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智自由贸易协定》

2005年11月18日,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和智利外长瓦尔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韩国釜山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简称《中智自由贸易协定》)。《中智自由贸易协定》是继《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之后中国对外签署的第二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根据协定,中智两国将从2006年7月1日起全面启动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进程,智利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中将有92%的产品被免除关税,而中国销往智利的近一半的产品也将实行零关税,占两国税目总数97%的产品将于10年内分阶段降为零关税。进…     

广西创新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建设路径研究

通常而言,商贸活动越繁荣,对高效、公平的争端解决服务的要求就越高。高效、公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除了能定分止争,还能规范国际商贸秩序并为国际商贸发展提供指引。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是广西加快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经贸新规则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既能满足争端解决的市场需求,也有助于广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发展相关产业,提升治理水平。比较而言,广西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仍面临机构、人才、竞争力等方面发展不足的挑战。广西可以重点聚焦涉及东盟跨境经贸和商业领域,从集成创新政策工具释放广西各类政策红利,依靠相关优惠政策吸引争端解决人才和机构集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创新发展RCEP争端解决服务机制,规划建设“争端解决服务”集中区,鼓励相关机构集聚和引导有序竞争等方面,推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和机构发展,面向东盟和RCEP,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     

《中日韩投资协定》的构建

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是国家间相互保护投资的主要法律途径。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一体化协定尤其是自由贸易协定在对贸易自由化问题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对投资等问题加以规定,形成了自由贸易协定投资规则与双边投资协定并存的局面。为了加速中日韩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国决定先行签署《中日韩投资协定》,作为未来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对《中日韩投资协定》构建的基本原则、具体条款的设计、与双边投资协定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可以对正在进行的中日韩三边投资协定谈判提供可行性建议。     

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探析

《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争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本文从阐述中国—东盟争端机制的特征入手,分析了该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提出了相关建议,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墨美自由贸易前景展望

1990年6月和11月,墨西哥总统萨利纳斯和美国总统布什互访,着重讨论了墨美间的自由贸易问题,双方原则同意仿照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的模式,缔结一项自由贸易协议,逐步全面消除贸易壁垒,最大限度地减少非关税壁垒,保护知识产权,确立解决争端的程序,改善和扩大两国间商品、劳务和投资的流动。这样,谈论了近10年的墨美自由贸易谈判终于提到了议事日程。它标志着两国之间本来就较密切的经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也是两国发展经济特别是美国谋求在西半球建立美洲自由贸易集团的重要步骤,将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新加坡何以展开双边自由贸易谈判

近年来 ,新加坡与多个国家与地区展开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并已与新西兰和日本等正式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进程中 ,新加坡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引起了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关注。一、新加坡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新加坡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始于 2 0世纪 90年代末。目前 ,新加坡已与新西兰、日本、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国家正式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并正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等国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此外 ,还拟与欧盟、中国的香港、台湾讨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 0 0 0年 11月 ,新…     

《中智自由贸易协定》评价

2005年11月18日,中国与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将对中智经贸合作和中国未来的经贸发展产生影响。本文以中智两国过去10多年中贸易的发展情况为基础,结合两国的贸易竞争力情况,对《中智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评价。该协定较为务实,但由于中智双方市场准入承诺的安排以及签署协定前贸易互补性强的实际情况,该协定对双边经贸关系产生的积极影响将逐渐发挥出来,而且动态的效应会大于静态的贸易创造效应。     

国际海洋法争端解决机制对钓鱼岛争端的影响

钓鱼岛争端并不仅仅在于岛屿本身的归属, 还涉及到在中日海域划界中的地位, 以及周围地区的资源开采等方面的问题。当海洋法争端升级时, 国家应先寻求政治手段缓和局 势, 同时积极研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置的争端解决机制, 采取行动, 以防止自己在公约的框 架内处于不利境地。所以, 分析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 总结各缔约国对该机制的态度, 以及国家 之间过去和现在解决不同类型的海洋法争端所用的方法, 会对我国解决钓鱼岛争端及进行海域 划界提供借鉴。     

《美墨加协定》的目标、原则和治理机制分析

《美墨加协定》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因为它很可能将深刻改变全球贸易规则。本文以世界贸易组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分析参照,基于文本和历史分析《美墨加协定》试图构建的国际贸易体系的目标、原则和治理机制。《美墨加协定》属于自由政府间主义一体化,很大程度上是对世界贸易组织倡导的功能主义一体化规则的根本性颠覆。目标方面,《美墨加协定》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缔约方的利益诉求,受缔约方影响而特别重视环境与劳工保护,强调市场经济规则的一体化。而世界贸易组织由于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为关注中心,导致上述两个目标在实践中被虚置。原则方面,《美墨加协定》框架下,对等原则成为缔约方遵循的基本谈判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的基石地位由此得到进一步强化,公平竞争原则也得到更大的重视。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使得这些原则被相对弱化和边缘化。治理机制方面,《美墨加协定》不像世界贸易组织那样涉及主权让渡,不建立超主权国家机构来行使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坚持契约自治,不寻求第三方提供争端解决方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机制下的南海争端解决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关于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实质上就是一个普通的仲裁条款,它在处理南海问题时面临着诸多局限。首先,《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是有限度的,第十五部分第一节和第三节为缔约国提供了可以规避强制机制的附加说明和选择性排除条款。其次,中菲南海争端显然是关于主权和海域划界的争端,明显超出了《公约》的管辖范围。仲裁庭对海上地物性质及"九段线"合法性的裁决会对中国的主张"未审先判"。再次,中菲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中国根据《公约》298条做出的排除性声明是否能够排除仲裁庭对南海争端的管辖权?仲裁庭对此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最后,在可受理性问题上,必要的第三方问题及诉由消失问题的存在也使得本案不可受理。     

中美证券发行制度比较研究

证券发行制度是一国资本市场的准入制度。由于中美经济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影响、证券市场结构和发展阶段的不同,中美证券发行制度存在较多差异。我国目前证券发行制度的完善应在强化自律组织的自主权,增加发行审阅过程的透明度,完善股票上市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上下功夫。在相关法律上明确规范证券发行等方面借鉴美国的经验,以促进我国证券业的发展。     

东北地区城镇体系发展的产业支撑体系培育

东北地区城镇体系与产业发展呈现出较强的适应与反馈的互动关联态势,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必将促进东北地区城镇空间结构载体功能强化以及城镇体系发展的外向化,并认为产业空间协调与城市群整合、产业体系重构与地域优化及产业升级与城市职能体系优化等是产业支撑东北地区城镇体系发展的重点。     

社会保障的东西方比较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西方 ,它的基本功能是国家从经济的角度对社会公民的生活提供安全性保护。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存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东亚国家经济发展和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是一个普遍现象 ,其中有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东亚不会发展起西方那种多功能的社会保障制度 ,适度福利和国民自保是这个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     

伪满洲国的街村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出于治安上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在地方基层实行保甲制度,通过组织反动保卫团、实行连坐制度等,疯狂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其所需经费以强征所谓的保甲费为支撑。1937年后,由于伪满洲国的主要任务向"国家建设"转变,对于基层地方,发布街制和村制,仿照日本基层的町村制度实行所谓的"地方自治",并制定了统一的街村财政税收制度。但是街村制度并没有脱离保甲制度的藩篱,也没有真正为中国东北基层地方带来自治的福音,不过是对中国东北基层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变形而已。     

东北亚能源安全与东北亚能源共同体探讨

尽管近年来东北亚各国签署了多项能源合作意向或者协定,有的甚至是政府间协定,但总的看来,执行情况并不尽人意,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为区内各方所接受的合作框架。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东北亚能源合作的现实基础,构建包含组织协调体系、信息咨询体系、投资融资体系、生产储运体系以及共同市场体系的能源共同体。     

思想·制度·工具——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一种分析框架

各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相关经验,可以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国家安全体系一般都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构成要素,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内外环境和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这些要素的演变历程、具体内容和实际作用可能大不相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最为庞大、完备且富于自身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指导思想、法律制度和保障工具三类要素构成。其指导思想是维护全球性主导地位,并带有绝对安全倾向;决策机制既遵循一套完整的跨部门分级流程,也涉及各种非正式决策模式;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系统完备;保障工具与手段多样有力,包括超强的军事能力与联盟体系、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情报体系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作为一个在冷战中形成的"安全化国家",美国的安全目标与手段、资源之间存在持续张力;空前庞大的国家安全体系也会受到内外条件的制约,经常陷入能力捉襟见肘、行为进退失据的境地;尽管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权力优势",美国同样面临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制度的文化特色——基于民主和法制的视角

执政文化是一套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赋予意义和秩序的思想、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是执政思想理论、法律制度和组织规范的凝聚。它是政党在执政实践中形成的，表现执政理念、意义、秩序和规律的文化成果，是推进执政系统运行、规范执政主体行为、引导政治共同体活动的指南。执政制度文化是执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政党通过推行法律、政策、     

The emergence of the Arab state system reconsidered

The literature on the Arab state system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rab League in 1945 heralded the birth of the system. The main argument of this article, however, is that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Arab system had crystallized in the mid-1930s and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Arab League only instutionalized the existing patterns. Although the emerging system was deeply penetrated by Britain and France, the intens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core Arab states indicated that they enjoyed considerable leeway which allowed them to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form an Arab system with its own patterns and features. In addition, it is argued that in spite of the artificiality of most of the Arab states, local nationalism (wataniyya) had become as strong as pan-Arabism (qawmiyya), and statehood had become a major attribute of the Arab system.     

谈俄罗斯联邦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罗斯联邦创立了作为司法制度组成部分的检察制度.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确认了一种独立于三权体系之外的特殊检察制度.苏联解体前后,尽管俄罗斯联邦检察制度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检察机关的部分权限发生了变化,但其检察制度的大部分内容依然保留了下来.在我国进行检察制度改革的今天,深入研究俄罗斯联邦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The East Asian “tribute system” from 1368 to 1841 comprised an enduring, stable, and hierarchic system, with China clearly the hegemon, in which cultural achievement was as important as economic or military prowess. Most significant is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Chinese tributary order was in fact a viable and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 system with military, cultur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that all intersected to create a very interesting and stable security system. Recently it has become fashionable in historical circles to question the viability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in part because scholar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ware of the realties behind Chinese rhetoric. However, more nuanced studies and new interpretations only serve to underscore the centrality of the system for its participant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re is a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generated by a common culture defined by a Confucian worldview—in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and the East Asian states and helps clarif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based on polarity and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based on culture.