他们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和出路。作为当时社会的精英,他们对现实的感受尤其敏锐和痛苦,而他们又是当时社会大众中儒家传统文化权威的具体象征,是当时民间话语权的表达者,所以,当西方基督教文化侵入中国内地,尤其是农村时,他们便责无旁贷地站出来代替大众表态。在传统面对挑战之际,他们很难心平气和地做出明智的选择,这种情感和民族心理习惯上的反抗趋势,呈现出合情却不合理的猜忌与恶感的样态,这是中国知识阶层走出传统模式的必由之路,只有经过这一盲目、自发阶段后,他们才能逐渐变化开放。     

清代贵州民族文化变迁的思考

清代贵州的民族文化变迁,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简到繁,由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最后到观念层面的过程。自然选择、政策影响、文化互动是促成这场深刻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清代贵州民族文化变迁的启示在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注意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平等性。     

论唐代税收体系和结构的发展变化

以德宗建中元年租庸调制的废弃和两税法的实行为分界,唐代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呈现出前后两个时期的鲜明特点。唐前期的租庸调制继承并总结了北魏隋朝以来的租调制,唐后期两税法和多种工商业税的推行则全面开启了征收资产税的法制化新里程。唐代国家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总体呈现出的由租庸调农业税为主向多元资产税并存的转化变动特点,对宋代以后的国家税收形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体现了唐代社会乃至中古封建社会的经济变动和社会发展。     

清代丽江木氏改土归流及行政管理变革

清初, 随着中央封建统治的进一步加强, 滇西北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丽江木氏已经走到了内不为土民所忍、外不为清政府所容的境地, 最终于清雍正元年 (1723 年) 以和平的方式被改土归流。改流后, 木氏苦心经营的统治秩序被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取代,纳西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多元化社会趋势进一步加强。     

从语言功能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合理性

语言功能和语言本身严格说来不能混同。人类在礼会生活中由于需要某种东西来协调和整合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构建一个有利于生存的和谐社会,才创制和发明了语言。是语言所应承载的功能决定其存在的合理性。虽然语言的表层功能多种多样,但都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体现民族精神的终极功能。每一种民族语言,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在其历史传承过程中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履行语言的功能以使本民族和民族之间的人们能和谐共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少数民族语言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所有的语言一样,是带有普遍性的特殊性,具有必然的合理性。     

清人图录中的仡佬族形象

文章对《职贡图》、《苗蛮图册》、《番苗画册》等典籍中的有关仡佬族记载进行分析 ,并就清代前期的仡佬族概况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