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根"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近来学界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其实并非对中国古代有否哲学的评判.很显然,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不乏其作为形上之道或"思想之思想"一类属于今天我们所谓"哲学"的内容,对这一点,学者在讨论中并未提出质疑.实质上,这一"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可以看作是对上世纪初中国哲学学科建立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方式的一次检讨和反思.     

“‘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合法性问题

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或价值,所以对此他们既没有兴趣,更无热情.我并不这样看.因为这样的讨论至少可以使我们深入探究"哲学"究竟为何物,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探讨些什么问题等等.     

"哲学在中国"与"中国底哲学"——试论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与定位

在建构中国哲学史的毕生努力中,早年的冯友兰所建构和确立的乃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的"在中国的哲学史"、是"哲学在中国",而晚年的冯友兰最终所建构和确立的却是注重人生反思与精神境界的"中国哲学的史"、是"中国底哲学".冯友兰以其建构中国哲学史的毕生努力告诉我们,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必须是、而且也只能是有着我们自己的民族特殊性的"中国底哲学".     

"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由来、实质及其对于相关讨论的期望

"合法性"的讨论,旨在完善"中国哲学"学科的方法与理念,而绝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耸人听闻地表述的,是旨在颠覆"中国哲学"学科.目前"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式,一方面使我们隔绝和远离了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也对典籍文化的原生态造成很大破坏.     

西方话语: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问题中的隐影

(一)一个人,被别人用武力逐出了故乡,离开了心爱的家园,流浪在异国他乡;多少年了,想回家乡,已不可能;却也没有找到新的故乡,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每逢佳节,枉然失落地看着别人享受着家的温馨,咀嚼着佳肴,大快朵颐,自己却只能流浪,悲何如之,伤何如之,痛何如之!     

从"合法性"的讨论到"中国哲学史学史"的构建

假如我们从日本人远藤隆吉1900年撰写的四卷本<支那哲学史>(汉译为<中国哲学史>)算起,"中国哲学"的历史已超过100年.假如我们从谢无量撰写的<中国哲学史>(1916年9月印刷)算起,"中国哲学"的历史已有将近90年.在这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外学人出版过数不清的"中国哲学史"专著,发表过数不清的"中国哲学史"论文,现在却突然出现一场"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讨论,且一时间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是很耐人寻味的.假如讨论的结果是"不合法",中外学者约一个世纪的辛劳,岂不成为"竹篮打水一场空"?!     

论中国非营利组织合法性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和资源保障。然而从总体来看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制仍比较严厉 ,我国非营利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 ,自身建设存在诸多问题 ,其职能也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这些导致了我国非营利组织面临较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制约了其进—步发展。我国非营利组织若要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必须要具备充分的合法性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也必将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非营利组织的政治性将逐步淡化 ,社会性逐步增强。     

“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政治合法性的两个支点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持久性、稳固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合理性认证。针对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特殊性,我们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全新执政课题,构筑起了我国政治合法性的两个支点,为实现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良性互动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     

“哲学动物”金岳霖

1926年,刚从欧洲游学归来,始任清华大学教授的金岳霖发表了他回国后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一一《唯物哲学与科学》。在这篇文章中金岳霖深情地写道“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纵观金岳霖的一生,他本人的确是一个“哲学动物”,而且是一个天真烂漫、特立独行的“哲学动物”。     

"三个代表":新世纪党执政合法性的生长点

合法性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政治管理的正当性的接纳和认可,是现代政治系统存续并维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三个代表”思想是党面向新世纪、新阶段维护党的权威,巩固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资源。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

当代中国哲学应吸收利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优良传统及合理的范畴与命题,克服中国传统哲学的固有弱点,从而使当代中国哲学成为一种既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又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成为中国当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从韦伯的合法性理论看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

西方近现代,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透过韦伯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将转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我们的重要选择。这对于丰富中国语境下政治合法性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优越性

从历史路径和比较研究中可以清晰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优越性,中国政治制度之所以有强大的合法性、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优越性,最深层的根源、最根本的支撑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     

中国政治发展与合法性资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极大地激发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在巩固执政合法性资源上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与意识形态一起,共同构筑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合法性双保险。进入90年代以后,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注重开拓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先后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迈进21世纪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新阶段,执政党和政府仍然需要进一步开拓和巩固执政合法性资源。只有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和民主政府的制度构建,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刍议"道学"与中国哲学有关概念的相互牵缠

"道"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对它的解释必然要和其他哲学范畴相联系,而它恰恰与这些范畴牵缠在一起,与道的概念纠缠不表,从而显得扑朔迷高,让人看不清其间的界限.因此,有必要对它与其他的概念加以厘清.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视阈下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构建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原有的优势的合法性资源面临新的挑战.为此,我们党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这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能被中国大众所认同、接受,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成为现实,这其中一定有历史渊源和内在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存在着契合点是很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探讨了二者间的六大理论契合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存在着一个有待认真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后，往往仍然只是被看作一种“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一种“中国的哲学”。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在中国产生影响、得到发展的外来哲学，而没有转化为一种中国人自己的哲学。今天人们经常谈论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是“中国的哲学”的一个有力证明。     

觉解西方"类"哲学理念的中国方式——从费尔巴哈哲学的"类"概念谈起

在费尔巴哈哲学中"类"指谓人的本性,体现人的"内在生活".费尔巴哈对"类"的思想规定导源于对宗教神学、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则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超越了黑格尔实体性思维逻辑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哲学立场,从人的生命活动入手赋予"类"以真实的历史内涵与人性逻辑,真正实现了类和人本性的内在统一.在哲学观的意义上,就"中西哲学"存在相互理解、彼此融通的具体人性根基而言,中国哲学的"仁"道恰恰是会通西方哲学"类"理论的思考视角和阐扬"类哲学"的思想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